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如何在不同媒介平台竞争日趋激烈、不同类型节目层出不穷的大环境下脱颖而出，取得这样优异的传播效果？本文聚焦节目制作和传播中的空间叙事，在主体和主体间性的哲学思辨视阈下，分析朗读亭、访谈室和朗读大厅等几个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朗读类节目的模式创新和传播之道。
一、电视节目的主体间性与空间叙事
对于《朗读者》这档诵读类电视节目而言，相关的社会主体有创作团队、主持人、参与诵读活动的嘉宾和参与节目录制的现场观众、电视观众等，这些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与次或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是同等主要又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哲学上就叫做主体间性。
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既是知识的根源，也是伦理责任的根源，甚至是社会革命的执行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学者认为主体中心观念并不可靠。单一中心化的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已经很难立足，强调主体间性、重视均衡和沟通是大势所趋。在电视节目的创作和传播这个场域里，各个社会主体之间是同等主要而且关系密切的，要探究和揭示主体之间这种互动关系，则需要特定空间或场域。
空间是与时间相伴而生的物质存在方式，空间主要由位置和关系两个要素构成。对于媒介平台的信息传播而言，空间“是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①，因此在媒介信息传播的语境中，空间既包含了现实世界的位置关系，也意味着媒介平台的场景转换。“一个空间总是动态地、实时地、不间断地与另一个空间发生关系，空间关系的搭建与重组呈现出一种流动化趋势。”②
电视场域的建构中，空间是必不可少的概念。市民走进朗读亭、嘉宾身处访谈室、嘉宾站在舞台中央朗读，分别形成开放性的个人空间、媒介化的私人空间以及仪式化的公共空间。从朗读亭到演播厅，就是从现实空间到媒介空间的过程；访谈室和舞台两个媒介空间的切换，长镜头和慢镜头的综合使用，打造了一种通往心灵深处的仪式感。
二、朗读亭：开放化个人空间的全民性参与
作为《朗读者》节目设置的一个环节，朗读亭在校园、图书馆、商业中心等开放的公共场所，为广大的受众提供适合朗读的空间，旨在让朗读—有声的阅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这种与观众无门槛的互动方式，让更多渴望朗读的人得到了满足，并提高了大家的阅读兴趣。
朗读亭第一站设立于北京国家图书馆门口，之后陆续在广州、上海、西安等13个城市设立“朗读亭”，主要分布在全国一、二线城市中，其中节目呈现的朗读者画像所处城市以西安、北京、上海居多。摆放位置以图书馆、学校、博物馆等文化教育类机构占比高，商业中心、热门旅游经典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也有相当的比例。由此可见，朗读亭的受众群分布地理空间广，涵盖群体层次范围大，选择的位置多为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
类似电话亭的狭小空间设计，将朗读者与亭外世界隔离开来，形成用于倾诉个人情感的密闭空间。而亭内摄影机和录音设备的在场，打破了封闭空间的局限性，利用部分精选的朗读镜头，将个人行为放在国家级媒体上，开放化地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同时，在开放的公共场合里经过朗读亭的人，不分老少、不分职业都可以进到亭内朗读，受众群体具有全民性。
进入朗读亭大部分都是个体行为，但相较于受众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朗读而言，大量人物画像的快速切换、放大化的追思情感、读本所献对象以第二人称的形式出现以及摄影机的在场，让节目呈现的大众朗读更具仪式感。同时，节目也会跳出朗读亭的狭小空间，以集体慷慨激昂的朗诵增加庄重感及仪式感。比如20位大学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旧校门面，齐声朗诵《从军辞》；11个四川大学学生在学校门前，朗诵王蒙的《青春万岁》；21位身着中山装的湖南大学学生在岳麓书院前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20位身穿国民装的中南大学学生站在校门前，深情朗诵李大钊的《青春》等。
三、访谈室：媒介化私人空间的忏悔式私聊
《朗读者》与其他节目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打造了一个“去晚会模式”的私人访谈空间。节目中，主持人不再是站在两千多平米的舞台中央对嘉宾进行采访，而是打造访谈室这个第二空间来“隐藏”嘉宾，最后在访谈结束后嘉宾才登台“亮相”。
节目对嘉宾所处访谈空间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其出场顺序或人物故事表现力，合计约四分之一的访谈是在舞台这一空间内进行。比如每期最后一位嘉宾是在教育、文学、影视、科研等领域资历较高的重量级人物，鉴于其年事较高不方便空间的转换，均采取从观众席大门走进舞台，在舞台中央与现场观众进行面对面交谈。一小部分嘉宾由于访谈过程中故事较短或者需要多人展示，则直接在舞台中完成简单访谈与朗读。比如表达力较差的动物饲养员林兆铭在舞台接受采访时，紧张到直冒汗显示其真性情。而六名维和部队纪念逝去的战友、拳王邹世明和妻儿三人登台、耶鲁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秦玥飞和其他五名名校大学生村官带着扶贫农产品出现在现场，这些都需要较大的舞台空间来展示。
节目中大部分的访谈都是在访谈室这一空间内进行的。通过访谈室与舞台之间的门将两个空间隔绝，四面密封的个人空间让嘉宾更有安全感和倾诉欲望。在这一空间里，嘉宾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和董卿进行忏悔式私聊。这里所谓的“忏悔”并非是对错误或罪恶的反思，而是一种情感疏导的过程，是为了让人们在情绪充溢的时候能有疏通的渠道，最终达到心态平和的状态。节目中的个人私密空间被媒介化地呈现在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面前，访谈中的私人话语成为公众消费的内容，嘉宾个人的经历进入公众讨论空间。
四、朗读大厅：布道式公共空间的群体认同
朗读者在完成访谈后进入舞台中央，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口语转述思想与情感信息的吟游诗人，同时节目也运用文字代码，将朗读文本可视化，以书本翻页的形式呈现在屏幕上方，弥补了文字代码不适合电视媒介的缺陷。观众通过听取故事并听完朗读后产生角色置换，进入他人的私人领域，并由这种换位思考引发怜悯心理或认同心理，进而促使观众反复阅读和多向传递，客观上影响更多的人群。
节目通过舞台背后的门实现私人与公共两个空间的转化，走进访谈室代表着董卿带着观众的疑惑走近嘉宾，而访谈结束后她与嘉宾一同走出访谈室，走向舞台中央，则象征着嘉宾打开心扉迎接观众的目光，同一扇门的两次穿越具有不同的意涵，这也是《朗读者》在空间建构方面的创新之处。
在日常生活中，朗诵更多的是在剧院、课堂里出现，节目的布景设计恰似书香庭院中开阔的露天舞台，观众席仿造古典剧院的搭建也更彰显节目的仪式感。再加上访谈完成情感引导后，嘉宾与董卿共同走向舞台，慢镜头的使用显示出朗读的庄重感和仪式性，进一步渲染情感。而走出大门后，俯拍的镜头将观众的目光聚焦到舞台上盛开的两朵花，喻示着浴火重生、铿锵玫瑰的坚毅，也完成了嘉宾最后的情感爆发。
五、结语
《朗读者》以知名嘉宾引领全民参与的诵读仪式，成功唤醒国人的阅读意识和诵读自觉，从一档电视节目的制作和运营角度而言，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叫好又叫座”。从节目制作和叙事策略角度而言，诵读空间的建构和使用是本节目得以成功的关键要素。遍布全国各地重要场所的朗读亭，为那些喜好诵读的人在公共场所的大环境中开辟了一个相对私密的个人空间，让他们可以随时走进这个坐落于公共场所的个人空间，无所畏惧地畅声诵读，最终实现了节目受众的汇聚与吸附。专门为名人嘉宾设置的访谈室，让主持人在密闭空间里与嘉宾深入探讨私密问题，发掘嘉宾不为人知的个人故事，并呈现给节目的观众，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增强了受众的黏性。朗读大厅里的群体围坐与灯火通明，能够带给现场观众和诵读嘉宾一种神圣的仪式感，进而达成一种追随行为主导下的阅读动员效果。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YJC860016）研究成果，并获得武汉体育学院东湖学者计划支持
注释：
①[法]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②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
（作者刘静单位：武汉体育学院；吕雅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