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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创作与传播特征探析

作者:王剑
2018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作为世界电视剧产量第一大国,在经历了穿越、宫斗、玄幻、谍战等题材的电视剧生产热潮后,近两年的电视剧市场逐渐归于冷静,视角逐渐开始着眼于更切中痛点、贴近人民生活的现实题材。在2018年北京电视节目春交会上,参展的千余部电视剧中,现实题材已经超过六成。近三年以来,现实题材领域佳作频出,像《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等剧,不论是社会影响、收视和口碑都已大大刺激了业界的制作热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电视剧选集”中现实题材现象级大剧《人民的名义》赫然在列。如何突破日常、高于生活、找准时代情绪,无疑是成就一部现实题材现象级大剧的命门。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代表,《人民的名义》无疑是一部具有突破性、充满话题度、调动全民收看热情,又能走进老百姓内心的典型案例。本文拟从创作原则、传播学、人物塑造三个方面,辨析和阐述这部现实题材电视剧大热荧屏的原因。

一、直面现实

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被看作是“第二上帝”,其中电视剧在构建虚拟场景方面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必然吸引更多受众。在消费主义时代,电视剧市场常以大IP、高投资、强宣传为生产模式范本。纵观近几年来收视率遥遥领先的电视剧,绝大多数都在演员和题材上大做文章。《人民的名义》热播之所以让人出乎意料,首先是因为这部剧本身是一部严肃的现实题材正剧,该剧以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增长下的腐败事件为创作背景,通过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对权力反思和展现普通民众在反腐中的积极人生这三条线索展开,细腻地展示了反腐过程中人性的纠葛,深刻揭露了腐败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危害。单看这一故事梗概,这部剧似乎更像是一部寡然无味的纪录片,在内容和形式上就很难引起受众兴趣。其次,和以往那些热播剧相比,《人民的名义》在投资、选角、宣传方面可谓相形见绌。这部戏全无大资本介入,而是由五家民营影视公司投资1.2亿拍摄而成;全剧不见一个流量明星,虽有陆毅、张丰毅、高亚麟这类知名演员,但更多的是观众看着面熟却叫不上名字的“老戏骨”;该剧在开播前也没有铺天盖地的明星站台和话题炒作,只是通过增加户外曝光和利用主流媒体、微博、微信带动话题……因此,这部反主流生产手段和营销模式的严肃正剧能在超短时间内赢得超高收视率和观众认可度,在某种程度上破除了IP为王的电视剧生产套路。笔者在此所要探讨的,正是社会因素是如何决定《人民的名义》的传播现象并使之成为现象级电视剧的。

从传播社会学角度来看,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型塑、互构共生的关系①。一定的社会生活语境能够决定电视剧的流行和收视率,并指导和引领电视剧的发展趋势。在政治现实领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高压反腐举措,一时间不少“老虎”、“苍蝇”纷纷落马,既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果和反腐成就,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交口称赞。然而面对十八大之后反腐败斗争成就,迫切需要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进行艺术地呈现,这是当下电视剧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其次,当我们回顾反腐题材大剧的发展历程,以前像《苍天在上》《生死抉择》《大雪无痕》等剧曾经是电视黄金档常客,为反腐题材电视剧积累了良好人气。而近几年来,玄幻、穿越、宫斗、科幻等超现实题材剧目长期霸占电视荧屏,人们内心深处自然异常渴望出现一部能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文艺作品。

因此,《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与观众见面并在短时间内获得好评如潮,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勇敢地扛起了社会责任,恰如其分地回应了人民的呼声,满足了人民的内心需求。《人民的名义》将我党高压反腐这一大刀阔斧的举动全方位展示在世人面前。正是拥有了直面社会的勇气,秉承着对现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正视了当下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和社会问题,《人民的名义》鲜活地展现了一段来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反腐历程,全方位地展示腐败危害,展现尖锐反腐败斗争以及在权钱交易的关系网络中贪腐者和反贪者之间的情感纠结和人格较量,了解、辨析人性的演变和异化,为预防腐败提供镜鉴,满足了受众的心理、信息和精神需求。由此我们可以说,一部“现象级”电视剧的产生必定是“现象级”社会心理得到满足的结果。因此,一部现实题材正剧要想获得成功,应及时回应社会议题,直面社会现实,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艺术上要充分积极探索创新,在情节、细节、人物塑造上匠心独具,在深入社会现实的同时又能创造性地导演和表演。

二、契合年轻一代

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理论,巴特表示,文学文本只在原作者身上才具有某种程度地“一义性”,只要作品一旦发表通行于世,读者在与文本相遇过程中,便会以其文化储备和思考能力,创造出属于读者自己的文本意义。因此那些原属于作家的文本会一直变动,处于一种完全开放的、不稳定的、容许质疑的语境中。②网络收视、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一种传播现实,在观看《人民的名义》时,年轻一代不再用一种正襟危坐、诚惶诚恐的眼光去解读正剧的步履沉重,而是凭借着独特的想象力、创作力,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挖掘剧中一些有趣的“萌点”。早在《人民的名义》成为网红剧之前,《大明王朝》《大秦帝国之崛起》《琅琊榜》就已经成为了年轻受众的试验品。《大明王朝》尽管电视收视率不佳,但在B站却拥有较高人气,年轻人用鬼畜视频、做动图表情包让这部严肃正剧获得了再回大众视野的可能性。《大秦帝国之崛起》凭借鬼畜视频和表情包将这部高高在上的历史正剧拉下神坛。到了《人民的名义》这儿,除了表情包双管齐下,鬼畜视频持续跟进外,年轻人更是以自己独特才华将严肃正剧解读为表达自身生活情绪的娱乐网剧,并通过B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迅速生成一系列“副产品”,如以《人民的名义》中的人物角色为主角的狼人杀、亚洲天团汉东boy图集、给剧中角色起趣味英文名(像Darkcom李达康),还有各占山头的“育良饭”、“达康饭”们为偶像制作的表情包等等这样活灵活现的青年话语表达句式……这些娱乐化的解读和再创造,虽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部剧的严肃内核和社会意义,但更大程度上却是让这部正剧得以重生,让那些演技炸裂、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们被人们重新熟知的关键途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年轻一代受众群体完全有足够的胸襟去包容和接受正剧的意涵和价值,而连续不断的次生解读的泛娱乐化解读其实反过来推动了电视剧更广泛的传播和更深入的解读,使意识形态叙事得以实现对精微细小的情节聚焦填补,从而完成从宏大到微观的跨越。

作为正剧,《人民的名义》并没有在央视首播,而是在湖南卫视播出,尽管这其中有预算和投资产出比的经济考量,但从传播学层面来说,这一举措反而更能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和青睐。此外,《人民的名义》团队在宣传造势上顺应了媒体传播格局变化的趋势,尽力在互联网上打造更为年轻态的运营模式,以获得移动时代年轻观众的好感。微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就是积极践行者之一。他们原生了不少表情包和再剪辑视频来博取转发和话题量,经常找年轻朋友爱看的话题、自制萌画风长图来配合宣传。不管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人民的名义》团队其实都深谙年轻人的喜好和心理需求,契合时代新的审美理念。于是我们看到,在《人民的名义》传播过程中,主流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实现了合流,实现了热烈互动和彼此促进,不得不说这也是这部剧得以热播的重要原因。

三、人物形象塑造具有典型性

反腐败题材属于敏感题材,对于主创团队是个巨大挑战。创作者对于腐败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在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取向上都需要慎重思考。那么,作者周梅森是如何处理这个涉及了高阶公职人员腐败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中国大故事”的呢?据他所说,为了创作这部电视剧本,他研究了大量的案例材料,去检察院和监狱体验生活,在南京浦口监狱花了大半年时间翻阅了不少案宗和卷宗,并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因此剧中大多数情节其实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果实。比如电视剧开头“小官巨贪”赵德汉的原型就是国家能源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当时检察机关曾从魏鹏远家中搜出2亿余元人民币,5台点钞机连续14小时清点,1台被烧坏,这和剧中赵德汉豪宅中用人民币垒成一整面墙的魔幻场景如出一辙。像剧中腐败分子副市长丁义珍、公安厅长祁同伟的故事也能从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真实案例中寻得踪迹。此外,该剧中不乏如“我们的一些干部,其素质已经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这样的大尺度台词,让观众在瞠目诧异的同时大呼编剧给力,而像“拆出一个新中国”的谬论、“裸官下岗”的规定、“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的笑谈,这些带有专业性和流行色彩的语言,都是作者在现实生活基础上提炼加工完成的。可以说,《人民的名义》在创作中恪守了“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现实的真实”这一原则,正视了不良的社会政治生态,将社会现实内蕴的腐败和反腐败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开诚布公、坦诚相见的勇气,这种直面现实、扎根现实的“真实性”,让这部剧得以引发热议,获得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深入思考。

此外,该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独树一帜。电视剧艺术真实的最终着陆点是回归于“人”的真实,是对人的心灵和灵魂深处的孜孜探索,是对人性复杂性的不懈探求。剧中那些腐败官员尽管可恶可憎,但都不是穷凶极恶的魔鬼形象,其堕落、腐化过程是符合其性格和观念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如“小官巨贪”赵德汉在反贪局长侯亮平搜查居民楼时底气十足,还教训他“觉悟太低”,后来在面对一面人民币墙时声泪俱下,哭诉“祖祖辈辈是农民,穷怕了”,在交代自己的罪行时一语道出了所有贪官犯罪的渊薮:“人的贪欲一旦打开,想收都收不住”,这让人们在感喟的同时不禁去思考贪腐背后的价值观失守的根源问题。对于剧中大反派祁同伟,观众在憎恶他所犯下的那些滔天大罪之时,又不免对这个人物产生些许同情,他本和侯亮平一样是一名优秀的政法学生,但因为出身不好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偏僻山区的乡镇司法所,挨了三颗子弹拼了命要调到北京和心上人白头偕老,却因政治资源单薄不遂人愿,于是在走投无路后迅速黑化、恶化,唯利至上,草菅人命,最终自杀谢罪。祁同伟就像现代版于连,其堕落腐败经历既符合其性格发展逻辑,又深刻揭示了干部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机制上的偏差,正因为祁同伟人物塑造的真实而让观众顺利代入并触及灵魂深处,引发对人性与欲望的思考。同时像“陈岩石”这样经常将人民群众挂在嘴边的廉洁干部,不仅不会让人感到虚伪矫情,反而颇受感动。因为观众能从他的行动和态度中洞察他心系百姓的一腔赤诚,这种时刻将百姓放在心上的共产党员也再一次唤起观众对清正廉洁党员干部的热切希望。剧中李达康这样有小瑕疵、小缺陷的政府官员也赢得了全民上下的喜爱。尽管他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对待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有些自私无情,但一心心系政绩和经济发展,在面对妻子贪污腐败时毅然大义灭亲,这样的胆魄、气概和精神品质确实令观众敬佩动容,又会产生不少心疼。正是出于对“真实性”的严苛追求,《人民的名义》才能够以对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带给观众意外之喜。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首先必须是“人”学。只有将人摆正位置,直视他们的辛酸与苦闷、光荣与理想,电视剧才能在抵达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才能唤起更多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思考,才能具备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启迪。

总之,《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成为引起巨大反响的现象级电视剧,是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勇敢直面当下反腐败斗争,并在弘扬社会黄钟大吕的同时,用新型传播手段将年轻一代受众群体纳入麾下。然而该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存在剧情注水、女性角色弱、情感戏突兀等不足,但作为十八大以来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反腐题材现象级大剧,《人民的名义》无疑为接下来的同类作品提供了典范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张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十年热播电视剧的社会心理学解读,《文化产业导刊》,2010年。

②李妍妍:浅析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安徽文学》,2008年第3期。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责编:王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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