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摄影师穆埃：我是如何拍摄总理默克尔的
安德里亚斯·穆埃
《勃兰登堡门前的科尔》
《默克尔在树下》在一张静谧的田园风景照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侧身站在一旁的大树下，头微微向后扭，观众无法看见她的表情和目光。
拍下这张照片的是安德里亚斯·穆埃，德国最重要的当代摄影艺术家之一。“那是2008年拍的，那天天气很好，默克尔的心情也很好，很享受那一刻。”他拍摄过大量默克尔的照片，包括她的办公室和她的居所，因此德国有一些媒体将穆埃称为“默克尔的御用摄影师”。
为了摆脱这个标签，他后来拍了一组照片，叫“一次德国旅行”。照片中，一个看似默克尔的女性坐在车内，转过头，背对着镜头，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
照片一经发表，德国媒体和摄影圈立刻哗然——在德国，大家都知道默克尔是不接受在汽车内部拍摄她的，据说是因为默克尔觉得这里是自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唯一的私人空间，甚至连保镖都只能坐在别的车里——那别的媒体就投诉了：为什么穆埃可以这么拍，我们不可以？
最后默克尔办公室只好发了一个声明：坐在车里的不是默克尔本人。
是谁呢？穆埃终于出来说话了：那是我妈。他让自己的母亲戴上假发，穿上默克尔风格的衣服，假扮默克尔，拍了这组照片。
9月11日，安德里亚斯·穆埃在中国的首个个展在北京红砖美术馆展出。策展人瓦尔特·斯迈林说：“穆埃这次展出的65件作品讲述了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故事，从文化身份、政治历史及当前社会现实出发，艺术家细致入微地洞察了德国的过去和现在。”
名人不再是照片的中心
“我不是某个国家的总理，希望从默克尔这里得到什么东西，不是她的粉丝，也不想成为她的朋友，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拍一张好的照片。”穆埃说，“她知道我不会希望从她这里得到任何其他东西，所以她会对我比较信任，也会比较放松地表现自己。”
他拍摄了默克尔的肖像，也拍摄了她的办公室和私人别墅。默克尔的办公室是由上一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设计的，办公桌后那面墙上挂的那幅画是二战后第一位西德总理的作品。穆埃介绍说，实际上默克尔本人从来都不会坐在照片上那张办公室中心的桌子前面办公，默克尔每天工作的地方是镜头背后的一套很小的桌椅，“她每天就好像一边看着之前的两位总理一边工作似的”。他也拍摄了默克尔的居所，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房子一样。
因为让妈妈戴上假发假扮了默克尔，所以后来穆埃再拍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肖像时，媒体又开始猜：那是不是假的科尔？
但事实证明，那就是真的科尔。坐在轮椅上的前国家领导人面对着勃兰登堡门，只把自己的背影留给观众。穆埃喜欢将这些上层人士置于一个更大的场景内，留下他们的侧面或者背面。这些人通常情况下会采取“不许拍照”的立场，但一旦接受拍摄又“必须被人认出”。而穆埃却偏偏不拍摄他们的脸，只是让他们成为自己所构建的故事的其中一角，而非全部。
比如他拍摄德国媒体大亨弗雷迪·施普林格（Friede Springer），后者与不同国家的王妃、公主或王子一起合影，你能看到环境的低调奢华，但摄影师却只是让主角背对着观众，看着漆黑一片的窗外。这种姿态和视角或许可以引出一种阐释：上层人士高高在上地看着下面，而下面的老百姓对他们则一无所知。
穆埃拍摄过很多名流政要，比如老布什、意大利驻德大使Antonio Puri Purini等等，他也关注欧洲移民问题。他经常将人物放置在一个很小的部分，让环境本身成为主角，似乎是在暗示：与其关注个体，不如思考环境（或“语境”）。穆埃说：“首先自然的风景，它的体积原本就比人大，但是我想做的是将人放在一个环境之中彰显出来，或者说在展览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光，有更多的场景，但是更多的是表现人们在地球之上这个环境之中的生存状态。”
摆拍纳粹
穆埃1979年生于德国南部的卡尔·马克思城（Bezirk Karl-Max-Stadt）。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之前，卡尔·马克思城属于东德，之后被改回原来的名字：开姆尼茨（Chemnitz），其城市格言是“有头脑的城市”。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穆埃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我在东德上小学一直上到四年级，课堂上被教了很多的政治正确的理念，等东西德合并之后却被宣布这一切都是错误 的。”
从那时起，德国的历史进入了他的生活。2004年，穆埃开始研究和拍摄一系列跟东西德历史、政治尤其是纳粹时期的历史相关的作品。
他在吕根岛（Rügen）上以纳粹规划的庞大旅游设施而闻名的普洛拉（Prora）度假村拍摄了时尚照片。在拍摄“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系列时，艺术家在四年时间中数次访问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希特勒的私人别墅“鹰巢”，并研究了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沃尔特·弗伦茨（Walter Frentz）在萨尔斯堡拍摄的数千张照片，从其图像中
提取关于权力和奴性的纳粹军官姿态，以“纳粹化”的风景和聚光方式为线索，拍摄置于风景中或聚光灯下的着军装或裸体的纳粹军官及物品。
穆埃还让模特重新模拟了那些纳粹军官的姿势，在强烈的聚光灯下，他们就像是蜡人——作为“拷贝”，他们有其“原型”。比如有一张是模仿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当时这个场景是邓尼茨正在接受他作为海军元帅的头衔，但是在穆埃的照片里，看不到旁边的人群，也看不到希特勒，只能看到的是身后有一个黑影。邓尼茨的这个姿势在当时肯定是效忠的姿势，但是现在看来像是在“谢罪”。
还有一些姿势和动作，被放置到更为广阔的风景里，意为他们曾经隶属于一个庞大的统治机器，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如今，历史的云烟被剥离，只留下似乎亘古不变的高山、峡谷和森林，他们孤身一人，在大自然里成为一个难以被抹去的黑影。
《1994年的贝格霍夫阳台》这个作品也是在鹰巢拍摄的，但是照片中只有普通的德国家庭的桌椅，一个人也没有。“这确实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德国家庭的场景，比如说一个周日的下午他可能去拜访他的母亲，然后一起喝点儿咖啡、吃点儿蛋糕等等。就像希特勒私人摄影师沃尔特·弗伦茨的一些作品，当时在纳粹德国时期，他也会邀请一些士兵在上萨尔茨堡的山水之间迎着阳光去拍摄一些照片。”穆埃说，“实际上弗伦茨所有的作品都是摆拍，可以说摆成什么样子是无所谓的，无论是周围的环境、风景还是人物，看上去是这样一种看似非常放松，很亲密的周日下午的感觉，但彰显的仍然是希特勒那个病态、放大、狂傲的自我。”
几年后，穆埃又在1936年奥运村的游泳池拍摄了照片。这里与“鹰巢”均为前东德的军事禁区。在1936年奥运村游泳池的跳台上，他让一个裸露上身的男人做出像运动员一样完美的姿势，脚下是已经干涸的游泳池。就像希特勒御用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的影片一样，里面所有的场景都非常漂亮，男士都非常英俊，那些长得不好的将军最好站到后面去。
“事实上那些希特勒周围的军官长得都很胖，大肚皮、啤酒肚，并没有那么美，但是那些电影里给我们看的都是很完美的将军。”穆埃说。
穆埃还拍过一组平淡无奇的房子，但如果你知道这些房子曾经是东德国家领导人的别墅和居所，可能你的感觉会大不一样。穆埃拍摄这组作品，同样也是表现出他对东西德历史的兴趣：由于禁止入内，因此普通民众以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住的都是皇宫一样豪华的房子，结果东西德合并后，大家才惊讶地发现，这些所谓的领导别墅，就是普通的房子。
这些照片其实说不上“美”，但不断地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吸引观众向那段复杂的历史前行，解开那段历史密码。
《未知43之一》
《运动》
《自拍之一》
《跳水运动员之一》
最不政治的一代
作为一个当代摄影艺术家，穆埃难以被简单归类。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通常使用大画幅胶片相机进行拍摄——后者在表现光影和画面细节上有着巨大的优势，并擅长“用光来雕塑作品”，因而其作品常常具有戏剧性的美学特 征。
如策展人瓦尔特·斯迈林所评论的，穆埃通过场景和光影设置创造出一个看似颇为熟悉，却濒临决裂和解构的矛盾的视觉世界，透过简单而微妙的暗示挖掘隐匿于可见中未被觉察的真实。“他对环境氛围的探索、与知名人物和当代历史的相遇全部以夸张的方式形象地呈现在作品当中，有力地唤醒了记忆。”瓦尔特·斯迈林说，“穆埃通过这些构图完美的影像令人赞叹地表现了现代德国，他的照片记录了过去和现在。”
从构图上，穆埃可以说有一点杜塞尔多夫学院派的风格，毕竟贝歇夫妇对后世摄影师的影响实在太大；但也可以看到两者的明显区别——贝歇夫妇是冷静客观甚至无情的，穆埃却在作品中保留了一份源于对历史的哲思而散发出来的微妙情感。
这种感性美学，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德国先贤：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两者都对德国辽阔、空旷、静穆的自然风光进行了描绘，只是穆埃更多的是在探求诗情画意背后的神秘，从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可解读空间。
穆埃的父母是德国很有名的电影和戏剧演员，所以从小到大，他见证了德国戏剧文化以及电影这个大的文化场域里面发生的种种事情，所以他认为摄影作品只要它是一幅好的作品，那它一定就是艺术品。“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张照片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一个作品的时间线，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和历史是如何相交的，过去和未来是在哪里相遇的，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什么。”穆埃是很笃定地想用摄影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在采访中我告诉穆埃，我在柏林很少看到政治符号或政治标语，唯一看到的一处还是一张海报，上面的标语大概的意思是：怎样不去谈论政治。因此，我问穆埃，德国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政治的，政治的重要性是不是正好体现在它的“不政治”上。
作为兼职翻译的助理策展人徐丹这样转述了穆埃的回答：“他觉得现在普遍的现象就是年轻人变得很自私，每天总是围绕着自我在生活，完全缺乏一种对社会、对大环境的责任感。”
在数码时代，每个人都在拿着手机看自己，或许在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慢慢疏淡。穆埃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最不政治的一代：“大家都说我们的生活很自由，什么都可以做，但没有界限的自由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朋友之间要约见个面都定不下来，大家总是说‘或许吧’‘再说吧’——就连一点小事，这一代年轻人都不敢做决定，也不愿意做决定了，因为不做决定，那就不需要承担做决定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