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 民营企业有“希望”
1982年，我们一家四兄弟都大学毕业了。大哥在电子厂做工程师，二哥在县教育局工作，三哥在县里当农业技术员，我在大学当老师。看似安稳，但我们都不甘心，总想做点事。因为父母是1949年后第一批国家基层干部，父亲曾官至县团级，能订阅《参考消息》。我们经常看这些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看看窗外的天空是怎样的，有很大的兴趣和志向。
无线电技术刚刚兴起，我们四兄弟就成了发烧友，学会了手动组装矿石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甚至电视机。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装一个电视机需要32根电子管，一根电子管有一个矿泉水瓶那么大。我们自己研究线路、购买器材、安装调试，最后看到电视机呈像、听见声音，简直激动得不得了。这可能是那个年代成都第一台私人组装的电视机。
当时在我任教大学的宿舍里，摆满了各种音响，全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让我装的，装一个收他们两三块钱，类似于现在的卡拉OK，我一共装了十几台。四兄弟把音响抬到大街上卖，看的人很多，最后连百货公司的人都跑过来问：“多少钱？卖给我们算了。”
有人提议，我们可以办厂卖。我当时没敢想，办厂一要人工，二要场地，三要资金，这些都没有。有一天，三哥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当知青下乡的生产队有很多小伙子在家待业，那有仓库可作厂房，还有草绳机，可卖了作启动资金。我们就兴冲冲地找到生产队长，队长一听就答应了。我们算过一笔账，装一台音响的成本大概是五六块钱，每台能卖到十几块钱，利润生产队拿大头，我们拿小头。我们和公社书记说这个事，他一听说要分钱，桌子一拍就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行！”
我们当时连名字都想好了，叫新艺电子厂，灵感来自爱迪生的GE（通用电气）。但书记一发话，第一次创业就夭折了。那是1980年，气氛还不是很成熟。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真做起来了，1984年中央开会讨论的，或许就不是动不动“傻子瓜子”，而是动不动刘家兄弟了。
第一次创业的想法被毙了，我们很不甘心，之后天天关注新闻报道。我一个人订阅的报纸量，和整个学校一样多，弄得收发室的阿姨开玩笑说：“你应该付给我工资。”1982年，通过媒体我们了解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逐渐推广了，我们就想着不妨在农村试一下去做农业。
三哥是农学院毕业，有技术，也有场地。但经过上次的失败，我们有了经验，四兄弟这次直接找到县委书记，说现在国家政策允许，想到农村去做专业户。书记想了很久，说：“好，农村专业户缺乏科学技术，需要有技术的人，到农村去是好事，符合党的政策，我支持。”但书记提了一个条件，我们每年必须带动10个专业户，让他们富裕起来。
最早种蔬菜、养鸡，然后是养鹌鹑。鹌鹑每天下蛋，周期快，价钱也更高。我们在川西一带养得很火爆，养鹌鹑、卖鹌鹑饲料，带动当地养了千万只鹌鹑，是规模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即使如此，鹌鹑还是小众，猪肉才是大众商品。养猪需要饲料，所以后来转战到饲料市场，四兄弟一起研发猪饲料卖。四人各司其职，我负责市场采购和营销。
我算得上是刷墙广告的鼻祖。中国最早的农村墙头广告、电线杆广告等，都是来自“希望饲料”。“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80年代末的川西农村，家家户户的墙上都刷上了这句广告，宣传效果非常好。我当过教师，会刻蜡纸，每到过年都刻上有“希望”标识的门神、对联送给农户。蜡纸看着红火，农民朋友特别高兴，一直问：“要钱吗？”我就说：“不要不要，送你们的。”这就是我们早期的市场营销，由此慢慢做大起来。
到1991年，希望公司的规模达到千万，全国却出现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就有人说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办事变得困难：招人人不来，买东西人家不卖。“是不是国家不允许私人办企业了？”我们一度感觉社会又要大变，连母亲都劝我们放弃。想了好久，最后找到县委书记，提出干脆把工厂交给国家，“当个工厂管理者算了”。县委书记听了后，又沉思良久，说：“你们当初去农村做专业户我是支持的。目前我并未接到通知说要没收资产，但既然现在社会上确实有声音，你们就悄悄做吧，不要宣传了，就夹着尾巴做。”
（李伟 摄）1992年，突然有一天，《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邓小平南巡纪实《东方风来满眼春》。我看了非常激动，立马叫二哥来看。那篇文章太重要了，让我们知道国家进入新格局，春天就要来了。此后10年，我们开始大规模地踏出家门和国门，在全国各地收购、建厂，一度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1995年，市场经济刚确立不久，国家工商总局做了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全国私营企业排名，希望集团排名第一。
在1993年前，希望公司还只是饲料公司，不是集团——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集团化的企业，但我们在全国扩张，没有集团化体系，管理很难，所以找到县工商局提出成立集团的申请。县里一听吓到了，说要请示市里；市里说这事太大，要请示省里；省里直接请示北京。我到北京跑了十几趟国家工商总局，领导说：“这是大事，会认真研究，正在看国外案例。”半年后，领导打电话说，国家研究决定，希望饲料符合成立集团的条件，可去地方申请，已打好招呼。这样，我们才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企业集团公司。
之所以动“集团”的念头，也是注意到海外有很多集团公司，他们走规模化、集团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之路。1991年前后，我们在中国饲料市场已做出很大成绩，算是最好的。一家美国知名的跨国饲料企业就找到我，说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想要跟我们合作。我问怎么合作，对方说换股。什么叫换股？我当时一点概念都没有，对方就继续解释并邀请我去美国参观。
在美国，我看到了美国的大农业、高速公路、超市……甚至是商场的扶梯，都让我惊讶，因为当时中国还什么都没有。那是一个冬天，对方董事长邀我去他家做客，他家别墅的游泳池，冬天可将水温加热，人能在室外游泳。我当时太诧异了，原来我们的差距有这么大，心里很不是滋味。对方说，将派会计和律师谈合作，会提供三年的财务报表和资产评估，希望我们也能给他们。我一听就傻眼了，什么是财务报表？中国那时也没什么会计和律师事务所，我们的财务制度、公司制度都很不完善。我心里很明白，合作肯定黄了。
回国后，我就暗下决心，要规范企业，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尽可能像这家公司一样现代化、规模化、国际化。1993年，我们从成都走出来，在全国各地兼并收购了近20家工厂。1995年，为完善治理结构，理顺产权，四兄弟分家调整。大哥热爱电子科技，去做电子科技行业；三哥学农，继续深耕农村做种植业；二哥和我留在饲料业。
那几年，民营企业逐渐被认可。1993年我当选全国政协委员，那年约有23个民营企业家当选，是改革开放后首批。“两会”上，我做了一个大会发言，叫《私营企业有希望》。有领导说，讲私营企业是不是太敏感，我说这是我的感触和体会，私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参与者，一样能成为国家的建设者。他说要再请示一下，最后高层领导通过了。我没想到，标题刚念出口，台下就爆发出热烈掌声。最后效果很好，新闻中心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中外媒体联合采访。
还是1993年，我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其成立以来首位民营企业家副主席。工商联是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桥梁，我在任10年间，工商联组织了多次全国民企的调研。这些调研发现，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同时很难参与一些行业。最重要的是，他们融资非常困难，在成长发展阶段得不到资金支持，国有银行不给他们贷款，而另一方面有些国有银行坏债率极高，达20%，按照国际标准早该破产了。
我们就想，可否在银行领域做个试验，由工商联牵头，是会员单位的民企出资，办一个民营的全国性商业银行。1993年“两会”期间，我联合40多家民企提出提案，第二年经叔平先生以工商联名义给时任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写信。朱镕基很快回复：“请人民银行予以考虑。”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大家听说这想法都很高兴，报名就报了100多位、资金100多亿元，结果到交钱时，好不容易才凑了13.8亿元。那时民企普遍比较小，拿得出钱、又符合条件的少之又少。有人说，是不是再找些企业？我说，既然没人规定注册资金一定要达到多少，不妨从小做起，就此求得发展。今天的民生银行，资产规模已有近6万亿元，年化税后利润约500亿元。民生银行的实践证明，只要政策允许，通过规范运作，很多事情民企是可以做到的。
1982年，我们创业时还没有民营企业这一说法，个体工商户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当年就有人说我“好好的教师不当，为什么去不务正业？”改革开放40年，我们企业36年，体会很深。
最高兴的还是源于改革开放，今天民营企业用近40%的资源，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可以说，40年间，民营企业成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手记
（孙恕 摄/新华社供图）2013年12月2日,刘氏四兄弟刘永好、刘永行、刘永美和刘永言（从左至右）在四川，“希望饲料”可谓耳熟能详。记忆中的川西农村、四川电视台、电线杆广告里，有它的频繁印记。甚至，就连今日的四川火锅中，被木签穿成一串的鹌鹑蛋吃法，都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刘氏兄弟的灵感。有市场营销学教材曾分析，在改革开放起步的年代，“希望”的品牌名称呼应了人们当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也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
“希望”之后，是“新希望”。对刘永好的采访，被放在新希望集团的北京办公室。他皮肤黝黑，轮廓分明，看着比实际年龄67岁要年轻许多，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不禁让人想起刘父当年为刘氏四兄弟起名时的期望：“言行美好”。
说到投入时，刘永好会闭上双眼，沉浸在40年来的回忆中。长达36年的创业历程，让刘永好成为了解40年来民营企业家概况的最好样本：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当过知青，走过“文革”，在改革开放后下海创业……近70年的社会变迁，他是见证者乃至参与者。
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中，刘永好是为数不多的硕果尚佳者。当年与他同为政协委员的诸位民营企业家中，还在参加“两会”，甚至在商界沉浮的人已屈指可数。多数人或急流勇退，或被时代抛下，他却平稳地迈过了民企原罪般的几个大坎儿：创业、政商关系、企业传承、创新发展等。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评价他，“至今几乎没有大的战略失误”。
他从养殖起家，后转战饲料领域，击败改革开放后一度占领中国市场的泰国正大集团，借市场经济东风开启跨越式发展，创下了1949年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诸多“第一”：第一个企业集团、第一个民营企业家出身的工商联副主席、1994年《福布斯》首次公布中国富豪排行榜时名列第一等等。除了以农牧业为主导的“新希望”连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前茅外，刘永好还将眼光投向地产、化工、金融投资等领域。
他坚持“快半步”的企业经营哲学，“永远快半步，半步刚刚好，快多了容易踩虚”。刘永好说，中国市场变幻莫测，因而民营企业的现代化、规模化是必经之途。刘氏兄弟分家后，他开始涉足多元领域，同时力求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即使是成功接班的女儿刘畅，其过渡期也长达数年，为此还聘请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担任总裁。
厉以宁还曾评价他，“从没有被财富所扭曲，这更加难能可贵”。他说，这得益于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也与国运紧紧绑在一起。“文革”期间，刘父被划为走资派，家里经济陷入窘境。“那时我最喜欢下大雨刮大风。”刘永好回忆，这意味着他可以捡到很多树枝和树干拿去卖，补贴家用。即使事业有成后，他也严格要求后辈绝不炫富。一家人出游，儿女要全权负责行李、交通、食宿，“我们坐头等舱，他们一定坐经济舱”。
20岁前，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自己的鞋子。曾经，他有机会作为红卫兵来北京接受检阅，家人在废品店买的废胶鞋被踩坏了，他打赤脚不能被检阅，最后想办法打着绷带接受检阅。家里给他凑了十几块钱，他想到的是拿着钱、赤着脚去王府井买组装收音机用的电子配件。
他将36年的经营体会总结为12个字：“埋头拉车、抬头看路、仰头看天”。埋头拉车，即做好老本行，力求在产品等方面做到极致；抬头看路，随时观察市场有何变化，哪些行业和格局在变；仰头看天，时而看看“天气”怎么样，如“一带一路”等政策环境和国际格局影响，“是太阳高照还是阴雨绵绵”。
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天气”。刘永好及其企业的经历说明，虽曾有过微风细雨，但1978年后，中国的天空开始放晴了，“至少没鞋穿的问题不会再有了”。 （黄子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