总而言之就是，我大清什么也不缺，没兴趣和你们做买卖。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来看，乾隆确有骄傲的资本。按后世经济学家的推算，当时清朝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大概1/3。这是什么概念呢？今天的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是1/4，也就是说，仅从经济总量来看，当时清朝在全球的地位比今天的美国还高。而当时的英国虽然已经成为西方的第一大帝国，而且已经将中国的邻国印度纳入殖民版图，但从经济总量来看，乾隆时期的清朝大概7倍于当时的英国，也超过了当时的整个欧洲。
不过，乾隆盛世的巅峰，其实已经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的余晖。仅仅几十年之后，在工业革命滋养下成长的西方列强，很快就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的大门，外强中干的清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从巅峰时期的1/3下降至不到9%。
不过，封建帝制的落幕，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好运。民国以来，战火连连加之国民党的统治无能，使得中国经济实力继续萎缩，到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
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终于止住了持续萎缩的势头。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等事件，但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催动下，中国经济还是开始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从1952到1978年，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两倍，如果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来看，这大概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难得的一段经济增长期。到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回升到5%。
苏联的经济模式虽然短期内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也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仅知识界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本人也对此有深刻反思，认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重点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
以此为开端，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由于向地方政府放权并不等同于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放权，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的本质，加之“大跃进”也几乎同时拉开了序幕，中国的第一次经济改革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重新回归计划经济。
毛泽东逝世两年之后，中国再次开启了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尝试。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由此启航。
现在来看，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无数惊人的成就，但是重回历史现场，改革开放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改革开放并没有现成的蓝本可作参照，加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意识形态之争，改革开放在很长时间里仍是摸着石头过河。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是建立在《论十大关系》之上的，改革的重点也还是以下放权力为核心。不过，和1958年毛泽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同的是，当时的分权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而1978年的这一轮改革，主要是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表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负面效应也很快显现出来，由于当时仍处计划经济时代，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并不能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引发了很多矛盾。由于企业可以自己保留利润，政府的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和通胀水平双双上升。这一轮以国企放权让利的改革逐渐销声匿迹，改革开始重新寻找新的方向。
尽管政府主导的这一轮改革并不成功，但幸运的是，改革的活力还是在其他地方萌芽并且茁壮生长，农村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农民对包产到户的积极探索，让政府重新看到了农村经济复苏的希望。1980年，中央正式批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紧随其后，乡镇企业也开始蓬勃兴起，在国企改革陷入困境时，乡镇企业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也为日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埋下了种子。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很多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头几年的各种经验和教训之后，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首次确认了商品经济的地位。“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正式确认商品经济的地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座里程碑。邓小平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全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表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此后，中国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虽然仍有争论，但总体上仍是朝着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前进。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之初的活力主要在农村绽放，随着思想解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对改革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改革的活力开始在更大范围内释放出来。经济特区的建立，使得中国经济重新打开国门，热情拥抱外国资本，而在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使得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带来了深刻改变。
放在历史的坐标下，引入外资和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在封闭了数百年之后，开始重新打开国门拥抱世界。从古代历史来看，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其实一直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度，和外界保持着积极正面的交往，汉朝时期就开辟了“丝绸之路”，和中亚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唐朝之后，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海上，宋元时期也继续延续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广州、厦门、泉州等著名港口城市的兴起，就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最好的例证。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海上力量的巅峰，但也就此成为绝唱，明朝的统治者开始推行海禁，对于海外贸易毫无兴趣，重新回归到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中国海上力量的主动收缩，也为后来欧洲国家的海上探险留出了广阔的舞台，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海上霸主相继崛起，最终在19世纪来到中国海岸，轰开了清朝的大门。
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闭关锁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而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到201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从总量上看，中国的GDP实现了34倍的增长，占全球经济的比例跃升至1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从巅峰跌入谷底，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从孙中山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到《十九大报告》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复兴之梦贯穿了中华民族100多年的历史。在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复兴之梦。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曾经在1000多年的历史里保持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如果将恢复全球头号经济体视为民族复兴的重要部分，今天的中国离这一梦想已经并不遥远。2017年中国的GDP大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9万亿美元，假设中国的GDP增速比美国每年高出3%，大约1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可以超过美国，这个时间点大致对应着2032年，假设中国的GDP增速比美国每年高出2%，大约需要23年，这个时间点大致对应着2040年。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未来20年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将很有可能重新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一刻。《十九大报告》其实也暗含了这样的愿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不过，经济总量重回全球第一，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复兴之路。经济总量只是意味着国强，在我国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之上，国强并不完全意味着民富，只有国强民富两大目标双双实现，才算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高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的排名并不乐观，去年的人均GDP将近9000美元，虽然已经跻身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但在全球排名只在70位左右，远远不能和中国经济总量的地位相匹配，也不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相比。
今天我们谈论中华民族的复兴，总是难免会提及历史上曾经的中华盛世。如果从人均GDP这个指标来看，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在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西欧的人均GDP高于中国，当时大概对应着汉朝。但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中国的人均GDP长期领先于西欧，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如果将人均GDP理解为民富的指标，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也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富足的人民，而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只能勉强跻身全球中上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复兴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实现国强只能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只有实现民富才是真正全面复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强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有国强而没有民富，国强的地位也很难长期维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清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国强民不富的时代，而这种国强民不富的结构导致清朝只是外强中干，对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毫无还手之力。
18世纪末的乾隆时期，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盛世”，虽然当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高达1/3，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占全球比重的巅峰，但从人均GDP来看，当时的中国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欧，甚至已经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当年马戛尔尼访华时的副使曾有记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和同时期的欧洲列强相比，欧洲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还处在相当封闭的农耕时代，不仅人民富足程度不及欧洲，经济质量也远不及西欧诸强，看上去强大的大清帝国，只不过是外强中干。
当时大清帝国的貌似繁荣，也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和迷惑了西方列强，英国国王派出马戛尔尼访华时，主要目的是为东印度公司开拓贸易市场。当西方列强远渡重洋轰开中国国门之后，其实远远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贸易红利，当时的中国除了广州之外，对外贸易的程度相当有限，到19世纪末，中国的进出口规模还停留在相当有限的水平上。也正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脆弱，从乾隆盛世到大清灭亡，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3迅速瓦解到不到9%。
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民族复兴事业，对于国强民不富的表面盛世显然已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十九大报告》安排了两个15年的奋斗目标，来实现中国经济从国强到民富的复兴路径：“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阶段的任务如果完成，中国将大概率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将完成国强的目标。不过，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并没有仅满足于此，在实现国强之后，《十九大报告》还有更高的目标。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第二阶段的目标能够实现，中国的人均GDP将跻身世界前列，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国强到民富的目标，唯有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方可算得上真正成功。
不过，所有这些美好蓝图，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世界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同时也展现出另外一幅残酷的画面——能够长时间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国家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就难以为继，在很长时间里止步不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世界银行曾经对1960到2008年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做过研究，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到了2008年进入高收入的只有十几个国家，包括日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始终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无法继续向上突破，尤其是很多拉美国家更是频繁陷入动荡之中。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就可以算得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实现1.2万美元，就算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之列。我国人均GDP在2010年超过4000美元，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去年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也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残酷考验。
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经济来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十字路口，过去40年的高速积累，为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几乎已经是触手可及。但与此同时，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又是风险重重的时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距离民族复兴之路越来越远。
回首过去的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次尝试，国企放权让利的改革就以失败告终，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压力，90年代初的中央财政危机，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职工下岗潮，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幸运的是，一切困难都没有阻止中国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成功穿越无数的惊涛骇浪，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未来30年，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的关键时刻，即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比过去40年只多不少。对外，中国已经成长为藏不住的大象，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成长空间越来越小；对内，在经过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过去不合理的发展模式积累下来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可以利用的红利越来越少。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后阶段，如何避免功亏一篑，还需要这一代中国人表现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将改革开放推向更高的层次。
（参考资料：《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