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与生产率重振
充分让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在加速劣汰方面的助力作用，可能是比较关键的政策选择。中国存在大量低效率企业，也有不少“僵尸企业”，它们占有和消耗了大量要素，政府不但不应该维持和救助，反而应该减少其关闭、破产障碍，促使它们尽快退出经济活动，这样的做法对于生产率的重振大有裨益。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近年来明显下滑，与处于前沿的美国有着很大差距，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必须要下大气力重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一些论述，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并就制造业升级、新经济和新动能、技术创新等内容进行了阐述。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
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以哪些指标来衡量高质量发展？都需要认真研究。
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不是此消彼长
十九大以来，许多研究人员都对“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了阐释和解读。一个值得注意的认知就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降，无法追求高增长速度，所以转而追求高质量发展。
譬如关于十九大精神的一些重要辅导材料就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下降到目前6%左右的增长，综合国内外主流研究的观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总体上处于6%~7%的区间；要从简单追求速度转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从微观层面不断提高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无疑，无论从劳动力供给还是资本形成的角度来看，或是从主要工业产品的需求空间和可能需求增速来看，很难想象中国经济还会像改革开放以来最初30年那样保持较长时期高速增长。但是，也不应该把速度与质量理解为此消彼长、相互对立关系，并狭隘地以为低质量不过是高速增长时期的严重污染、严重消耗，以及不令人满意的产品质量、服务水平。
事实上，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来审视，高速度往往与高质量联系在一起。美国经济学家 Perkins 和 Rawaki 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时段也是TFP高速增长时段，并且是TFP对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段。其他许多研究都有类似的结论。至于往往出现在高增长时段的糟糕生态环境状况，其实未必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而是监管（主要是社会性监管）太过失败造成的。
笔者之所以提示，高速度与高质量并不是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关系，是想提醒，即使高增长阶段在客观上已成为过去，学者们和官员们也不应该对经济增速的分析和预测抱有过分自信，更不应该对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分析和预测抱有过分自信，我们不要轻易认为研究人员掌握了经济增速的变化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政府更不应该由此僵化地设定增长目标、产业规划并制定有关政策。
在一些年份、一些时段，经济增速出现较大起伏或保持较高较低，一点也不奇怪。不得不提及的一些事例就是，在世纪之交，一些对中国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中国“十五”期间或“十五”至“十一五”期间各年经济增速进行预测，它们的预测值要么在7%~8%之间，要么低于7%，而中国经济增长实际速度在2002年就超过9%，此后三年均超10%，根据预测制定的国家规划在实际当中当然捉襟见肘。
TFP 应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
中央提出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的确十分重要。从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来看，指标体系太复杂，就难有较强的指向性和引导性。即使要使用较多的指标，也应该确立极少数核心指标并赋予较大权重。
指标的设置和选择，当然涉及到对发展质量的理解。高质量发展，主要应该体现为生产的效率更高、增长的普惠性更强这两方面，当然也可包括生态环境更好等方面。这两个方面，既覆盖了生产环节，也覆盖了分配、消费环节，而且便于衡量。如果还要往前延伸，考察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和过程，例如分析产业结构、经济体制等，则会牵扯太多指标，并无多大必要。
衡量增长的普惠性，可以把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作为核心指标，此外也可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指标。衡量生产效率，则应该把TFP作为一个核心指标。TFP尽管并不容易获得一致的计算结果，甚至在学术上也难以得到严谨的、清晰的解释说明，但它包含了科技进步和各种创新，包含了管理水平和企业家精神，包含了人力资本质量，等等，而且在学术领域，有很多相关资料和数据可以利用。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只有主要依靠TFP，才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等人甚至认为，TFP不能持续提高，是通向富有的屏障。
如果将 TFP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中国未来的发展质量并不乐观。由于更高的GDP增速往往与更高的 TFP 增速相对应，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那么提高TFP增速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果将基尼系数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提高发展质量更不容乐观，因为中国基尼系数不但很高，而且在过去几年轻微下滑之后，最近又有所抬升。
与许多学者一样，笔者使用由几位美欧经济学家开发的潘恩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简写为PWT，该表最新版即9.0版的数据截至2014年），来说明中国TFP增速在2010年之后快速下滑的情形，并分析未来中国TFP缩小与美国差距的情景。图1显示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TFP的增速变化。
可见，2008年之前，中国TFP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但2008年之后，两国TFP增速都显著下滑，而中国的下滑比美国更加严重，这导致两国的TFP增速差距显著缩小。
此外，2009年以来，美国TFP增速呈现从谷底回升的明显趋势，而中国的回升趋势不太明显。从这一点大致可以感悟，尽管2009年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并不一定体现为TFP增速的明显提升，所以TFP增速与单纯的科技进步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未来提升中国TFP增速，从而提高发展质量，远不是增加科技投入、增加研发经费那么简单。
2035 年 TFP 能达美国 60% 水平吗？潘恩世界表显示，2014年，中国TFP只相当于美国43%的水平。笔者估计，2015 年至 2017 年，美国TFP增速呈温和上升势头，但中国TFP增速在2015年继续下滑，可能已经低于1%，而2016年和2017年应该会有所上升，所以2017年中美TFP差距与2014年相若。
美国作为生产率前沿国家，是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赶超标杆。许多后发工业化国家，都曾通过工业化实现了与美国TFP差距的显著缩小，日本、韩国等东亚成功的工业化国家更是这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也缩小了与美国TFP的差距。
日本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阶段，TFP达到美国的81%，这时是1980年。韩国在这个发展阶段，TFP达到美国的60%，这时是1991年。81%和60%分别为日本和韩国追赶美国TFP的峰值或阶段性峰值，此后日本的追赶停止了且后退了，韩国的追赶也基本停滞了。中国目前尽管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但许多研究都认为已经接近或转入工业化后期，如果参照日韩的情形，中国TFP对美国的追赶步伐有可能显著放慢，而近年来中美TFP增速的变化趋势已显现这样的端倪。
如果延续目前中美TFP增速的情形，到2035年，也就是十九大确定的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中国TFP对美国的追赶，将远远低于日本在1980年的水平，也明显低于韩国在1991年的水平。笔者剔除受四万亿刺激计划巨大影响的2009年数据，也剔除受欧美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2008年数据，将2010年—2014年中国TFP年均增速1.31%，作为2015年—2035年中国TFP年均增速的预测值，这个数值略高于2014年实际值1.25%。同时，将2000年—2014年美国TFP年均增速0.76%，作为美国2015年—2035年TFP年均预测值。在这种情景下（情景一，见图2），到2035年，中国TFP只达美国的48%。
将2015年—2035年中国TFP年均增速预测值设定为1.5%，可能更加合理。假定美国TFP在此期间仍然以0.76%的速度提高。在这种情景下（情景二，见图3），到2035年，中国TFP将是美国的50%。
我们假定中国TFP增速在未来几年会明显提高到2.0%，并且在GDP增速趋缓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这个TFP增速直到2035年。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要变成现实并不容易。如果中国和美国分别以2.0%和0.76%的年均增速提高TFP（情景三，见图3），那么到2035年，中国TFP将是美国的56%。
到2035年，中国既然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TFP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四十几或者五十几，似乎与高质量发展不甚匹配。我们不参考1980年的日本，但可以参考1991年的韩国，即TFP水平达到美国的60%。如果将超过美国TFP水平的60%作为中国2035年的目标，那么只有当中国和美国分别以2.5%和0.76%的年均增速提高TFP（情景四，见图3），这个目标才可以实现，那时中国TFP为美国的62%。
上面四种情形，一直将美国TFP未来年均增速设定为0.76%。但是，如果剔除2008年和2009年美国遭受金融风暴冲击时TFP增速为负和为零的数据，那么2000年—2014年，美国TFP年均增速为0.93%。美国经济发展早已越过了工业化阶段，即使政府大力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笔者认为，也很难实现持续多年的工业高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尽管美国是技术和创新前沿国家，但当没有工业产出膨胀做支撑时，其TFP增速不可能长期走高。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TFP增速的长期均值比较稳定地处于1%左右的状态。从各种因素来看，将美国未来十几年TFP年均增速设定为1%，可能是合理的。此时，中国TFP年均增速必须达到2.7%（情景五，见图4），才能在2035年超过美国TFP60%的水平（61%）。
如何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目前GDP增速接近7%，TFP增速尚不到2%。如果GDP增速在未来十年果真下滑到5%左右的平台，那么要实现2.7%的TFP年均增长，也即要使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以上，笔者判断，这非常困难。从中国历史情况以及国际经验来看，TFP对GDP增速的贡献率达到百分之三四十并不难，但超过50%则比较少见。因此，应该趁着中国GDP增速仍然较高的时候，就刻不容缓从现在开始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必将是一场攻坚战。中央已经决定，近三年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而重振全要素生产率这场攻坚战，将会更加艰巨、更加长久，不但因为TFP看不见、摸不着，还因为经济学并不能清晰地揭示、完整地解释TFP。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还是新增长经济学框架，事实上是出于学术上的无奈才会设计出TFP，与其说这是一个算出来的参数，还不如说这是一个算不出来才有的参数。
从现象来看，TFP高速增长往往是后发经济体“压缩式”工业化带来的，特别是由主导行业（主要是制造业中的一些行业）所推动的，因为先行国家几十年发展这些行业的历程，被后发经济体“压缩”到十几年甚至几年里完成，其实也相当于先行国家数年的生产率上升被后发经济体“压缩”为一年的生产率上升。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可以带领我们走出“科技越发达TFP增长就越快”的误区。
未来十几年里，中国很难出现新的主导性制造行业，这将是TFP快速提高的最大制约因素，所以很难指望再次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那样的TFP高增速盛况，因为那时有家电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主导性制造行业相继出现、轮番登场。更麻烦的情形是，当缺乏主导性制造行业时，如果原有的制造行业不能持续提高竞争力，或者出现某些政策失误，譬如误以为服务业将成为支柱而将经济资源过于集中于此，就有可能走向“去制造业化”。这是许多国家的教训。完全可以说，重振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持续繁荣，制造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中金融业份额不正常上升而制造业份额过快下滑，值得警惕，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TFP增速的提高就更加困难。
没有主导性制造行业的 TFP 增长，意味着要素在行业间的转移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重要意义，而促进要素在企业间的转移，特别是向高生产率制造企业转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在识别主导性制造行业、扶持主导性制造行业方面，尚可参照先发国家的经验，但是在识别和扶持高生产率制造企业方面，则没有什么优势。充分让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在加速劣汰方面的助力作用，可能是比较关键的政策选择。中国存在大量低效率企业，也有不少“僵尸企业”，它们占有和消耗了大量要素，政府不但不应该维持和救助，反而应该减少其关闭、破产障碍，促使它们尽快退出经济活动，这样的做法对于生产率的重振大有裨益。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