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创新—知识管理及分享在制药业的应用
我们现在常常对不同企业或机构之间如何进行知识分享充满好奇。如果需要突破国别界限、政治界限、文化界限等和他人做知识分享，这个过程还会变得更加复杂。今天我想以基于知识的生物制药领域为例，通过和大家分享这个行业面临的困境以及各方为应对挑战所做出的探索和实践，来探讨我们可能通过哪些做法来更好地管理知识、分享知识，从而提高创新的效率。
专利悬崖
根据德勤公司的预测，到2020年，全球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支出将高达8.7万亿美元，较2015年的7万亿美元增幅24%。增长的原因我们认为有4个：人口老龄化趋势、新兴市场的增长、医疗改善与进步、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在医疗上的不平等态势非常突出，以美国和巴基斯坦为例，前者2017年的人均医疗支出达1,1356美元，后者则只有53美元。如何解决快速增长的医疗支出，以及全球医疗的不平等问题，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提出了挑战。
另据德勤预测，自2017年至2022年，全球范围内生物制药公司的收入将小幅增长6.5%至1.06万亿美元。其中，新兴经济体将贡献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增长，例如中国在近期有望成为全球生物医药销售收入增速排名第三的国家。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有一些阻碍生物制药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的因素。一方面，来自民众和舆论关于控制医药成本和定价的压力。为了降低成本，减少支出，价值医疗（或者说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付费体系被引入到健康医疗领域，价值成为衡量效率的关键。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州政府每年会拨款，当地医院根据病额的拨款决定自己的定价体系，这就给制药公司带来压力，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同时，一些国家也在推动仿制药的发展，例如印度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仿制药的发展，但是，仿制药会影响原研药或专利药品的销售，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专利悬崖”的问题。
阻碍药企收入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制药公司普遍面临“专利悬崖”。医药专利既是制药公司的成本来源，也是收入来源，专利决定了一家制药公司如何评估自己的标的资产和药品定价。上世纪90年代很多制药公司推出的爆款药品都是基于专利权。而一旦专利过期，制药公司的收入就会出现大幅度下滑。这对于制药公司的科研人员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希望能够持续地在药品研发投入大量资金，获得回报，但药企收入下滑势必对研发投入造成不利影响。我相信第二波大规模的专利悬崖将会在本世纪中期出现。
我和同事此前在《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过去15年中，研发的支出在不断增长，但是药品上市的速度反而减慢了，甚至倒退回了19世纪中期的水平。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投入的越来越多，但是面世的药品却变得越来越少。心理疾病目前已经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疾病之一，却没有新的医药产品帮助解决这类疾病。如果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应对目前病人的问题却还只能使用上世纪的药品。这是让整个社会和政府都非常担忧的问题。
药品的研发远比开发一款软件、家电乃至电动车等复杂的多，从药品的研发到临床试验到经过批准最终上市，我们发现这个周期大约要20年的时间，而专利的有效期本身也就只有二十逾年的时间，扣除从研发到上市的时间，制药公司实际只有4-5年来销售其药品，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收回前期在药品开发上的十亿美元级别的投入？
最近，辉瑞宣布将关闭在美国的一些主要的药品研发实验室。医药公司将越来越多的经费投入到法律诉讼中，而不是为现有药物寻找更多的适应症或研发新药品，这已经脱离了医药公司的价值所在，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药企能否采取一些举措来改善创新方法，更好地推动创新，提高创新的生产率？
半导体行业的启示
鉴于制药企业是基于知识的公司，我们或许可以从如何管理知识、如何利用知识产生收益的角度来寻求线索或答案。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启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处于非常萧条的状态，当时日本的很多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全球半导体行业被日本主导。美国的半导体企业随后成立了一个协会，叫做半导体技术联盟（SEMATECH），同意在联盟中共享知识。这些知识并非广义上的知识，而是专业性非常强的知识，甚至可以把它叫做商业机密，比如制作的工具、模具还有标准等等，全部共享出来，企业共同出钱做研发。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的半导体行业现在不仅仅重回第一的位置，而且它的开放创新系统对于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建非常有效，发挥出切切实实的作用，帮助企业成长，同时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美国半导体企业联盟成功的关键是，企业联合起来把投资投向了同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非排他性的，大家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中合作共赢，共同打造应用工具和发明创造。
美国半导体技术联盟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行业中建立开放的平台并非主要难点，关键在于要共享的内容。在制药领域打造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件关键的事。第一，确立共享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共享，共享的目标是刺激销售还是研发下一代药物，是要创造一个知识库还是要共享客户关系和供应商关系。在制药行业的开放平台中不同的公司可以共享他们的客户关系和供应商关系，这样整个知识体系才能流动起来。
第二，共享知识产权。如前所述，由于专利对药品研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医药行业要共享专利就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如何能够在打造一个开放的共享系统与保护商业机密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目前并没有一个立即可用的模式。
第三，风险管理也需要共享。这有助于我们创造出更好的风险管理模型，我们能够借鉴别人的模型管理自身的风险，同时也为别人做风险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每一家药企能够做的研发和投资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合作，需要开放创新。我和我的同事在2006年的时候想针对制药公司打造一个开放创新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分享一些关于神经元的生物标记，打造一套规则和标准，但最终没有成功。
开放创新的障碍与机遇
目前而言，开放创新仍然存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的阻碍。第一，针对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反映了一家制药企业的核心价值，药企投入巨资研发获取专利，如何与其它企业共享专利使用权就成为难题。第二，当一款爆款药品成为一家医药公司的主要现金牛，医药公司一定希望保护这款药品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非分享给他人。第三，医药领域长期存在的赛马式思维模式，大家都希望在专利的有效期内拥有垄断的使用权。这种思维模式就把行业内的研发人员隔离在外，使得整个研发群体变得非常孤立。第四，制药企业对于非排他性的工具或标准的投资偏好低。在制药领域，如果一家公司开发出新的工具，就可能为公司带来突破性进展，而制药企业不想将这种想法泄露给竞争对手。
虽然还有非常多的阻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行业中不同的机构组织或政府在开放式创新上的探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方案，并带来了突破性的发展。
专利池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由联合国牵头公共卫生组织，致力于帮助中低收入国家更多接触到治疗艾滋病、肝炎、肺结核等疾病的治疗方式而成立的专利池，目前已经覆盖全球131个国家。专利池就像一个数据库，可以让成员进入数据库获取专利信息。在专利池中，所有专利许可证的授权全文都被公开，同时有大量关于专利信息的披露。专利池与WTO的《知识产权协定》并不相违背，拥有对于数据保护权的豁免。专利池的建立，为很多中低收入国家以极低的成本开发药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此外，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的基金会专门成立了生物标记协会。借助于生物标记我们能够识别相应的疾病，比如人体的血红蛋白、体温等等都可以作为生物标记，来衡量身体的信号。在做新药品开发的时候，比如当我们要检测一款针对脑神经的药品是否有效的时候，通过观察这款药物能否作用于某一种酶，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使用生物标记来验证，帮助我们检验这个药品是否有效。目前我们所知的生物标记就是现有的几种，当我们开发药品专利时需要使用目前尚没有的生物标记，就需要自行研发，而这种过程非常昂贵。生物标记协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高效的工作方式，旨在通过在中性的环境中建立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与其他全球领先的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组织的合作，来加强竞争前生物标记的开发。这个协会主要关注通过研发人员共享生物标记数据，推动研发初期的药物开发，目前已经在骨关节炎、人体免疫、皮肤病、糖尿病、MRI和PET影像、少肌症、癌症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
另外，行业内还出现了类似“像我这样的病人”的分享平台，使每一个病人能够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治疗体验。这种以患者为主导的平台能够给病人一种更高的安全感，不管什么疾病对于病人的用药和反应的分析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每个人的分享就构成了数据库中的数据。这样，病人就可以不只是依靠药品公司提供的信息来选择疗法和药物，也能通过病人之间的相互推荐和建议获得启发。而制药公司也可以在这些交流中获取更多的灵感。
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分享平台都是公益平台，无论是制药公司还是患者在做分享的时候都不是抱有盈利的目的，他们分享的目的非常纯粹，都是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以利润为导向。我相信这种纯粹性也是我们进行开放创新的初衷。
在搭建分享平台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方面是安全性，因为各方可能会担心整个分享内容的安全性，现在我们有了区块链的概念，区块链技术可能会完全颠覆整个技术分享的平台。同时，我们还需要通用的工具和方法来评估相应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必须分享我们的做法，通过交流和沟通推动更有效率的创新和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分享过程中，要建立起互信的关系。一旦建立起互信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打造出相应的机制，激励反欺诈的行为。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我希望能够借此启发大家思考，我们如何通过合作互动来引入良性的竞争，贡献一个开放创新的系统。
（本文依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Phillip Phan教授在清华大学创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本文责任编辑：周扬[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