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专家何晓顺——破解器官移植世界性难题
2018年1月21日，央视公布“2017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医药卫生界荣获2席。其中一位是器官移植临床学科带头人何晓顺。
作为全国器官移植的学术带头人，从1988年开始从事器官移植及肝胆外科工作的何晓顺，在器官移植领域耕织的30年时光里，已交付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主持开展亚洲首例成功的腹部多器官移植、国内首例肝移植联合胰十二指肠切除治疗肝胆道恶性肿瘤、国内首例公民器官捐献的肝移植、亚洲首例“二肝三受”肝移植……多年来，作为器官移植领军人物，他带着麾下团队，孜孜不倦的探索，结出丰硕的果实：从肝移植到多器官移植再到“不中断血流”移植，何晓顺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评价何晓顺教授，“在推动器官捐献这项关系到国家重大改革与国家政治形象的事业中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是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先行军和器官移植改革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创新一——突破多器官移植技术难关
器官移植，对绝望中的患者，这是拯救生命的唯一希望。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肾脏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现代医学的革命性进展，为患者带来重获新生的曙光。而以上一项项高难度手术，向前跨越的每一步，都值得被载入中国器官移植的历史。
何晓顺教授回忆说，1988年，到中山医科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师从当时刚从国外回来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教授、后来曾担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
“那个时期，肝移植是大器官移植的代表,是治疗晚期肝病的最佳手段。然而,我国虽是世界第一肝病大国,肝脏移植技术却一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我国老一辈的外科专家们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曾尝试性地开展过人体肝脏移植工作，但由于诸多原因没有一例患者获得长期生存，最长的一例也仅仅存活了264天。随后的10年中，肝移植成为全国外科医生的一大禁区，没有人再尝试着开展该类手术。中国肝移植项目也因此停顿了十多年的时间。”何晓顺说，这样的局面导致我国肝移植发展缓慢，医疗硬件软件都跟不上，国内早期肝移植的成功病例也不多，加上国内外疾病谱的差异，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器官移植的“先行者”们只能向欧美发达国家该领域的领跑者“取经”。
“当时导师带着我们做肝移植的实验研究，研究一做就是5年，从零开始，十分困难。1993年到1998年全国肝移植有18例，一年的手术量是前4年的总和，这其中我们就做了10例。”
2001年，黄洁夫赴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2003年，器官移植科元老陈规划调往中山三院，当时39岁的何晓顺，毅然挑起科室的重任。
此后的2004年-2006年，中山一院肝移植手术迎来高峰，每年有150180例，这其中多数患者又伴有多器官损伤，多个器官都需要更换。病人需求摆在这，怎么解决？何晓顺不断尝试在多器官移植技术上，进行改进。
2004年5月28日，何晓顺成功为一名胰腺癌合并多发性肝转移的女患者实施了多器官移植手术：一次切除病人的肝、胆、脾、胰、胃、十二指肠、大小网膜及部分小肠，换上健康的肝、胰及十二指肠。这是全亚洲首例获得成功的多器官移植病例。手术整整持续了9个多小时，手术顺利结束，非常成功。术后恢复也非常顺利，几个小时后，这名28岁的女患者顺利转出ICU。
虽然创下亚洲首例的成绩，不过，将患者腹部“掏空”的传统做法，何晓顺依旧觉得未来在技术成熟的条件下，这样的问题可以避免。于是，围绕这个新问题，何晓顺和他的团队又开始攻坚。经过近10年的探索，何晓顺终于首创出“简化式多器官移植”。这一新术式，创新了含动脉和静脉重建、消化道重建，以及低强度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等简化式多器官移植技术体系，不但极大地缩短了手术时间，也显著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得益于此项新术式，中山一院目前实施的该类手术不仅数量上全球最多，而且100%的手术成功率使得该院的该技术在国际上傲视群雄。此后的2015年，凭借腹部多器官移植及器官联合移植的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何晓顺及其团队获得当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7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器官移植专家何晓顺创新二——向器官移植的头号威胁缺血性难题发起宣战
医学创新既关系全民健康，又关涉国家安全命脉，除了手术技术需要不断改进外，器官移植要获得成功并使患者和移植器官长期存活，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何晓顺向《小康》记者谈到，器官保存是器官获取后、移植前的过渡阶段，其转运保存过程直接影响移植后的效果。“摘取的器官在移植到受体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器官中是没有正常血流的，器官的‘无血流供应’状态从数小时至数十小时不等，由此产生的缺血及再灌注损伤严重影响也直接影响移植疗效，甚至导致移植失败。”
这样的技术“天花板”问题如何解决？何晓顺及其团队建立了齐全的动物实验平台，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肝移植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终于找到“解决之道”。
2017年7月23日，何晓顺团队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不中断血流”人体肝移植手术，通过自主研发的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器官移植过程中“器官缺血损伤”这一困扰移植界半个多世纪的技术难题，让器官以更“鲜活”的状态在受者体内“立即工作”。
这种“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可在手术前模拟人体给离体器官提供血液循环，从而避免了器官的缺血损伤，提高了移植的疗效。据介绍，获取器官前，医生先将进出肝脏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在断掉原有血液供应的同时，由“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接管肝脏的血液循环，从而实现移植器官的平稳过渡。在供肝植入受者体内前，先将供肝的血管接好，受者血液进入肝脏的同时将机器撤离。通过这种全新的器官移植技术，移植的肝脏始终有良好的血液循环。“可以说，实验阶段前期，每一小步的前进，都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不成功是常态。我们团队的人都说不可能，但又埋头做了上百次的动物实验不断试错，终于得以成功。”据何晓顺介绍，截至目前，该类手术已成功完成20多例，手术过程比常规肝移植更平顺，术后肝功能指标明显优于传统肝移植手术。
何晓顺认为，当下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已经得到大力发展，在某些领域，与国际同行相比，器官移植技术不仅是必争之地，更是必强之林，“无缺血”肝移植技术还可延伸至心、肺、肾等器官的移植上，进一步实现从临床尝试到常规应用的跨越，器官热移植时代已经来临。
创新三——创建器官捐献支撑技术体系
对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发展而言，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于，现代器官移植手术问世63年以来，我国器官移植面临器官严重短缺及伦理学非议的双重困境。
何晓顺说，国际器官移植界在2015年以前，对中国主要实行边缘化的“三不原则”：不能参加国际重大学术会议，不能在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器官移植临床学术文章，不能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组织成员。
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国际上的态度才有所转变，但依旧有部分器官移植领域的国际人士对此质疑。直到今年，这样的局面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
7月1日，西班牙马德里国际会议和展览中心，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大幕开启，这场两年一度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作为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权威专家，何晓顺也出席了这场会议。器官移植的“中国模式”在这场世界器官移植技术顶尖交流中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认可，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时刻。
2017年7月23日，何晓顺团队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不中断血流”人体肝移植手术。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黄洁夫被推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黄海波担任委员会委员。对此，何晓顺十分感慨，“有了自己的器官移植技术硬实力和器官捐献体系，中国就能扬眉吐气、光明正大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发言，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中国梦。”
而要构建起完善的且适合我国国情的器官捐献体系，无论是黄洁夫、何晓顺，还是很多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都格外关心同一件事情：为脑死亡立法。
据何晓顺介绍，我国传统以“心死亡”为判定标准，而国际上通行做法则是以“脑死亡”为判定标准。“脑死亡”患者面临“医学上已死亡，但法律上或未死亡”的尴尬境地。“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更不同于安乐死，他是人体100%的死亡，只是用呼吸机可以继续维持很久。但事实上，生命从脑死亡那一刻起已经没有了奇迹复活的可能，反而心跳呼吸停止死亡的患者，曾有复活的先例。脑死亡患者只是在呼吸机的帮助下，维持着看似活着的状态，这是对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何晓顺说，目前全世界脑死亡立法的国家已有80多个，其中美国、西班牙、英国、德国较为典型。而我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司法实践中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脉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脑死亡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被采纳。依据医学标准，即使医生宣布脑死亡者去世，如果家属不认为脑死亡者已故，医院也不能停止治疗措施。
“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为主体的中国三类捐献模式,是政府启动捐献工作的战略决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没有成熟经验,这种捐献模式是否可行,过去谁都不知道。”何晓顺提到，心脏死亡后大多数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获取,否则器官受损或感染便无法捐献。这也是近年来何晓顺团队多次无法成功获取捐献者肺脏的重要原因。
为推动创建器官捐献支撑技术体系，推动中国器官移植成功转型，从2001年起，何晓顺团队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希望能够创建一套新的移植体系和技术，让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变得可行。历尽艰辛，研究团队创建了“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的支撑技术体系”，系统化解决了国内供体识别、器官维护、评估、修复等一系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核心技术问题，大大提高器官的使用率和移植成功率，使得中国三类(脑死亡、心脏死亡和脑心双死亡)捐献模式得以成功运用。这使得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井喷式增长，我国器官捐献数量在十多年里增加了128倍。
“现在，我们国家的局部创新能力也在发挥作用，一些医疗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不断呈现，跟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而言，中国不用自卑也不能妄自菲薄。医学上中国有优势，临场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医疗科技创新，以前都是跟外国学，现在我们医疗技术水平提升了，我们有了底气和硬气，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要多做点事情。”何晓顺说。
编辑/麦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