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人物

在接近凌晨的时候，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

她还在机房剪《朗读者》，要熬夜了，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两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凌晨4点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已经变成了她的常态，她能控制的，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难受了，每次走出黑暗的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机房，看着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她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读者》是她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这档节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透支她的身体。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她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大部分女性恐惧的东西一点点出现在她身上。父母劝她不能再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了，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她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很多都不顾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啊，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为他们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装看不见，只有半夜的时候，可能凌晨4点、5点回到家，看一下我妈妈发回来的视频。”

她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孩子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

“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人物》记者问。

董卿沉默了两秒，“什么事情都是你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的来源。“不是说我因为对自己狠，或者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呢。如果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董卿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苛的家教。她从小做家务，背诗词，练长跑，在父亲的求全责备中长大。父亲一度不许她照镜子，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

“他老打击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嘛（笑），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特质，后来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长出来。像宿命一般，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成长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发生剧变的转折路口，人们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机会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还有就是证明自己。”

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终于证明了自己。站在舞台中央，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但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满的日子里，偶尔也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次，春晚结束，所有的热闹都散场，董卿一个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么。前段时间想去看《邪不压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谁能陪她去看。

她曾经一个人去看了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看4个小时，出来一个人吃顿饭，再回去看4个小时。这些人生的寂寥时刻是她在奔跑后的中场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样，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完成一切。

“后来你会慢慢明白，任何时候都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愉悦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的。到后来你会努力绝望的时候不那么绝望，高兴的时候也不要那么高兴，是你慢慢会学会的。”口述=董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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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的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个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一种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下来就可能是在2万字左右，甚至3万字。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要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的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笑），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科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的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别人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2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 所以让他们什么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个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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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时候我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在中央台安身立命16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100%的投入，但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你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的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这个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将近20年，我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了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20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嘛，你停下来，你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地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地规律，不管是在学校有人认识你还是没人认识你，都让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我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追了两个电话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说你一年没有站在这个台上了，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就回来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10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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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了13年春晚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晚，其实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离开这个舞台。

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为喜欢你嘛，就说怎么会这样，你要在调整自己的时候，还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抚别人（笑）。

那年春节是和爸妈一起过的， 我们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的年夜饭，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别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气氛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做春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慢慢过去了。

很多人说我去美国读书是自动的一个刹车，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惧和担忧，这个恐惧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种恐惧。你知道自己也许会走下坡路的恐惧，然后你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我现在还记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届郎昆是总导演，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准备准备可以进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说啊。我憋了两天以后，还是没忍住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不能对外面说哦，现在还没有公布。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时候也是先听到了很多传闻，说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心里开始暗暗地希望它的发生。到了2018年，你也是听到了传闻，说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轮回，发生着一些相似的场景，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尽全力了，春晚没有出现，心里一定会有波动的，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你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很踏实，然后在失去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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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条件也很苦，爷爷过世很早，奶奶又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就是那种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的人），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你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现在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我还是觉得对孩子严格一些更好，但是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地要交给我的父母来帮我照顾，隔代的教育就会宠溺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原则，心里就会暗暗地纠结，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的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别人差不多，你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经常会产生出一些不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130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拐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没有说（掉泪）。

确实一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松驰。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一个社会。就是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你可以松弛一些，我说你们美国人是富裕时间太久了，所以都比较懒散。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五天的工作日，一定去休假，一定周末关机。我刚去的时候被他们逼疯掉了，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关机，我说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到礼拜一才回你。我想我们国内的中介是多么勤奋啊，你发什么他马上给你找房源，（笑）。

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那我一定不会完全只按照这个台本说的，我会把只按照台本说看成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2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弄好，我要从哪儿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要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就会觉得，这样对吗？可能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对，应该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因为你发现你准备过的一些东西得到了认可，中央台的确是个大平台，你的一点点优点会被无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过着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租房这些都不用再讲。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在华东地区不落地，我爸妈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两年觉得挺窝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12》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后来大概做了一年多之后，有台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12》那个节目做得不错，那个主持人也不错，然后3套才会关注到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然后会形成你的一种工作的理念。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于，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 “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