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过程的主动介入式设计模式：生态智慧启发下的方法探索
关键词：风景园林；生态智慧；主动介入式设计；触媒-生长模式；容器-引入模式；堆栈-协同模式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7-0059-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8-04-14
修回日期：2018-05-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127850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1278505)共同资助
Abstract: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urban landscape is usually due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process". The related connotation and thought of ecological practical wisdom enlighten us on the idea of landscape design, which is process-oriented.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dapt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process", and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process, the "space-process" design patterns is formed, which takes space as the design carrier, and time process as a variable, actively intervenes and guides the landscape process.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humanistic and technical perspectives of landscape design practice inspired by ecological wisdom, which make the pattern system has richer connotation, more dimensions and stronger adaptability.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wisdom; active intervention design; catalyst-growth pattern; container- introduction pattern; stack-cooperative succession pattern
花费巨资兴建的公园为何人迹罕至，而街边的小块绿地却人气旺盛？精心布置的花坛为何百花不兴却“杂草”繁茂？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景观的不可持续？景观是由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耦合而成的产物，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都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变化节奏，随着时间不断演化并相互影响。景观因而是以“过程”的形式存在、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中的，景观的不可持续往往源于对其景观过程缺乏关注与理解。相关学者们虽然指出了对景观过程的理解及其重要性，但作为创造、使用、欣赏景观的主体——人及其社会系统在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1]。随着现代风景园林学界对“自然-社会”关系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其核心价值理念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景观美学→游憩功能→社会生态”的重心转变，而“人文生态系统”等思想及方法的出现[2-3]，最终将其核心关注转变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上。前人研究多数是遵循(现状)过程的被动式设计策略，将景观过程作为设计输入约束条件，提出生态化设计策略和方法。但是既然通过空间设计必将干预过程(特别是社会过程)，我们能否通过理解未来的景观过程特征，将过程视为一种空间的驱动力量，通过对未来景观过程的主动参与和创造[2，4]，达到适宜的景观功能，进而提出主动介入过程的设计方法呢？在生态实践智慧[5-8]①启发下，探索适应景观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的设计思想与方法，在理解景观过程多维特征的基础上，遵循、适应甚至主动介入这些过程，以增强景观系统的弹性(resilience)和适应性(adaptation)，使景观系统达到更具适应性的动态平衡状态，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1 相关概念解析
基于过程的景观设计通过增强系统弹性和适应性的策略，以实现系统可持续性为目标，这是由于“弹性”“适应性”“可持续性”等概念及其理论与“过程”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弹性是指一个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在同一机制(regime)内吸收或承受扰动和其他压力，并维持其基本结构与功能的能力[9-11]。弹性对干扰(或变化)的响应，既包含了尽量降低扰动(或变化)的准备工作，又包含一旦干扰发生时针对干扰的处理与行动。因此，弹性代表了一个持续的过程，重组和发展新的适应策略的过程[12-14]，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定阈值内的动态平衡。适应性是指生物体调整自己的结构和功能以适应环境的能力。生态系统适应能力与遗传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以及景观异质性有关，社会系统适应能力与社会网络的知识和经验学习能力相关。适应性是系统管理和影响弹性的能力，也是帮助系统过渡和转变的一种属性[11，15]。弹性是影响适应性的系统内在特性，与短期干扰相关；而适应性与长期或持续干扰相联系[16-17]。可持续性着眼于公平和共同发展，因此可持续性景观要求做到资源利用的公平性、能源利用的清洁低耗以及环保和可再生材料的使用等，基于全生命过程的视角，将后续人工干预降到最低，资源和能源使用高效低耗等。相对于可持续性，弹性更偏重于策略层面，弹性必须明确基于一个特定地方的环境、生态、社会、经济等的驱动力，并把一系列相关尺度融为一体[18]。
2 以过程为主导的弹性景观设计策略
多种过程的叠加构成了景观的现象，弹性景观的设计策略就在于引导现状景观过程，并为未来可能的景观过程提供可调节的景观空间框架。这个过程应该是向景观系统主动引入或有助于引入外界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使系统达到减熵目的，以增加系统活力、强化景观系统的弹性，而景观过程的多维特征决定了弹性景观的设计策略。
2.1 景观过程的多维特征
景观作为自然与社会过程共同的产物，必然会体现两者综合的特征，表现为景观过程在空间维度的共时性特征和时间维度上的历时性特征。景观系统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均在景观客体上得以折射与反映，这些复杂的烙印也借由景观结构体现出自身特征。两者结合使过程在景观系统中体现出如下特征：1)动态渐变性。过程使景观在时间与空间中呈现为一个动态演变的系统，动态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2)开放性。开放性是指一个系统与外部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开放性也表示不以“终极蓝图”为目标，未来不会停留在“此时此刻”，而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3)多元性。景观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导致该过程发生的各种变化也是多样性的，而历史、文化等景观过程的影响因素则更为复杂与多元化。
2.2 引导过程的弹性景观设计策略
基于景观过程的关键特征，以空间形态或其中的具体物质实体作为设计载体，提出主动介入式的弹性景观设计策略：1)针对景观的动态渐变、生长特性，在设计中引入适当的介质，可以帮助触发或加快景观的生成过程；2)根据景观过程具有的开放性特征，设计开放式的框架体系，以此引入外部要素以形成新的过程；3)景观过程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设计中将多种过程并置，同时通过时空的转换，实现拓展过程的内容、丰富过程内涵的目的。根据上述分析，将基于过程的景观设计策略概括为：以实现(期望的)景观过程为设计目标，以空间实体作为设计载体，实施主动介入式的设计理念，以建立或引导景观过程，即“以空间(形态实体)引导过程”的策略。
3 引导过程的主动介入式景观设计模式
对应过程特征的3条策略，构建“空间-过程”设计模式框架，形成以空间为设计载体，以时间过程为变量的“四维”设计模式，即“设置触媒生成过程”“以开放式框架引入过程”和“多项并置拓展过程”，结合对相关具体案例的研究、分析与归类，归纳出基于过程的弹性景观设计的3种设计模式：“触媒-生长”模式、“容器-引入”模式和“堆栈-协同”模式。
3.1 触媒-生长模式：以少量实体触发过程
“触媒-生长”的景观设计模式是指在空间中加入某些实体变量，以此为媒介触发相应的过程，促进景观向期望的方向生长、发展和变化的设计策略(图1)。该模式包含2个方面：一个是实体触媒本身的选择，另一个是使景观产生变化的驱动力的选择。该模式能否奏效则取决于模式中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即选择的触媒是否能有效地让驱动力产生作用，以促进预期的过程。因此设计前期对特定触媒及其驱动力的实证研究都非常重要。根据驱动力的不同，触媒-生长模式中的“触媒”分为2种主要形式：一种是促发景观空间内生态系统变化的触媒，可以称之为“生态触媒”；另一种是促进空间本身的发展变化的触媒，可称之为“空间触媒”。
1)生态触媒。
“生态触媒”是指通过设计植入适当的实体，形成“生态极核”，促发景观生长。实体触媒的“生态极核”通常包括生物和非生物2种形式，生物形式的极核中包含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例如在生态护坡构件中植入的植物种子就是生物形式的生态极核；非生物形式的极核包括各种人工构件、水工构筑物、微地形等形式，例如在河流边岸修筑丁坝拦截泥沙形成沙洲(图2)。纽约斯坦藤岛所设计的名为“生命的防波堤”(Living Breakwater)的滨水区景观方案中，通过营造多孔隙的低潮位基床，为鱼、贝类、牡蛎等当地海洋生物提供了多样性、复杂的生境。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景观的生长、动态特征的景观过程特质：随着牡蛎的生长，这道“堤岸”会“长”高，这是由于牡蛎在生长中会固结岩石的生长特性，这道堤岸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坚固，在应对长期的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更大的弹性。
2)空间触媒。
空间触媒是指采用某些实体的介入或空间功能的改变，促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改变，通过社会过程的变化影响景观演变路径。同时，空间本身也可以成为触媒，引发或产生新的空间形式。景观空间形态和表面特征是在多种复杂过程共同作用下“自然生长”出来的结果。景观作为一种能容纳和安排各种复杂过程的组织结构，是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物质载体，并能为这2种过程提供相互融入和交换的界面。空间触媒以一个小整体的生长，同时蕴含了一个未来更大整体的萌芽。单体的生长不仅仅出于其自身的功能需要，同时也在周围环境的生长、完善过程中扮演角色，通过对环境的适应和改善，实现自我的完善与繁衍，进而向周边传播伸展，促成空间的生长。
图1 触媒-生长模式示意图3.2 容器-引入模式：设置框架引入过程
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聚集是景观发挥正常功能的基础，因此景观空间的组织形式也需要从刚性的“结构”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柔性的框架，以适应发展和变化，为未来的更多可能性提供支撑。基于过程的弹性景观设计模式，主张用柔性框架组织城市景观空间，以包容和适应未来多种过程的可能性，能容纳处于不断变化的可能性、随机性与不确定事件，具有典型的“容器”性质，为各种各样的生活和事件提供场所空间。景观空间的开放性使其与周围环境的界限变得模糊，以允许未来的置换、加入和适应(图3)。采用开放的框架引入过程，根据驱动因素的不同，从而产生2个次级模式：“引入生态”和“引入事件”。
1)引入生态。
虽然都是利用景观的自然过程，也都需要各种自然力做功，但“引入生态”的设计模式与“生态触媒”模式是不同的。最本质的不同在于“生态触媒”模式是植入实体，关注的往往是景观中某一项或几项自然过程，而“引入生态”模式却是搭建景观系统框架，关注的是整个系统自组织的自然生态过程。因此，相对比于“生态触媒”模式，“引入生态”模式的空间尺度一般较大，时间尺度也相对要长一些。“生态触媒”模式的优势尤以小尺度见长，而且由于过程发生在较小的尺度上，效果也通常出现得比较快。在实际设计与操作运用中，这2种模式经常搭配使用。
2)引入事件。
将事件作为景观的一种过程，在设计中予以分析、组织、安排，对于有历史文脉的场所来说，可以保有空间原有的活力和历史记忆；对于新建场所来说，事件安排则是激发空间潜力的方式，形成并强化人们对其的空间记忆。这些事件激发了空间活力，丰富了空间内涵，并构成了空间的实质性内容。例如拉·维莱特公园提供了大片开放空间和若干大型的科技与文化设施，常年安排多样的公共活动、文化活动等，以事件景观代替了自然景观，并成为公园的真正内核。还有荷兰风景园林师高伊策(Adriaan Geuze)为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设计的剧院广场(Schouwburgplein)，与荷兰语中“Schouwburg”(意为“剧场”)相适应，广场周围围绕着多功能表演厅、音乐厅、剧场、多荧幕电影院等众多观演场所。各种事件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广场的景观处于不停的改变中。
图2 鹿特丹Maasvlakte 2号新港被北海带来的沙子不断塑造并加固的过程[19](2-1 2009年5月，2-2 2009年10月，2-3 2010年7月，2-4 2011年1月)
图3 容器-引入模式示意图
图4 堆栈-协同模式示意图3.3 堆栈-协同模式：多项并置拓展过程
堆栈从本质上看是对有限空间的高效率使用，更高的土地使用效率、多样性和富有活力是堆栈式景观空间最显著的特点。可以把“堆栈”理解为在同一空间范围内，空间客体(使用者)在时间上体现出的连续动态变化。基于过程的景观设计认为景观空间是具有“堆栈”特性的。在同一个景观空间，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间段对该空间不同方式的使用构成的动态集合，使其成为“堆栈”性的景观空间(图4)。空间的堆栈性对应了空间使用对象及方式的多样化与多元性，多种活动在空间中并置和协同。基于过程的景观设计堆栈空间的方式通常有2种：空间堆叠和时间转换。
1)空间堆叠。
空间堆叠是指在同一个空间内同时安排多种活动或多种功能，通常通过空间内的多功能混合(multi-functionality)来实现。社会过程是这个次级模式中的主导过程。在同一场地上有效率地组织多种可以独立运作或互补的功能(也可采用分层、立体化的形式)，以实现对有限土地的高效使用，是空间多功能混合比较常用的方法[20]。由于多种功能和业态能够实现互补并共享同一个空间，多功能混合不仅可以实现空间的高效使用，还可以建立一个多元化社会参与的公共支持系统。
2)时间转换。
不同的人群不仅对景观空间的使用方式不同，使用时间也通常有差异。时间转换模式可以让景观的使用对象在不同的时间使用同一个空间，各对象间具有时间互补性的协同共生关系，使该空间演替为更富多样性与活力、可高效使用的场所，例如，加拿大多伦多Don河港口新城项目(图5)中，就展示了与洪水为友的季节性景观空间设计。设计针对河流水位的季节性动态特征，设置了通过一系列人工水道和不同高程特色地形，形成了多样化的景观空间，在解决季节性洪水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又满足了娱乐、教育和居住等多种功能的需要。
4 延伸讨论——生态智慧为景观设计实践提供多维视角
生态智慧的实践有若干典型载体：1)成功生态实践中内在于主体行动中的组织技巧和能力(action-inherent skill)，如社会组织形式、生产生活方式等；2)生态过程的社会感知模式和反馈策略；3)将生态知识内化为行动的社会学习能力；4)以精神空间为基础的(可感知的)共生结构体系[7，14，22]。由这些角度出发，生态智慧可以为景观规划与设计实践提供更多不同的视角，从而使其构建的系统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多重的维度和更强的适应性。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4.1 长时间维度的生态实践智慧可为景观设计提供历史视角
社会生态系统兼具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两方面的特征。自然系统依照本身的自然节律和变化周期演变与发展，作用的时空尺度跨度较大。通常较大空间尺度上景观的自然过程对应较长的时间尺度，而相对较小的空间尺度上对应的景观自然过程的时间周期也较短，也就是说，大尺度上景观结构和要素组成的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发生，而小尺度景观特征变化在短期就可以发生。长时间维度的景观生态实践是经过该地区数世代坚持实践所得的技术与经验的总结，被证实是遵循自然法则、顺应自然趋势、尊重该地区的土地和土地上各种生命形式的。对当地生态智慧和实践载体的形成和变迁等深入地理解，可以帮助景观规划与设计工作更准确地把握该地区的历史脉络，理清人-地-社区的基本构成、历史变迁与关系，从而产生更适合的、促进当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设计。
4.2 关注地方知识和宗教习俗的生态智慧可为景观设计提供人文视角
生态智慧往往与一个地区的地方知识、宗教风俗等密切相关。地方知识是源自当地，并在当地世代传承的知识、经验、行为方式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默会知识”。默会知识具有显著的“情景性”和“文化性”，即默会知识的获得总是与一定特定的问题或任务的“情景”(situation)联系在一起，是对这种特定问题或任务情景的一种直觉综合或把握；而文化性是指默会知识比明确知识具有更强烈的文化特征，与一定文化传统中人们所分享的概念、符号、知识体系是分不开的。宗教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中，各宗教都有其例行的仪式、活动，以及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禁忌与讲究等。而风俗是一个群体历代相沿、久积而成的风尚，具有稳定性、群众性、社会性、民族性、地域性和敏感性等特点。生态智慧因此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并体现为各种文化现象，具有地域个性、文化多元性等特征[23]。对当地生态智慧中这一部分加以理解与体会，在设计中可以更好地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人文要素加以响应。
图5 多伦多Don河港口新城的季节性景观[21]4.3 连接地方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智慧可为景观设计提供技术视角
生态智慧实质上是人类的生存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除了先贤们的生态智慧，古代先民们也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形成了保护当地水源、土地、山林等地方生态资源的自觉的、朴素的生态智慧。例如古代的村落宅基“风水林”，就是古代先民们早就认识到林木植被具有防止水土流失、调节小气候的功能，因而在风水理论的实践中，采取了有目的、自发自觉的保护山林的生态实践行动。理解这一类的生态智慧，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准确地认识到当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永续生存的内在关联，探索连接地方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维持景观地方性特征的动力因素，实现当地景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生态实践智慧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为目标。古人运用生态智慧所创造的非凡工程(如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工程)至今还能带给我们无穷的启示与借鉴，即人可以主动地介入并改变环境，但必须遵循和顺应自然法则，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主动介入式景观设计模式正是在此启发下对景观系统的重新认识。景观不仅由物质空间构成，而且包括穿越它们的过程和事件(时间)。主动介入式景观设计在以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等准则来遵循、响应景观过程的同时，更强调以设计主动介入景观的过程，通过模仿和利用景观过程的特性，“设计”景观的过程。主动介入式景观设计模式希望通过一系列“弱控制”技巧来应对复杂性，以动态性、开放式、引导性的设计策略，采取主动介入式的设计手法，使景观系统中的各种异质元素产生联系。通过生物及生态系统的生长、人和人群的行为模式等来组织完善景观，强调所有的变化自行成为整体、增强景观系统的活力；同时，主动介入式景观设计模式还为未来发展预留了空间，以适应景观向不可预见的无形式、动态性和复杂性的转变，从而对未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有更好的适应性。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 生态实践智慧是指“人类(个人、人群乃至社会)在对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关系深刻感悟的基础上、成功从事生态实践的能力”，具有“知行合一”“以道驭术”“顺势而为”“适境性”等本体认知和实践方法层面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Waldheim C.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
[2] 王云才，汪洁琼，象伟宁.约翰·莱尔的人文生态实践智慧对图式语言研究的启示[J].中国园林，2017，33(7)：41-45.
[3] 戴代新.景观再生的生态智慧[J].中国园林，2017，33(7)：60-65.
[4] 陈睿智，董靓.生态景观适应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实践反思[J].中国园林，2017，33(7)：66-69.
[5] 王昕晧.以生态智慧引导构建韧性城市[J].国际城市规划，2017(4)：10-15.
[6] Xiang W N. Ecophronesis: The ecological practical wisdom for and from ecological practi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155): 53-60.
[7] 颜文涛，象伟宁，袁琳.探索传统人类聚居的生态智慧：以世界文化遗产区都江堰灌区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7(4)：1-9.
[8] 王志芳.生态实践智慧与可实践生态知识[J].国际城市规划，2017(4)：16-21.
[9]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 1-23.
[10] Gunderson L H, Holling C S.Panarch :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11]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2): 3438-3447.
[12] Lu P, Stead D. Understanding the notion of resilience in spatial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J]. Cities, 2013(35): 200-212.
[13] Berkes F, Colding J, Folke C. Navigating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Complexity and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 颜文涛，卢江林.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韧性视角下的启示与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7(4)：22-28.
[15] Folke C.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3): 253-267.
[16] 俞孔坚，徐涛，李迪华，等.城市水系统弹性研究进展[J].城市规划学刊，2015(1)：75-83.
[17] Klein R J T, Nicholls R J , Thomalla F V . Resilience to natural hazards: how useful is this concept[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Part B: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03, 5(1): 35-45.
[18] Pickett S T A, Cadenassso M L, Grove J M. Resilient cities: meaning, models, and metaphor for integrating the ecological, socio-economic, and planning realm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69): 369-384.
[19] Aerts J C J H, Botzen W J. Flood-resilient waterfront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City: Bridging flood insurance, building codes, and flood zoning[J]. Ann.N.Y.Acad.Sci., 2011(1227): 1-82.
[20] Ahern J. Urban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ecology with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J]. Landscape Ecology, 2013(28): 1203-1212.
[21] 翟俊.不以审美表象为主导的师法自然：行使功能的景观[J].中国园林，2010(12)：36-40.
[22] 颜文涛，王云才，象伟宁.城市雨洪管理实践需要生态实践智慧的引导[J].生态学报，2016，36(16)：49264928.
[23] 魏成，王璐，李骁.传统聚落乡土公共建筑营造中的生态智慧：以云南省腾冲市和顺洗衣亭为例[J].中国园林，2016，32(6)：5-10.
(编辑/李旻)
作者简介：
邹锦
1975年生/女/重庆人/博士/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上海中森公司生态城市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上海 200062)
杜春兰
1965年生/女/河南人/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生态修复/本刊编委(重庆 40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