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炬”30 年——科技创新服务于经济发展
1978年，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10年后的1988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旨在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火炬计划是由国家科技部（原国家科委）组织实施的一项旨在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其环境建设的指导性计划，是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政策引导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康》记者从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获悉，火炬计划的宗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中国实际，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科技界的优势和潜力，以市场为导向，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中国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2018年是火炬计划实施30周年。多年来，在火炬计划的引领下，中国国家高新区数量和质量取得了双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甚至走出海外，众创空间、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与高新区、自创区形成了创业孵化生态链，培育出大量的创新创业团队和高新技术明星企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涌动……
科技成果向经济转变促火炬计划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以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浪潮，为抢占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制高点，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调整本国发展战略，制定带动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计划。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把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当作一件兴国立足的要事，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之首。
而火炬计划的推出，和国家重视科学和科技在经济中的推动作用紧密相关。当时，我国已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科技队伍，还取得了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成果。如举世闻名的“两弹一星”，运用遗传学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等。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国家科委的宋健和李绪鄂等人亲自参加了中国两弹一星计划，受钱学森影响比较大，他们对大科学有深刻的认识。美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科学家从军事走向经济，对硅谷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健和李绪鄂等人受到启发，也推动了中关村的建设和中国火炬计划的实施。
“这充分说明，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和高新区的建设上，我国都蕴藏着极大的潜在竞争力。”原国家科委火炬中心副主任叶吉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科研与生产结合不够紧密，大量科技成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而大力推动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辐射改造传统产业，增强综合国力，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大事。
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对大科学有深刻的认识，30年前中国“火炬计划”的筹备与实施，被视为增强综合国力且迫在眉睫的大事。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在京召开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宋健主任及阮崇武、李绪鄂、朱丽兰副主任出席会议。李绪鄂副主任宣布火炬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当时，火炬计划就是为全国的创新型小企业谋求贷款额度而制定的。因为那个时候全国的银行贷款额度没有面向创新型小企业、科技企业的。慢慢的，火炬计划只有贷款额度不够了，然后就成立了创新基金。火炬计划逐渐涵盖了创新基金、孵化器，科技园等，并涉及一些地区的产业集群。2008年以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也被纳入火炬计划。”王德禄说，火炬计划的出台最开始是一个破冰，并不是一套完美的计划，随着高新区技术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多，火炬计划能及时发现新生力量的需求，不断的调整、丰富。现在高新区成为火炬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此，火炬计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千百万科技大军，肩负起开创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夺取战略制高点的历史重任，揭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序幕。
高新区成创新发展的“领头雁”
在火炬计划的引导下，经过30年的时间，国家高新区发展情况如何？2018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透露，2017年中国17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56+1家国家高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44.3%以上，新产品收入占全国31.5%，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倍。其中，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广东深圳等国家自创区对所在地区GDP增长贡献超过20%，成为创新发展的“领头雁”。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高新区168+1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069家、众创空间5067家、加速器500余家，开展科技创新孵化链条试点41个，2017年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近40万家，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过93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0万人。2017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万亿元。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3.6万家，研发投入占比超过全国的50%，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全国40%。
同时，中国在智能终端、无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崛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2500家企业中，中国有376家，居全球第三；2017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广东省产业发展研究院科研部部长钟卫国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说，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高新区科技发展含金量正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高端科学技术方面。而中西部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的高新区也很有发展势头，一方面某些传统产业转移到这些地区，另一方面它们也在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而在王德禄看来，在火炬计划的引导下，经过30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推动“双创”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主要战略力量。他总结火炬计划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高技术产业处在跟跑、学习阶段，我们与别人共同创新。最近的10年则逐步转向原始创新引领发展，走的是创业引领创新的道路。
美国硅谷仍是目前全球科技创新创业的高地。在火炬计划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原创的产业和引领世界发展的一流企业。目前全球排名前10的创新创业高地中，除了美国硅谷，其他都是中国的国家高新区。比如，中关村、深圳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区、上海张江高新区等。这些国家高新区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
作为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加速器建设的主要阵地，国家高新区不断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持续引领新时代的创业活动，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据了解，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有一半左右在国家高新区，逐渐形成了创业服务机构的集聚效应和大众创新创业的规模优势。2/3的中央“千人计划”创业人才落户国家高新区，25家高新区（或园区）成为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创中国特色发展高新技术的道路
火炬计划30年的实施中，对高新区、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原国家科委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王瑞明认为，火炬计划解决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难题。同时也解决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现象，让科技创新成果直接服务于经济发展。
而王德禄则认为，火炬计划探索出了一条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由创业反向拉动科技创新的中国特色发展高新技术的道路。火炬计划的实施，推动了中国科技创新从模仿式创新、跟随式创新逐步过渡到原创式创新。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
火炬计划30年大事记
1988年8月6—8日，国家科委在京召开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宋健主任及阮崇武、李绪鄂、朱丽兰副主任出席会议。李绪鄂副主任宣布火炬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审定的26个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1991】国发12号文件）和附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
1991年4月26—29日，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为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1999年8月11日，科学技术部印发《关于加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若干意见》。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2007年9月27日，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启动大会。通过实施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12月5日，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实施方案》，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正式启动。
2008年4月16日，科技部颁布了《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按分类指导的原则，全面启动新时期国家高新区评价工作。（国科发火【2008】191号） 。
2008年7月30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8月5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开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正式启动。
2015年2月4日，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科技园区在京启动“创业中国中关村引领工程”，开启“创业中国行动”。
2016年3月，组织召开了“发展众创空间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精神。
“火炬计划”实施30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2017年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现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在其中可以用上劲了。”王瑞明表示，现阶段，我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而通过火炬计划的实施，高新区发展起来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了。
除此之外，火炬计划的影响力还走出了中国，向着世界进发。王德禄说，如今火炬计划前20年的经验正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推广。2016年4月，科技部火炬中心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签署了《关于在澳共建火炬创新园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火炬计划首次引导多家企业与一家海外高校进行合作。
目前，火炬园一期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新南威尔士大学已与22家公司签署价值超过7000万澳元的研究合同，并启动了5个联合实验室。科技园一期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届时，位于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将拥有一座全新的零二氧化碳排放示范科技园（企业孵化器）。在未来10年，火炬创新园区将创造110亿澳元的经济效益，该效益将从新企业、新的工作岗位，以及从向世界各地输出知识产权中获得。
“经过了30年的发展，从体制机制上来讲，从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上来讲，我们都有成套的经验和组织实施方案，中国火炬计划出海有优势，而且我们也有这样的队伍，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帮助任何一个国家创建创新园区。”王瑞明说。
离掌握全球一流资源还有差距
尽管火炬计划30年来对中国高新区、科技技术等方面带来蓬勃发展，但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遇到困难与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原社长张景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高新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他认为，现在创新项目面向眼前多，面向长远少；创业多，实质创新比较少；模仿多，独创少。
为此，张景安表示，我国科技园区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和源头创新，加大国际交流力度。目前我们离掌握全球一流资源还有差距。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寂寞的，要几代才能成功，需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同时，高新区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双创”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创业孵化载体向专业化、生态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此外，高新区要加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扶持新经济，壮大新动能。
王瑞明也有类似看法，他指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持续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待提高。而要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就必须认真地培养和用好高新技术人才，同时还要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在这其中，就必然地要涉及到资金利用的问题。目前，通过市场化运作，大量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到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当中，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
“下一步，国家还应该在资金支持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因为资金仍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现阶段发展最主要的问题。”王瑞明说。
钟卫国则在高新区的建设方面，看到其需要改进的地方。他表示，如今高新区硬件打造已经越来越好，但是软环境的打造上仍有不足。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不少高新开发区打造得还不够。而这些软环境的打造却是高新区内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高新区除了政府在区域内的产业引进以外，还需要把发展趋势交给市场。多用市场化的规律来调节高新区发展，而不只是政府本身的产业布局。”钟卫国说。
推动产业发展迈向高端
30年只是火炬计划实施的中途站点，未来发展之路还在继续。王德禄认为，火炬计划和国家高新区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抓增长点、寻新领域、找爆发点上。要做好新动能培育，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发现和支持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推动产业发展迈向高端，促进园区开展高端链接，做出更多创造性的产业尝试、业态尝试、政策尝试。
“此外，我特别希望火炬计划和高新区加强未来研究的比重。各国科技战略的布局均依赖于国家关于未来的研究与预测，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深化，科技创新在很多领域逐步进入‘无人之境’，迫切需要面向未来开展研究，谁能把握未来，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把握更大的主动权。”王德禄说。
对于未来，王瑞明说，国家高新区不仅要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中心，还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要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服务，要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强有力的支撑。
如今的“火炬计划”正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科技部火炬中心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图为校园一角）合作就是其中的范例。编辑/余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