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的遗产
鸟巢
鸟巢从不缺合影者。
绕着这个占地20.4公顷、建筑面积25.8万平方米、最高处达69米的庞然大物走上半小时，《人物》记者就被拦下2次，分别蹲下为一对母子和一个五口家庭拍了他们和鸟巢的大合照。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0年。在一本2016年版的北京旅游指南里，鸟巢被定义为“新北京的第一个标志牌”，它也成为北京奥运会最为人熟知的有形遗产。在北京当了10年导游的张媛说，“鸟巢在旅游团规划的行程里，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和北京大多知名景点的遭遇相似，外地游客来鸟巢最需要一张完美的照片。但鸟巢太大了，手机很难拍到全景，帮游客和鸟巢合影成了此地导游的重要谋生手段。每天下午五六点是招揽生意的最好时段。在广场上，举着小旗子、挂着单反相机的导游们领着一队队游客聚到鸟巢前，“举起双手，来个捧元宝（一种双手捧着鸟巢的姿势）！”导游大喊一声，咔嚓一下，20元一张。
在张媛接待过的游客里，七成是来自小城市的老年人，其余三成主要是外国游客。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游客最关心的是“建鸟巢花了多少钱”，听到“35个亿”时他们会咂舌，而外国游客更感兴趣的是“鸟巢用的什么钢材”—他们更关注建筑本身。
鸟巢的设计者是瑞士人雅克·赫尔佐格，他对鸟巢曾充满浪漫想象：在奥运会结束后，鸟巢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攀登的公共雕塑”，“人们能上上下下，约会，跳舞，做那些在西方城市不可能做的幻想之事”；在鸟巢的看台和钢结构外表面之间的巨大空隙里，人们还可以跳广场舞、唱戏、练拳、相亲。
现实并非如此。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鸟巢有偿开放，游客至少需要花50元才能进到体育场内参观。导游张媛并不推荐游客买票进场，“去里面就只是看一眼，在某一个座位上坐一下，也不让走到跑道上，没什么意思。”但在鸟巢最初开放的4个月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鸟巢，日均客流量一度超过了故宫和长城，光门票就收入了1.5亿元，创造了1945年以来历届奥运主场馆最好的经营业绩。
随着奥运热度散去，到2013年，鸟巢的游客量锐减到140万人次，大型活动、商业开发成了鸟巢的主要收入来源。
“鸟巢就是中国最好、最大的体育场，对艺人来说到鸟巢开演唱会相当于完成一次登基。”筹办过汪峰、陈奕迅鸟巢演唱会的演出公司经理白建堃总结，“能在鸟巢办演唱会的艺人真不多。”对艺人来说，在鸟巢办演唱会考验重重：过程繁琐，至少要提前一年申请，还需要很多部门共同协调；成本高昂，鸟巢的场地租赁费基准是1天300万元，还需要支付包括安保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场地内座椅多，卖票压力很大，演唱会虽然只用三面台，有效座位数也有四五万，“要是没坐满被媒体拍到会很难看。”
鸟巢像一个复杂的容器。除了体育赛事、国家会议、演唱会外，这里还举办过罗永浩手机的新品发布会、2022年冬奥会形象大使李妮娜的婚礼，2008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还在鸟巢里开了校运动会。
奥运结束后，鸟巢由中信联合体运营，但由于亏损他们在2009年就放弃了30年的特许经营权，随后被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接手。这些年来的多元运营让鸟巢实现年均营业收入约2亿元，但这只能让鸟巢达到基本的收支平衡。
鸟巢运营方负责人李爱庆曾告诉媒体，这座巨型钢铁建筑注定了维护成本高昂，“一年什么都不干，只要一开门，就要小1个亿，水电气热、维护，加上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一年的支出就要1.9亿多元。”
鸟巢在设计时原本有一个可闭合的顶盖，有了顶盖，鸟巢在寒冷的秋冬季也可以举办活动，但在建造过程中被指责造价太高，钢铁材质的顶盖有可能出安全事故，在巨大争议声中，这个顶盖在2004年被取消了。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奥运会举办城市最头疼的问题，尤其是鸟巢这样的巨型场馆。不少奥运城市主场馆运营的好坏都跟当地职业体育的发展程度相关，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场馆伦敦碗就是由英超俱乐部西汉姆联队接管，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场馆则被改建成一个职业棒球场，成了亚特兰大勇士队的主场。
“所有场馆的赛后利用在我们国家短期内都没法进行，你也不可能说几十亿造的场馆让大妈跳舞去了，那根本不叫利用。竞技场就是竞技场，它不是歌舞场。”前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马继龙告诉《人物》记者，“职业体育一年365天，200多天都在利用，这就足矣了，我们国家现在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洼里乡
2003年12月24日正式奠基之前，鸟巢还只是面积15.7平方公里的洼里乡南边的一小块地。
这个有500多年历史的村庄地势低洼，因大米和油鸡久负盛名。直到1992年，北京为了申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当时的申奥报告里把一部分奥运场馆规划在了洼里乡。洼里自此不再种水稻，改植树，一共栽了50多万棵。
本世纪初，这个村庄只有低矮的平房，四合院一样的房子里多的有十几个房间，80%的村民靠出租房间维生，一个房间月租少则百八十块，多则500块，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什么都不用干，光靠这个租金，扣掉吃喝拉撒，手里还能剩点。”40多岁的洼里人张雪梅口齿伶俐，回忆起当年的事，她的情绪总是高涨着，“那会儿老想上北辰购物中心买东西，还打车去呢。”
北辰购物中心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产物，是当年北京北部地区最大、最受欢迎的百货商场，2002年销售收入在北京百货商场里排名第二。张雪梅说，“洼里人有钱啊，都养着北辰。”
洼里人的生活在2001年7月13日晚上10点10分之后起了变化。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时，71岁老人那忠可能是村子里最为激动的一个，他当晚没睡着，第二天早上就叫来5个子女，让他们赶快搬家给奥运场馆腾地儿。
2002年9月14日，那忠搬到了昌平一户农家院里，成了申奥成功后洼里乡第一个搬出去的村民。他离开了这片祖上17代人都生活过的土地，但每天只要没事，他就倒3趟公交回到22公里外的洼里乡转转—他想亲眼见证洼里乡从平房变成宏伟建筑。
在民族荣誉面前，搬迁一下变得高效起来。“从上我们家量房到我们家搬走，不到2周，特别快。”张雪梅讲话时眉眼挑动，语气轻快，“什么都没想，百年奥运嘛，特兴奋。在我家建奥运场馆，就有点憧憬啊。”张雪梅的丈夫负责量房，总有村民急不可耐地跑来问，“什么时候上我们家量去啊？”
那是一个全民为奥运的时代，所有的牺牲都带着光环。拆迁费按房屋面积算，一平方米只有两三千块，但可以提供奥运建设工程里的工作岗位，张雪梅说，“那会儿就想着国家给安置，能有个正经工作，挺好的。”
截止到2003年9月，洼里乡一共拆除了3974户的房屋，关闭了148家企业，迁移了23000人。村民们搬到了更北边的北苑家园、龙祥小区、天通苑、望都、王府温馨公寓、八仙新村等13个社区和昌平小汤山一带。2004年4月，洼里乡改名为奥运村，在行政区划上，洼里乡从此消失。
没有数据证明洼里乡的村民们曾为北辰购物中心贡献了多少营业额，但2005年所有洼里人都搬走之后，北辰购物中心的营业额开始下滑，到2016年营业额已经不足10年前的六分之一。今年1月8日，北辰购物中心停业了。
虽然搬走了，很多洼里人的生活仍然和奥运有关联。
2004年，那忠成了雅典奥运会中国区的火炬手，74岁高龄的他要跑400米，为此他在家举着酒瓶练习。几个月后，那忠来不及看到奥运会场馆在洼里乡落成就去世了。2008年，那忠的儿子那和利成了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替父亲完成了遗愿。
杨德禄是少有的没把拆迁款用于买房的洼里乡村民。他承租了洼里乡正北边的昌平小汤山600亩土地，这里上风上水，自然环境和洼里乡近似。杨德禄在这儿盖了农家乐，还建了洼里博物馆，馆内展示了洼里乡500年的历史。四散到各处的洼里乡村民常常会到这儿来聚聚，他们一般先到洼里博物馆遛个弯，再到大食堂一块吃饭，边吃边聊。
张雪梅用拆迁款在天通苑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还剩下几万块钱。2004年，她开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上班，全乡有2400多人和她一样被安置进森林公园的各个部门里。但领到第一个月的500块钱工资时，张雪梅一下崩溃了，以前靠租房每月收入五六千，“现在生活水平呱叽一下子到了解放前，每个月精打细算抠着都不够用，余下的生活靠拆迁款维持，要是生场大病就揭不开锅了。”
她和丈夫算着养大一个孩子需要50万，他们却攒不出这个钱，两人只是叹气，“洼里人为奥运贡献太大了！”
中轴线
洼里乡并非北京奥运会主场馆的唯一候选地。当时和洼里乡一起竞争的还有东南四环、亦庄这两个在北京南边的区域。
结果定在了位于北边的洼里乡。长期研究北京城市历史的作家王彬认为，“这自然是考虑到它就在亚运村的西北，这里的市政设施和道路情况相对成熟。”
当年亚运会选址时，北京的东西南北边各有一块预留用地，因为交通、用地面积上的优势，北部预留地被确定为最终方案。亚运会如同北京北部地区开发的奠基典礼，附近的房价在2年内从平均每平方米不到1600元涨到了4000元以上，从城市边缘地区一跃成为重要商圈。
两次重要的运动会选址都定在了北京北部。参与了2001年北京申奥选址工作的中国城市规划院总工程师杨保军曾告诉媒体，“城市北部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的均衡被打破，北重南轻一发而不可收。”
从北京城的布局上看，亚运会和奥运会的主场馆都位于中轴线的北部延伸线上。中轴线从元朝就存在，当时它长达7.8公里，南北纵向，划分东西，北京城上百年的发展都是围绕这条中轴线展开。当年亚运会最终选址方案的唯一障碍是要穿过一所军队大院，为了不让中轴线的北部延长线“打上死扣”，这所军队大院被一分为二。
北京3000多年历史里有三个里程碑式的城市建设阶段，前两个里程碑分别出现在明朝建都和新中国成立时，第三个里程碑则是中轴线向北延伸和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
中轴线的北部延伸线贯穿了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公园分三个区，北区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心区是奥运场馆聚集区，南区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方Sasaki公司认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给北中轴的延伸线一个了结、一个答案。但“轴线的持久力度、大胆和简洁远远超越了建筑本身”，公园里没有任何建筑建在这条中轴线上，鸟巢和水立方也分立在中轴线两边。
奥林匹克公园里最特别的存在是北顶娘娘庙。这座明朝建成的庙宇和中轴线北部延长线靠得很近，位于水立方的南侧、鸟巢的西侧。在原先的规划方案里，水立方的位置和北顶娘娘庙正好重合，为了不拆庙，水立方主动向北移了100米。洼里村民流传着一个无从考证的说法，庙原本要拆，但刚拆了庙门就刮起了龙卷风，施工人员还受伤了，从此没人敢动这个庙。
在如今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图上，北顶娘娘庙和鸟巢、水立方一样被显著地标记了出来。不过直到今年，北顶娘娘庙才正式对外开放，很快就成了公园里一处客流量较大的景点。庙里香火不断，讲解员会事先叮嘱游客，进庙要先迈右脚，如果顺时针绕着进门左手边的那棵古树走三圈，可以求子保平安。
整个奥林匹克公园中客流量最大的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下简称“奥森公园”）。这座离北京市民最近的森林公园占地面积680公顷，相当于10个北海公园，比颐和园与圆明园的面积之和还大。公园被280多种植物包围，植物覆盖率高达95.61%，这里一年可以产氧5400吨，吸收二氧化硫32吨，滞尘4905吨，是北京的“绿肺”。
奥运会举办期间，奥森公园是奥运会选手们的后花园，不对外开放，后奥运时代则成了跟市民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奥运遗产。
图为奥森公园
图为水立方附近居民王军（化名）是奥森公园的常客，从一开园他每周都会来跑步。“来这儿跑过步以后我就不想去别处了。” 王军钟意这里的运动气氛，“只有锻炼的人进去，别的人也不爱进去。把包搁那儿根本没人拿，安全，踏实。”
一条长达10公里的塑胶跑道在2013年建成后，奥森公园有了微妙的变化。“一下变得专业化、高大上了，”王军说，他经常在这里碰到跑国际马拉松的“大牛”。但有的变化让王军有些不是滋味，以前大家经常挂包的栏杆，现在变成了收费的存包柜，存一次包20元，不再是那种自由、开放的全民健身场所了。
奥森公园名气大了，来的人多了，去年游客量有1300万人次，比2009年高了6倍多。对免费开放的奥森公园来说，维护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公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人物》记者，“公园一年的支出是4个多亿，财政拨款1.4个亿，剩下的得我们自己去挣啊。”
冬奥会来了
导游张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她来说，奥运最大的遗产就是给这座特大型城市带来的变化。
因为工作原因，家住石景山的张媛总是穿梭在北京各个地区。她对北京交通的变化尤为敏感。她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时，北京只有1、2号线地铁，而这两条线路在30多年前就建成了。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时，地铁13号线、八通线、5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机场线一下都通车了。
2007年10月7日，北京地铁从3元、5元的梯度票价改成不计里程的2元，这是中国地铁史上第一次实行票价下调，北京成了全国地铁票价最便宜的城市。调价后，张媛充满了自豪感，“外地游客来北京的最大感受就是羡慕嫉妒恨。”直到2014年12月27日，北京地铁才恢复了按里程计费的梯度票价。
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奥运遗产还有北京城的绿化。在申奥报告中，北京在绿化上做出了7项承诺，所有的承诺在2007年宣布达标，其中城市绿化覆盖率从2001年的38.8%提高到43%，甚至还做到了居民出行每500米就可以见到公园绿地。在加速植树造林的过程中，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也困扰着北京，每到春天就飘絮的雌株杨树在北京越来越多。为了快速成荫，这种在2001年就被禁止用于北京绿化的树种被栽种在为了奥运而改造的四环路、五环路、机场路两旁。
最为头疼的空气质量问题也在奥运之前达到了承诺标准，到2008年，北京空气质量好于国家标准的天数有274天。北京为了筹办奥运实施了20项重大环保工程项目，但奥运一结束，北京空气质量又持续恶化，雾霾成了北京空气的代名词。首钢在奥运前迁入河北境内，但讽刺的是，钢铁年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和北京相邻的河北省成了北京空气污染的一大来源。
北京奥运会举办7年后，北京-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成了第一座举办夏、冬两季奥运会的城市。
两届奥运会有了关联，2022年冬奥会计划使用25个场馆，北京赛区共使用12个，其中11个为2008年奥运会的遗产，鸟巢将再次成为开闭幕式的举办场馆。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告诉《人物》记者，“冬奥会结束之后（场馆赛后利用）不存在还有什么压力的问题，像水立方变成冰立方，就是把这个冰堆上去，仅此而已，冬奥会结束之后把它拆了就完了。”
洼里人和奥运再一次有了联系。
“没有冬奥会，这10年完了大家就把奥运淡化了，把洼里也淡忘了。”洼里博物馆的现任负责人陆金萍说，就像现在已经没人记得1990年亚运会主场馆原来的地方是大屯乡一样。时间一下子抹平了这座城市原有的记忆，陆金萍想抓住冬奥会这个机会，好好宣传一下洼里博物馆，“要记得，办奥运这地儿是在我们洼里。”
洼里博物馆的创办者杨德禄至今一讲起洼里就容易激动，常常说着说着就哭了。这位大半生都和奥运扯不开关系的洼里老人，在60多岁时有了新目标，他追着冬奥会去了张家口，在此起彼伏的山上建了一个越野公园，半个月前公园里还举办了一场越野车竞赛，“我对洼里，对奥运，好像是付出太多了。”
2015年7月北京在吉隆坡竞选冬奥会举办地时，洼里乡当年第一位搬迁的村民那忠的儿子那和利就在现场。他作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打算和女儿一起申请冬奥会的火炬手资格，如果申请成功，那和利希望在2022年火炬传递时，亲手把火炬交到女儿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