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导演王翀一直听说这个戏好,但他当初年纪小,遗憾地错过了那一轮演出。出于好奇,他看了三遍当初的录像,一边看一边哭,“不是因为他们,全是因为自己”。“导演带我们站在空中俯瞰众生,用悲悯之心俯瞰自己。我发现,三姊妹每个人都是我演的,弗拉基米尔是我,埃斯特拉冈也是我。”
林兆华在心里也念着这个旧作,很少复排的他想看看今天的观众能否接受这部当年的先锋之作。20年后的9月19日至9月24日,《三姐妹·等待戈多》终于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张若昀和黄璐两位明星加盟,在保利剧院完成第二轮的演出。此前,《三姐妹·等待戈多》已在全国44个城市巡演60场,至此,这部剧又要封箱了。
“一个重返北上广的故事”
1998年,病榻上的林兆华在等待病愈的煎熬中突发奇想,把契诃夫与贝克特这两位戏剧大师的代表作《三姐妹》与《等待戈多》做一个后现代的拼贴,直接超越了情节剧。
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是名门之后,她们住在一个远离莫斯科的外省小城,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三姐妹每日都满怀忧伤地眺望故乡莫斯科,梦想着有一天能到莫斯科去。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部荒诞派戏剧的扛鼎之作,讲述的是两个流浪汉经年累月地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的到来,在等待中百无聊赖打发着时间。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何等待,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要等到何时。
林兆华的《三姐妹·等待戈多》提炼出两部戏关于“等待”的主题。《三姐妹》是“对于美好明天的等待”,《等待戈多》里是等待那个“明天会来”的戈多。
濮存昕曾说过,《三姐妹·等待戈多》是“林兆华的一次大胆而冒险的舞台创造,他要考验自己,考验我们演员,当然也是考验观众”。濮存昕在剧中的两个角色“弗拉季米尔”和“韦尔希宁”对演员而言极具挑战性,不仅台词量是全剧演员中最多的,而且两个角色反差极大。弗拉季米尔是一个轻松幽默,时而深沉的流浪汉,而韦尔希宁则是陷入生活泥淖的苦闷的中年男子。此次张若昀扮演的正是濮存昕当年的角色。
黄璐在剧中出演二姐玛莎,十八岁就结婚了,却发现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与张若昀演的韦尔希宁有一段对手戏。
剧中,玛莎自由地表达出对现在这种无聊生活的厌恶。她的丈夫叫她回家,她也不想回家,然后就遇到了韦尔希宁。“韦尔希宁这个角色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渣男,他跟玛莎调情。玛莎死水一样的生活,因为韦尔希宁的出现才有了一丝转机。当玛莎丈夫叫她时,韦尔希宁立马转身走了,到最后他也是离开了玛莎。玛莎更加绝望了。”黄璐觉得玛莎说出了很多当今女性的困境,与张若昀在排戏的时候,她想的都是怎么能把眼泪忍住,别流下来。
在易立明设计的舞台上,三姐妹的“家”是一座水中央的孤岛。三姐妹住在孤岛上,演员以雕塑般静态的表演,让人感受等待的煎熬;而孤岛之外的树下,两个流浪汉插科打诨,嬉戏作乐,生命的荒诞被无限放大。
就这样,两部戏剧的主人公,生活在各自的剧情里,但又在无差别的时间中,在“等待”这个永恒的主题之下,当有台词交错时,才出现如电光火石般的化学反应:当《三姐妹》中的小妹伊莉娜高声呼喊着“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吧!”,《等待戈多》里的弗拉季米尔立马接茬:“别再说空话浪费时间啦!趁这个机会做点什么吧!”
岛上的人很容易出来,岛外的人很容易进去。他们遥遥相望,又互为镜像,照出了现代人最容易陷入的万劫不复。他们都是梦想家,满怀希望地在等待、等待,却没有任何行动力。林兆华说,《三姐妹·等待戈多》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无望中的希望”。
在青年戏剧导演陈然看来,其中《三姐妹》就是一个重返北上广的故事。三姐妹小时候在莫斯科居住,见惯了大城市的繁华,后来跟随父亲工作调动才去了边远的小地方,在那里,她们无法过上想象中那种诗意的生活,一切都是平凡而乏味的,她们没有一天不想着结束眼前的苟且,重新回到莫斯科去。但她们终究没有行动。
黄璐饰演二姐玛莎(塔苏摄影)
林兆华在给张若昀说戏击中新一代观众
这次复排,82岁的林兆华多次出现在各种活动上。采访中,向来耿直的他对黄璐和张若昀两个明星也不乏溢美之词:“当代观众能坐下来看,我就谢天谢地了。看到他们的表演就可以了。”
有观众问起林兆华的另一部剧《窝头会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作品之一。当年第一轮演出后,《窝头会馆》就刷新了人艺新的票房纪录,36场总票房超过1000万元,个别单场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茶馆》。首演至今,但凡演出,仍然一票难求。但提起这个剧,林兆华一脸不耐烦:“那有什么好说的?命题作文。那不叫创作,那是任务。戏剧永远是自己心灵的。我想演什么戏,我想排什么戏,我怎么去排,我怎么去演,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个,没有戏剧。”
林兆华对《三姐妹·等待戈多》情有独钟,然而当初在剧目立项阶段就碰了壁。他原计划是在自己的单位人艺制作这部戏,结果领导回复,“单独排《三姐妹》同意,单独排《等待戈多》也同意,但是你要把它们合在一起,那不行”。他出去拉投资,结果在戏排练前的几天,原先签约投资的公司没能履约,是林兆华和舞台设计易立明两人自己掏钱和借钱坚持排,这台戏。
这部戏上演后旋即遭遇票房“滑铁卢”,许多观众都说“看不懂”、“沉闷”,质疑:“这是话剧吗?”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在98年版中饰演“中间人”他的位置是舞台左侧台口一个四米铁架高台上,最后一场时,他看着身后有一大片空着的观众席,心里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眼,还有是“戈多”里的一句话:“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着的人。”
那年富康汽车刚出不久,一辆18万。林兆华后来就总念叨,为这一部戏,他和易立明,一人赔了一辆富康。
不过让林兆华欣慰的是《三姐妹·等待戈多》的支持者同样为数不少,其中不乏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当年《读书》的主编汪晖以“话剧《三姊妹·等待戈多》笔谈”为名策划了一期专题,还为这部戏举办了座谈会。
余华也是这个剧的拥趸之一。观看演出后,他撰文盛赞林兆华,“将契诃夫忧郁的优美与贝克特悲哀的粗俗安置在同一个舞台和同一个时间里,令人惊讶,又使人欣喜”。他认为《三姊妹·等待戈多》是林兆华对极致的风格的追求。“一九○一年的《三姐妹》和一九五一年的《等待戈多》可能是极致的风格,而在一九九八年,契诃夫和贝克特已经无须以此为生了。或者说,极致的风格只能借用时代的目光才能看到。在历史眼中,契诃夫和贝克特的叛逆显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他们展示了情感的延续和思想的发展。林兆华的《三妹妹·等待戈多》在今天可能是极致的风格,当然也只能在今天。”
20年后,显然有更多的观众接受了林兆华这种极致的风格。90后剧评人奚牧凉很喜欢《三姐妹·等待戈多》,在北大上学时,他就曾在社团排练该剧。他觉得《三姐妹·等待戈多》找到了一把打开契诃夫、贝克特乃至戏剧长路尽头的钥匙,“而那把钥匙能让我们从现实的琐碎中坠入内心的深渊,在那里,看到我们的灵魂——永远在无谓而执着等待的灵魂”。
一个张若昀的粉丝此前从没看过话剧,为了偶像买了三场票,但她真的看进去了。第一刷的时候,她光顾着看张若昀,没太看懂,只觉得很丧:“既然那么想去莫斯科,为什么不去呢?是拖延症?”三刷时,她突然觉得很理解她们了:“生活哪里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莫斯科这个词更像是希望、理想的代名词,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总有这样那样的‘莫斯科’,吸引着我们前往,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魄力有勇气真的就这么扔下手边的烂摊子,追寻他们的莫斯科。我们总是被现实磨平棱角,被迫妥协,活着活着就活成了当初自己讨厌的样子。”
剧中的很多人物都让她心有戚戚然,比如三姐妹的哥哥安德烈,本来是要做大学教授,做学者的,后来却满足于在自治会做个小小的委员。“仔细想想,这不就是生活么?渴望与等待是贯穿一生的,幸福往往不像童话故事里说的那样出现在最后,而是永远在昨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