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和她的孩子出走之后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新约圣经·路加福音》7：25）
95年前，一个曾经走异路、逃异地、远赴重洋寻求别样生活的人，对着一群中国最早的女大学生，做过一个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他说，按照通常的事理推想，在当时的情境下，出走的家庭妇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然而，还有一种平和的方法，是“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因这世间还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一面再想别的法”，“虽说背着诅咒，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
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面前，还摆着一本小书和一份大报告。
书，是美国移民问题专家哈立德·科泽（Khalid Koser）为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丛书撰写的《国际移民》。里面提到，当代国际移民的一个最主要的趋势，便是女性的比例迅速增加。在2005年，女性移民的数量几乎占到全球移民总量的50%，而且越来越多的女性以独立身份自主移民，不再依附于其配偶。
报告，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今年3月19日发布的长达298页的《移民背景学生的韧性：塑造幸福感的因素》（The Resilience of Students with an Immigrant Background：Factors that Shape Well-being）。其中指出，从2003年到2015年，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学龄儿童在移民群体中的占比都呈现出约6%的增幅。对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该时点，在OECD国家的学校课堂上，每4个15岁的中学生里，就有一个人或是自己出生于外国，或一方父母为外国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学校课堂结构已经发生深远变化：
在6个OECD经济体中，本地出生的学生反而成了少数人群，最典型的是中国澳门，83.16%的15岁中学生为有移民背景的学生。
看着这些数字的我，心中格外百感交集。
因为我和我的儿子鲁猫猫，便是其中之一。
即使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依然清晰记得当年来澳大利亚前与鲁猫猫告别时的情形。
一手拉着登机箱，另一手拉着一只软乎乎的小肉手，我带他去两天前才落实可以插班的爷爷奶奶家旁边的一所新开的私立幼儿园入园体验。在这之前，两岁半的小男孩已经可以把第N百遍交代给他的话背诵如流：在新的幼儿园要听老师话，乖乖吃饭，好好和小朋友们玩，妈妈要飞去一个经常可以看见袋鼠和考拉的地方，不过这一次不是出差，而是读书，虽然时间会比平常长一点，但妈妈把书读完了，总加班的爸爸就会接上小朋友，一起飞去找妈妈，一家人从此亲亲密密地生活在一起……
但临到分别，那只小手却怎么也不肯松开。并没有哭，也不闹，只是睁着大眼睛，一遍又一遍很认真地说：“妈妈你看我吃了午饭再走不行吗？我的勺子用得特别好。”
那是几乎很少流泪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竟也可以连续哭上那么长时间。
我也依然清晰记得，两年后，带着刚下飞机不久的鲁猫猫第一次去看他要就读的澳洲小学时的情形。
向来路痴的我，虽然有GPS帮忙，还是在花木葱茏、每栋房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的中产街区里绕了好几个圈子，才把车停在其实后来几年里最少进出的一个校门口。但好处是，只要走几步，就能看到这所学校当初最吸引我的两个地方之一——一个视野极其开阔、被群山绿树所环绕的巨大的椭圆球场。
刚下过雨，天还是阴阴的，操场上凤头鹦鹉粗嘎的叫声和扑闪翅膀声却已经此起彼伏。拉着鲁猫猫的手大踏步顺声寻去，小男孩踮着脚尖不敢踩实，“奶奶说，小草青青，请勿踩踏。”
我一边笑着跟他解释，澳洲的草地可以随便踩，不怕，一边给他指点群山，“看到那些山了吗？也都是可以爬的。山上有很多树，还有袋鼠和考拉。”谁知小男孩睁着大眼睛，很认真地问道：“有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吗？”
林弗一家是澳大利亚悉尼的华人移民后代
2014年9 月18日，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大学，刚参加完毕业典礼的上海女孩Christal在接受男友的祝贺（三季 摄/视觉中国供图）
就在几分钟前，我问窝在洒满阳光的沙发里、抱着厚厚一大本《皇家骑士》（Ranger's Apprentice）系列、沉醉于中世纪游侠世界的小小少年，“还记得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吗？”他从书页间不情愿地抬起头，依然是那双极认真的大眼睛，“What? No idea.”
是的，都说大人健忘，其实孩子更健忘。不过是几个寒暑，便足以让他把许多东西忘个干干净净：熊大熊二、唐诗宋词、堵车和限号、雾霾和口罩、家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的保姆阿姨和临时抓来救火的各路亲戚、深夜急诊室里九曲十八弯的大长队和相互唱和的咳嗽与啼哭，以及那一句不知从哪里听来后便时时挂在嘴边的自我介绍——“我没有户口”……
但我没有忘，部分原因，或许是鲁迅先生的警告：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那些记忆，固然每一触及，便鲜血淋漓，疼痛难言，但对抵御朋友圈里“贫贱不能移”式的鸡汤和“厉害了×××”式的鸡血却极其有效：若非情不得已，谁愿意轻易放下已有的一切，将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连根拔起？
不过，一个世纪前出走的娜拉，并没有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她可以宣称，“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得一个人过日子”；她还可以振振有词，“要想教育孩子，先得教育我自己……现在照管他们的人（保姆安娜）比我强得多……我对他们一点儿用处都没有”。虽然爱情、婚姻、孩子之于我，都是始料不及的意外乃至惊惶，但百年后已经被约翰·鲍比（John Bowlby）的依附理论洗过脑的我，不能，也不想像娜拉一样潇洒地独自推门而去。
更何况，鲁猫猫又是一个那么好，好到常常让我觉得无以为报的小孩子，便如神与挪亚以彩虹为约，过往种种悖逆荒唐，都得到原谅。而我，又如何能背弃当初第一眼见到那张眉骨上还带着产钳印子、皱皱巴巴的小脸时许下的诺言：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你，尽我所能守护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
如今回头看去，最荒谬的一件事或许是，许下那个诺言之前，我有至少三次机会，把鲁猫猫生在美国。当时，北上广深赴美生子的热潮已经开始兴起，而我宁可一趟又一趟地从美国搬回童车、安全座椅、尿布包和婴儿连身裤，也要坚定地选择当一个没有户口的北京妈妈，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之前写稿的时候，早已读过一大堆关于移民儿童所面对的各类挑战与困境的文献。
尽管已经过去了10年，但看一眼OECD的最新报告，很显然，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而答案依然在风中飘。
虽然少数亚裔学生在美国的突出学业表现让许多人产生一种“移民学生成绩特别好”的错觉，但从大数据看，这显然并非事实。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51%的第一代移民学生缺乏学业上的韧性（academically resilient）——定义为15岁时能达到阅读、数学和科学等关键科目的达标基准线——比本地学生高出1.75倍。这一达标率之所以重要，因为它预示了在强制性的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这些孩子有多大可能顺利地继续深造，或是成功地进入就业市场。2009年的加拿大青年转型期调查表明，15岁时这些科目不达标的人，19岁时有很大风险既不上学也没工作，而且这种风险会随年龄增长进一步增加。针对澳大利亚青年人进行的长期追踪调查亦呈现同样趋势。
而在学业表现之外，在PISA评估的另外三个层面——体现社会韧性（socially resilient）的在学校中的归属感、体现情绪韧性（emotionally resilient）的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和与课业相关的焦虑度——上面，第一代移民学生和第二代移民学生的平均表现总体上也不如本地学生。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在所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有移民背景的学生都表现出更高的动力去追求个人成就（achievement motivation）。这就导致了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英国，体现出学业韧性的移民学生虽然分别仅有57.9%和66.48%，其他标志着顺利融入社会、积极构建自我的指标也并不理想，但却有高达93.47%和93.82%的人坚信自己能够——也必须——出人头地，成为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但却缺乏如何实现目标的实际估算。“美国梦”和“英国梦”之强大，可见一斑，但却也细思极恐。
最重要的是，不管事先做好多么充分的准备，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移民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旧有的亲密关系和人际网络被打断，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导致无法充分有效地探索和利用本地资源，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更容易成为不公正对待和暴力欺凌的对象……
尽管所有的出走，都是出于对更好生活的愿望，不管在外人眼中看来如何的“作”，对于做决定的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斯时斯地唯一的最优解，但面对出走后一连串预见到和没有预见到的挑战，而承担其后果的不只是自己，还有只能听从大人安排的孩子时，又有几个曾经勇敢迈出那一步的娜拉，不会在某个午夜梦回的软弱时刻喃喃自问：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
2010年12月20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虎妈”蔡美儿在家陪女儿练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
北欧神话里，众神之后弗丽嘉（Frigg）听到预言，自己俊美而又善良的儿子巴德尔（Baldr）可能遭遇不幸。她于是走访天下万物，让“火和水，铁和所有的金属，土、石和大树，飞鸟、走兽和爬行的生物，甚至毒药和疾病”都做出保证，不会伤害巴德尔。
带着承诺回到巴德尔所居住的永远有鸟儿快乐鸣唱、从未见污秽不洁之物的和平之邸，弗丽嘉把好消息告诉诸神。于是，大家决定玩个游戏庆祝，将那些发誓让巴德尔毫发无伤之物一一投掷在他身上。然而，当巴德尔的盲眼兄弟霍德尔将一根榭寄生嫩枝投向他时，他呻吟一声，轰然倒下。
他的母亲，忘记了将这最渺小、最软弱无力的植物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
相信每一个做了母亲的人，都能在这个故事里，读出自己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希望、恐惧、挣扎与无奈。
事实上，我对鲁猫猫最大的忧虑，恰恰发生在他看似完美地跳过了那些儿童移民适应之路上最常见的坑坑坎坎之后。
不过短短五年时间，鲁猫猫便轻而易举地成为澳洲版的别人家孩子。三年级的NAPLAN（全国读写与数学统考），完全没当回事，哥们就拿了份全部满分的报告回来。刚上四年级时，我们一度考虑过要不要让鲁猫猫考奖学金上精英私校，从网上买了套模拟考题让他试做，除了作文没写完，又是全部满分，然后才发现，要求是两个作文题目中任选其一，哥们却马马虎虎地全都写了。这样一来，索性打消念头，何必舍近求远花冤枉钱？
他也绝非那种光顾学习的书呆子怪咖：下国际象棋，练空手道，弹吉他，打篮球，参加童子军，成为圣约翰急救队少年队员……几乎每项课外活动，都是他自己听说后感兴趣，想方设法拐弯抹角地说服我让他加入，而坚持下来成绩也都颇为可观。
就连最重大的一个家庭挑战——在鲁猫猫来澳洲后不久，他的爸爸因为职业上的新机会，也为了能从经济上给我们更好的支持，决定留在国内，令我们成为事实上的单亲家庭——小男孩也很快就摆脱了其阴影，反而变得更加成熟懂事，时不时一早起来为常常晚睡晚起的夜猫子妈妈做一顿丰盛的营养早餐。
然而，从小也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却从来想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算是哪儿人的我，清楚知道，要想打破一个社会加诸外来者头上的刻板印象和歧视怪圈，这些还远远不够。
譬如，当一家澳洲媒体讨论亚裔移民学生的时候，猜猜他们会讨论些什么？跟你打一瓶奔富红酒的赌，关键词离不开这三个：虎妈、私校、请家教。
对于一个像鲁猫猫这样的孩子，大众媒体上通常的定位是：有一个课外活动日程表精确到分钟、学期成绩单拿不到全A不给饭的虎妈，不是正在上私校就是在备考私校奖学金的路上，周末基本在补习学校或家教的陪伴下度过，连上个视频网站，看的都是澳洲著名华裔家教Eddie Woo的数学辅导频道。
是不是虎妈，这我说了不算，但至少后两者，和我们家的真实情况相差不能再远。事实上，从统计数据看，很可能也与绝大多数亚裔移民家庭的真实情况都相距甚远。
在汇集澳洲中小学校数据的官方网站myschool. edu.au上搜索我所在城市的几所著名的精英私立学校，非英语语言背景（Language background other than English）学生的比例，最高的不过18%，通常都在10%左右。反倒是几个出了名的失业率和犯罪率极高但房价较低的“破区”，公立学校中此类学生的比例可能高达50%到60%。这与OECD报告中移民学生的家长更倾向于基于经济因素而替孩子选择学校、较少考虑学校的教育资源和学习风气的相关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而根据澳大利亚家教协会（Australian Tutoring Association）2017年7月公布的调查报告，在那些接受调查的、曾经花钱为孩子聘请家教的家长中，54%的人每周花费在51澳元到60澳元之间，超过100澳元但低于150澳元的仅占18.4%，平均每年的家教支出约在3000澳元到5000澳元之间，而且大多数家长不打算在网络家教课程上投入超过100澳元。考虑到澳洲正规家教的收费标准通常为每小时100澳元左右，稍微计算一下，便知道，所谓的“家教成风”，多半是一股商业炒作出来的妖风。
最耐人寻味的是，在这项调查中，84%的家长表示，家教分担了他们身为父母无力顾及子女教育需求的压力，91%的家长称，请家教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孩子的自信。根据我与几个曾为子女请过家教的移民父母交流的经验，这恰恰说明，在家教上的投资不是所谓的锦上添花，而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雪中送炭。正如OECD报告中指出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以及应付工作需求而导致的时间与精力缺乏，令身为移民的父母很难像本地家长一样帮助孩子理解教育系统中的明规则和潜规则，无法与他们自如讨论某位作家、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文化事件，也不知道从哪里寻找与之相关的优质社区资源。缺少这些重要的保护因素而要求孩子逆风飞扬、满足整个社会对亚裔移民学生的并不符合实际的偏见预期，对于许多并没有那么幸运的家庭来说，不啻于史诗级任务。而在这种情形下，少数有经济实力的移民父母试图用钱买出一条血路，不是炫富，反而是移民群体普遍缺乏社会资本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毕竟，可以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是真正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祖坟冒青烟式的天赋异禀，还是一路留下买路钱堆出来的全优绩点花样全能，在面对主要借助全民公共教育体系得以一步步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流动性再生产机制时，都可能被一根不知从哪个方向投来的、看似最软弱无害的榭寄生嫩枝击倒在地。因为这个机制的核心机密便在于，如果社会为个体提供了阶级提升的机会，而那个人没能通过更高效、更相关的教育体系获取打开机会大门的资格，或者在爬上权力和流动的阶梯后未能一直满足其要求的话，他只能责备自己，不应怪罪任何人。
年少轻狂时，我也曾不惮浅薄孤陋，以启蒙民智、消除偏见为志。但碰了一堆钉子又终于窥见自己的原罪与软弱之后，我开始渐渐晓得，持偏见者何尝不自知其为偏见？只不过这样更方便于寻找替罪羊罢了。而这种机制，其实存在于每一个时空与人群，不以异乡异地移民群体为独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眼前现成的例子，便是这一阵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哈佛大学招生歧视案。提起诉讼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分析了2000年到2015年超过16万份哈佛大学申请材料后发现，招生者在录取时倾向于给亚裔申请人打出更低的个性分。
几个星期前，庆祝本地教会主保圣徒、漂洋过海将基督教传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圣科伦巴（Saint Columba）节期的晚宴上，坐在我旁边的几个熟人恰好聊起此事。一个父亲在“二战”后从苏格兰移民至澳大利亚的麻醉医生随口评论：“那些亚洲虎妈既然可以补课请家教骗出高分，就得允许人家想招儿反击回去，不然还让不让咱们的孩子活了？”
他的妻子，一个很和气的私立学校高中老师，拍拍他的肩膀：“你喝多了。”
他像是突然想起了坐在旁边的我和鲁猫猫，转过头，咧嘴一笑：“你说对吧，咱们可都是讲Fair Play的。”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因为被当成了“咱们”的一员而有所表示呢，还是应该给他讲讲，中国的语文课本里，有篇著名的文章，叫《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结果是主菜上来了，我什么都没有说。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
其实，鲁猫猫上的公立小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校友，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总理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1961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巴里城的她，小时候总是为支气管肺炎所折磨，医生对她的父母说，要想把病治好，最好换一个暖和点的地方居住。于是，1966年，不到5岁的吉拉德跟着父母作为“十镑移民”（10-pound Poms）来到南澳洲的阿德莱德。
虽然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但这一家人在移民后的最初几年，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父亲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护理精神病人，母亲在一所老人院帮厨，两人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用，但吉拉德的母亲却坚决不肯去申领政府的救济，宁可从一家羊毛加工厂领些零活，每晚一家人梳理羊毛赚取额外的生活费。直到成为总理后，吉拉德依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放毛线和织针的小包，时不时拿出来织上两针。可是，无论是家境还是家务，显然都没能妨碍天资聪颖的吉拉德一路成为小学、高中、大学里最耀眼的学生明星，直至多年后在澳洲政坛创造一系列历史纪录。
然而，我当初替鲁猫猫选择这所学校，却并非出于追随名人效应。那时，我正在本地一家帮助多动症儿童家庭的非政府组织实习，和这所学校有合作，某次拜访，先就被那令人胸怀一快的大操场打动，而打交道的副校长那种开放且包容的态度，也给我留下深刻影响。
的确，或许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在整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考察范围内，澳大利亚在接纳移民学生、帮助他们克服种种压力困难上的表现，相当出色。学校里，有针对新移民学生（New Arrivals）的语言项目和辅导员，面向移民的免费社区教育资源也林林总总。OECD报告中有两个有趣的数字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在澳洲的学校中，移民学生对学校缺乏归属感的概率，反而比本地学生低24%，而同样是第一代的南非移民学生，在澳大利亚上学的那些人，成绩要比在新西兰读书的好50%。
但最终帮助我下定决心的，还是社工导师伊莱恩的一句话。她说，如果你不是那么斤斤计较于培养一个学霸，把孩子放在大型的公立学校里，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培养自己的韧性，而如果私立学校的学费对整个家庭构成某种程度的经济负担，硬努着去上，反而会增加孩子被孤立、被歧视的风险，而且让他形成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期许。后来，我特意去查过文献，前者出自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两位经济学家莱昂纳多·贝凯蒂（Leonardo Becchetti）和法比奥·皮萨尼（Fabio Pisani）2014年发表于《幸福研究杂志》（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上的一篇论文，后者则有大量儿童心理学家进行的试验证据为佐证。事实上，后来在南澳家庭福利署的未成年难民安置部门进行第二次实习时，我便亲眼看见过一些极其聪明俊秀的来自中东与北非的难民青少年，因为极高的自我期许与现实环境限制之间的冲突而日益变得激进。就在2015年，一位身为难民第二代、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塔里克·卡姆勒（Tareq Kamleh），便离开澳大利亚，现身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招募广告中，号召和他一样有着高尚理想、英雄情操的年轻人与之并肩战斗，救同胞于水火之中。
而这，恰恰是关于移民和韧性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叙事俗套让我最不寒而栗的一点。正如本雅明在评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所说的，这种小学生式的说教，否认普通生活和日常幸福的可能，否认非计算所能把握的生命，井井有条，坚硬冷酷，但又充满势利眼的味道。其本质，无非是鲁迅先生所形容过的，做将来的梦、为了要打造自己对未来黄金世界的理想、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的理想家。
而在明尼苏达大学儿童发展学家安·马思滕（Ann Masten）关于儿童韧性的经典著作《平庸的魔力：发展中的韧性》（Ordinary Magic：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一书中，她着重指出，把非同寻常的适应特例等同于常态，无视韧性是一个孩子与父母、家庭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无视机遇在很多时候扮演着远比选择更重要的作用，以获取某种学业成就或社会身份来定义韧性，这些做法，只会变本加厉地助长将不平等和贫困归罪于受害者的意识形态，令孩子和父母因自疑而陷入焦虑与抑郁，削弱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在逆境中慢慢反弹的能力。
好在，鲁猫猫学校的另一个入口——也是这所学校最打动我的第二个地方——隐藏着对这一英雄叙事的静默反对。
那是一条100米左右的林荫小路，枝叶繁茂的大桉树下，整齐排列着几十座小小的阵亡将士纪念碑石，上面刻着逝者的名字、生卒年月、生平简介。和成为总理的吉拉德一样，他们也都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都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雄心壮志，只不过运气不那么好，在战争中殒身海外，化作一个个名字和几行文字。
每天早上，我牵着鲁猫猫的手送他去上学，急匆匆地在这些碑石之侧掠过，但回来的路上，可以略为闲庭信步时，往往就会读一下碑石上的文字，然后便心生感叹：多少人，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之时，还不过是大孩子啊！
很显然，他们中一些人的亲属至今仍住在左近街区，每逢纪念日，碑石前会摆上几朵显然采自后院的小花，有时还会出现一张手写的卡片，但随着时间流逝，频率在变得越来越低。而我便会常常想起那首古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古往今来，一将功成万骨枯，没有哪一种权利，是平白得来，也没有哪一种进步，不涉及牺牲。女人、男人，孩子、老人，本地人、外国人，莫非如此。那些在深沉暗夜中闪耀的人类群星，固然值得仰望，但沉默大多数所迈出的每一跬步，也都关乎左右进退，便如娜拉——和她的孩子——出走之后，“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这战斗应是在当下，亦为着当下，而它的表现形式，可以不过是在明媚的阳光下，拉着一只小手，慢慢地走在一条上学放学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