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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辅导师王丽鑫（左）与白岚（右）这几乎是一份接触国内离婚夫妻最多的职业。

工作日的每一天，王丽鑫女士平均要接待5到6对准备离婚的夫妻。她是自2013年北京市推出婚姻家庭辅导理念后，当年在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上岗的第一批婚姻家庭辅导师之一，至今调解过的夫妻已逾5000对。

推开她6号辅导室门的男女总是嘴角向下，拉开小茶几对面的椅子坐下，两人分隔开一定距离，谁也不看谁。王丽鑫看着他们，她得打破这安静的空气。“有孩子吗？”“婚龄多久啦？” “怎么认识的？”……碍于隐私和抵触心理，王丽鑫不会直接问对方姓名，均以先生、女士代替。

最漫长的是离婚原因的讲述。多是女方先开口。就像王丽鑫刚上岗时调解的第一对夫妻，都是40岁左右的中年男女，女方嫌丈夫不出去工作，每天回家推门就看到他盯着电脑。传统思想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与上有老下有小相裹挟的中年危机，让她愈发感觉不平衡。

妻子拉长着脸，本就内向的丈夫不想惹她，她说什么就是听着，也不想多解释其实自己刚辅导过孩子功课，盯着电脑只是因为正是需要看股市的时候。但没想到妻子更不高兴了，因为她觉得丈夫不愿意跟自己沟通了。

那时的王丽鑫还没能完全意识到，沟通会成为她此后接触的上千对夫妻中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那是她接手的第一对，内心的紧绷感甚至比坐在对面的夫妻俩更甚，她不敢多说话，怕说不到点儿上，而在对方将情况全部讲完前，她不能也不被允许做出任何先行判断。

作为一个刚出校园的未婚小姑娘，来给人解释婚姻的事儿，王丽鑫自己都心虚，觉得会被岁数大的夫妻瞧不上、不信任。她就听着，无论人家说什么都看着对方眼睛集中精力去听，让对方知道，“我是在意你的感触的。”王丽鑫很庆幸，对方很平静，也乐于跟她沟通。

“不论男方是否工作，他也为家庭付出了，接送孩子、辅导功课，自己人你应该也放心。”王丽鑫开启了劝导模式，又转头面向男方，“正因为你觉得外边工作不容易，才辞职在家从事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女士也不见得就喜欢这份工作，她也是为了家庭才早出晚归，你也应该去理解她。”

偏向是婚姻家庭辅导中的大忌，针对问题让双方看到彼此优点并多多包容理解是常用的方式，批评是绝对不行的。“只说一方问题的话，人家说你看吧，她也向着我，说你怎么怎么着。”朝阳区民政局婚登处主任科员索娜接过话茬，“有时候他过来可能是希望你帮他分析，有时候可能就是纯粹找帮手，尤其那种受委屈的。只偏向一方，矛盾会更深。”

那对夫妻愿意接受王丽鑫的建议，回家去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相处。当他们走出门的那一霎那，王丽鑫简直松了一口气。

没有人会被强制进行婚姻家庭辅导，一般在进行材料审核时，工作人员发现这是来办离婚的两口子，便会问上一句，“我们这儿有婚姻家庭辅导，您愿不愿意接受？”索娜将愿意来进行调解的夫妻概括为三类—就想知道一下谁对谁错；要把怨气撒出来；一方舍不得但又爱面子。

“一般来我们这儿的还是有想和好的意愿，基本上都是些相对琐碎的事情。真是天大的事儿必须得离了，要不上法院要不就直接拿号办了。”王丽鑫坐在椅子里微微驼背，粉色衬衫几乎与背后的粉色窗帘融为一体。她记得之前来过一对儿，夫妻俩本要赶下午的飞机回老家，就为午饭前是否收拾屋子打到了她这儿。

男方觉得从老家回来已经是十几天后了，到时候地又脏了，没必要打扫；而女方就认为即便是回老家，也要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走。“这事儿能有多大？但是他俩就因为这个来离婚了。”最后被王丽鑫给劝了回去。“就是需要个人让他们跳出来看清这件事，其实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接触的夫妻多了，王丽鑫和同事白岚发现夫妻间的大多数问题出在沟通与理解。王丽鑫举了个例子，比如女孩想吃冰棍，但爱情中的姑娘总想要撒个娇，于是说“今儿天真热啊，我嘴里没味儿”，结果男生买了袋话梅回来。女孩不高兴了，觉得你不了解我。“其实就是想吃根冰棍，你下次沟通直白一点。他没准儿颠颠儿给你买10根回来。”

王丽鑫觉得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要教给他们一种更好的沟通方式，但她也清楚一点，沟通问题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男女思维差异。

很多过来的夫妻中，矛盾在于女方觉得男方不干活。白岚知道这也只是表面现象，“你要不干，说个甜话，老婆辛苦了，也行。”在女方看来，这至少是一种对劳动价值认可的表现，但问题就出在男方并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也不认为自己的不干活有任何问题。

“之前来一对，女方说三个多月一百天，你买了几天菜，男方就说我买了两天啊，没毛病啊。” 白岚强调，“这是最关键的，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31岁的王丽鑫没结婚，但有一个相处许久的男朋友，有时候自己也想矫情一下、撒个娇，但即便不能被对方满足，她也不会想“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她知道根结不在对方。

王丽鑫觉得这都是夫妻在被琐事淹没的婚姻中的迷茫。调解时间没有限制，短的40分钟，长的能到两小时。没扫地、不刷碗……所有家庭琐事都向王丽鑫倾泻而来，但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最后发现他们只是想让人知道他们在家里挺委屈的。

他们需要这样一个被官方认证的第三方介入，不会被偏袒与传闲话，陌生在此时反而带给他们安全感。“大部分人来这儿吐完苦水，会缓解很多，心中没那么积郁了，反而觉得这事儿其实没那么大。” 王丽鑫告诉《人物》记者。

出轨和家暴是难以被劝解的两类离婚缘由，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不同的态度。于个人而言，白岚无法忍受这些，曾有女方一进门就撩衣服，肚皮上一块明晃晃的淤青。“家暴这种事儿，经历一次就够了，再有第二回必须得离。”她痛恨那些有过这种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来这儿还觉着自己有理。但辅导师的身份使她不得不平复心态劝他们再考虑考虑。毕竟大原则还是能不离就不离。王丽鑫也只能把这些事的危害性讲明白，让受害方自己去分析。

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夫妻劝说成功的几率最低。因为对方会觉得，“你一小姑娘能给我调出什么来啊。”年龄差距导致的生活阅历与思维模式差异让对方更倾向于自己的判断与决定。“他们不像年轻的，因为一件事爆发就要离婚，而是更趋向于很早以前关系就已经淡下去了，孩子结完婚什么都不用操心，自己有点别的追求的时候，一般就过来了。”索娜总结到。

而40岁左右是夫妻矛盾爆发最为集中的阶段。上到婆媳关系、下到育儿理念，多重因素叠加到一起，让婚姻中的夫妻二人怎么也痛快不了。

曾有一对夫妻拿着6页长的协议书来离婚，从最初的认识经历到结婚，谁花钱买的房、还的贷，女方的付出，丈母娘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出现，又是如何破坏他们夫妻感情、阻挠要孩子，自己如何妥协……都是律师丈夫写在里面的主体陈述，其中还夹杂着从事财会方面工作的女方列出的财产清算表格。

索娜觉得这真是一篇倾注了感情的协议书，看上去简直就是一篇“答辩状”。男方的表述也完全颠覆了在辅导室中常出现的“男默女泪”的普遍氛围。他们并没有要求调解，职业特点注定双方都是理性的人，从协议书上已看出二人早已经过多次严谨的讨论，这段婚姻到此为止。

经历着婚姻的索娜很清楚，“只是两个人单纯地过日子其实很简单，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外界第三方的冲突。”但对于未婚的王丽鑫而言，婚姻关系的复杂性让她在工作中大开眼界。曾经以为家庭无非你我孩子，之后才发现真如网上所说，嫁娶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几乎所有到这儿来的夫妻问题，都除不开与上一辈的关系。

索娜发现有个现象愈发明显—两个年轻人领完证，双方家庭因筹备婚礼时谈不拢而来离婚，不像平时夫妻俩来办，而是两方的家庭成员都跟着来，就担心自己闺女或儿子在离婚时吃亏。一般这样的，他们也就不再给调解了，因为问题本身并不在夫妻二人身上。

新生代小夫妻中离婚的不在少数，他们更加关注自我感受，对于婚姻，结与离很多时候看上去就只是个流程。2008年的8月8号、2013年的1月4号领证的人尤其多，白岚看多了那种为了所谓的好日子，没认识多久的两人就急匆匆领了证，但之后又草草离婚，为的都是些谁干活多少，跟朋友出去不陪对方之类的事情。

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使得离婚原因越来越多元化，王丽鑫记得在新闻上看到小两口因为玩电脑游戏买装备闹起来，她觉得没准以后也会有因为男方看抖音打赏女主播闹过来的。

对于自己的生活，王丽鑫从没要求过男友一定要怎样怎样，“都是独生子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王丽鑫虽然还没经历过婚姻，但她已太清楚，拼凑起婚姻生活的就是那些琐碎小事，“你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儿，为什么要强迫人家必须去做，两个人沟通着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