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正式将主旋律电影定义为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与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题材作品。树立民族形象、表现政治诉求是主旋律电影不变的主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影业逐渐进入空前繁荣阶段，电影票房渐渐成为了衡量电影是否发行成功的标志之一。
主旋律电影由于存在人物形象过于脸谱化、内容较为单一、情节不够鲜明、故事性不强等现状开始遇冷，此时香港影人纷纷“北上”，将自身制作较为成熟的模式与内地主旋律电影进行“嫁接”，从而创作出了一批反响较为强烈、票房可观的华语电影，其中包括《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等。此类型影片尝试引入娱乐化元素、加入明星阵容、提供较为真实的喜怒哀乐情节等元素来提高影片的观赏性、增强影片的吸引力。电影《红海行动》重点强调团队协作、同心协力、一致作战的重要性，突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家园文化，表达了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身在何方，一旦身陷险境，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思想内涵。
《红海行动》主要讲述了中国蛟龙突击队在成功解救中国商船人质返回途中，再接撤侨任务，最终成功化解危机的故事。其突出强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即有国家才有人民，唯有人民不怕牺牲、努力战斗、保卫国家主权才能成就强大的国家；同时也印证了只有为了人民安全、以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人民为己任的国家才值得信赖、值得托付这一主题。
二、电影《红海行动》的多样化与真实性表达
之前的主旋律电影，多为一个主线进行推进，着重表达一个主题。《红海行动》则不然，其采取的方式为多主线并行推进，情节连环起伏，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加紧张，内容险象环生，令人目不暇接，突出了其多样性的特征。
1.通过瞬间制造冲突、短时间内集中矛盾等方式表达了影片的多样化特点。影片主要描述了蛟龙突击队成功解救人质的过程，运用的方式为层层递进、多样化推进。首先蛟龙突击队几乎毫无悬念地解救了商船人质，重点表现了突击队队员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了“众人划桨开大船”的集体主义信念。在观众尚未从紧张的情绪中走出时，又一个观影高潮来临—解救人质邓梅。这时一个问题出现在观众面前：为了一个普通公民，需要国家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培养的八名突击队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这种解救，值得吗？影片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告诉观众，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羽翼之下，国家会不遗余力的加以保护和关怀，以此凸显国家对于人民的关注，更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重视。故事仍在推进，到达了另一个层面，即突击队面临的任务已经不仅仅是机械解救人质，更主要的是夺取恐怖分子手中拥有的资源，即制造脏弹的原料—黄饼。这时影片的精神层面再上升一个高度：反恐、反战争、拯救全人类。这里着重表达了人类都是同一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
2.大胆采用直接推进、快速切入主题的方式，干脆利落讲故事，迅速置身于战争场面进行叙事。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情节设计大多是随着故事的展开慢慢推进，而《红海行动》采用的叙事方式是直接切入战争场面，简洁明快、高效干净，具有相当浓重的军事风格，达到了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观影效果。
3.影片采取的真实性表达风格，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和之前的军事题材电影多使用虚拟场地、仿真道具进行拍摄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红海行动》使用的完全是真实武器，调用了国家最精良的装置设备，例如中国海军的舰艇，先后出场的就有054A型护卫舰、071“昆仑山”号大型船坞登陆舰和039型潜艇，尤其作为蛟龙突击队海上基地的054Ａ型护卫舰临沂舰，充分展示出我国的军事实力和优良装备，强烈地突出了影片的真实性和震撼效果。
三、电影《红海行动》人物角色的创新性处理
《红海行动》在创作风格上有效拓展了丰富性和真实性，其可圈可点的美学方式运用是表现上述特点的枢纽和关键。在其表现形式方面，类型的深化、场景的震撼、各类武器的运用、特效制作、动作表演均有一定程度的创新。除此之外，导演在人物角色的创新性处理方面更显功力。
1.在人物刻画方面，《红海行动》以细节带入的方式摆脱了传统电影中的脸谱化和类型化。我们知道，影片要想在短短两个半小时里体现出较好的观赏性和故事性，必须要突出某个人物的特征，即突出主角淡化配角，这样才能做到主次分明，避免头重脚轻、表演过度或平淡。同时要想表现好八个队员的情感特征，又不至于流于形式陷入平庸，也十分挑战导演的能力，而《红海行动》做到了。其关键就在于抓住了人物细节进行表达，以此代入角色的情感。比如狙击手顾顺，技术高超、经验老道，但是看到对方狙击手是孩子时，他表现出了军人铁血柔情的一面，冒着生命危险放了对方一马，突出了狙击手的普通人情感，丰满了顾顺的人物形象。
2.电影创作需要事先定调，这个调子，可能是一种色彩基调、一种气氛，也可能是说话的语调、叙述的方式。《红海行动》以真实的军事设备定调、以苍茫的北非定调，同时巧妙地将队长的身份隐藏于八人中间，并以队长的行动、命令作为出发点展开叙事，具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征，也就是以队长杨锐的语言和行为风格定调。例如，队长杨锐以坚决服从上级命令、一板一眼、不带感情色彩、毫无商量余地的性格特征带出了桀骜不驯的顾顺的人物个性，以拒绝—接受—带头去做的方式带出了战地记者夏楠的执着认真。由此可见，以队长为中轴进行定调，将每个人的个性特征如蛛网般铺开叙述，疏而不漏、错落有致，无疑是《红海行动》这一影片的一大亮点。
3.以背景音乐为衬托加强影片的叙事特征，填充故事的饱满感和鲜明感。主旋律影片通常为了强化创作意图，达到预定的观影目的，偏向于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和制作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背景音乐；而《红海行动》则反其道行之，背景音乐多是隐约可见，并无哗众取宠之意，感觉平淡却饱满真实、富于想象力，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思考空间。
人物的个性特征如何避免脸谱化和僵硬化，代之以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表达和立体化人物书写，《红海行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如何将主流意识形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注入影片，同时保证影片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做到有效传达正确价值观，主旋律电影在这方面要走的路仍然漫长而艰辛。
（作者单位：山西传媒学院/责编：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