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参加 “为民鉴宝”活动了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文物工作者眼中的“文物”，是古人留存的遗迹和遗物的总和。而考古工作者和博物馆从业人员，对文物的价值判断，各有侧重。考古人认为古墓葬的结构和营造，重要性不在随葬品之下；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规划意匠，更比城内出土的坛坛罐罐重要。这种考古人的价值观，我称之为“遗迹大于遗物”，博物馆人员大概不会这么看，他们更需要遗址里出土的精美器物，以充实馆藏，而遗址是无法搬进博物馆的。即便是遗物，考古人与博物馆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博物馆人更重视精美、珍贵的文物，最好定为“一级文物”，而遗址中大量的陶器、墓砖、陶瓷片，博物馆就未必乐意全盘接收。考古人不至于那么以貌取人，史前遗址的年代，主要是靠海量的陶片建立起来的，而非光鲜亮丽的“国宝”重器。考古人的价值观，我称之为“一般大于特殊”。大量的、普遍发生的民间器物，对认识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说这么多，其实我所谓的“文物”，在很多人看来，但凡入其法眼者，无非就是“宝”。
“宝”的称谓，本没有错。广义说来，珍贵的、值钱的都算。故宫、长城，是我国最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称为“国之重宝”，当之无愧，尽管任何人都不能拿故宫、长城卖钱；狭义的“宝”，只是有市场、有行情、可卖钱的文物，具有鉴赏或学术价值的古董，仅指可移动的古代遗物。
文物研究的基础，在于鉴定：断代，判断年代；定性，判断性质；辨伪，分辨真假。文物既称为“宝”，文物鉴定自然就是“鉴宝”。宝，是买卖的，鉴宝又比文物鉴定多出一个环节——估价，在古董市场上，能换多少钱？
考古人发掘古遗址，与海量出土文物打交道，实践经验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出土文物不存在真伪的问题，考古人的鉴定，只关乎断代与定性，不涉及辨伪和估价。而且考古人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古不考夏商周三代以下，无缘接触明清民国文物。可晚近的传世品，恰为古董市场的主流。考古人“鉴宝”，局限性很大。
理论上，博物馆专家，比考古人更适宜“鉴宝”，他们接触不同时期的艺术品，向民间征集、收购文物，也涉及“辨伪”“估价”等具体细节。然而，博物馆人毕竟不是市场上的弄潮儿，市场风云变幻，你让我评估文物的价格，那你能告诉我明年杭州的天气吗？
现在，我到处能听到民间“鉴宝大师”的吐槽，说博物馆、考古所的专家，夸夸其谈、纸上谈兵，恐怕也不全是污蔑之词。至少我是这样的，关于古董行情，全无实战经验。但若指责我夸夸其谈，我是反对的，因为我没有意愿涉足“大师”乐道的江湖，在考古发掘中，也挖不出假古董。
话说回来，在“鉴宝”事业的广阔天地，我是敬佩大师的，在电视里，看到他们“为民鉴宝”时的表现，面对不知来源、光怪陆离、防不胜防的藏品，讲得头头是道，没有庞杂的实践和阅历，无法想象。
前些年，我参加过一次“鉴宝”活动。那是个“文化遗产日”，台州某地举办了“为民鉴宝”活动。
我忝列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因为我对唐宋墓葬、青瓷窑址，有多年的考古工作经验。这时代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认为考古学家都是“古董家”。其实，我对明清书画、杂项、各种古怪，并无鉴别能力，我的工作碰不到这类东西，偏偏这就是各地民间收藏之大宗。
台州是我的家乡，朋友夸我几句，我头脑一热，就去了。
到了鉴宝现场，我就后悔了。作为专家，我高坐台上，头顶悬挂着“为民鉴宝”的大红条幅。众目睽睽之下，总不能坦陈自己不学无术，这个不懂，那也不懂，未免太不像话，你是专家呀，对吧？于是，强打起精神，在台上装着阅历无数的老成模样，其实如坐针毡，恨无地洞可钻，两个小时下来，情绪几乎崩溃。
从此，我再也不参加任何“为民鉴宝”的公开活动。以我的业务能力与心理抗压能力，对付不了那种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