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韧性，平凡的魔法
6月2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县法院前，200多人聚会抗议警察射杀一名非裔高中生。韧性似乎正是人类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推动着人们去克服生命威胁
夏威夷实验：为什么有些孩子富有韧性？
夏威夷群岛有数百个岛屿，其中8个主要的岛屿包括考艾岛、毛伊岛和夏威夷岛等，被称为“大岛”。
1955年，米瑞娜（Mirena）生于考艾岛。那一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艾米·维尔纳（Emmy Werner）和鲁斯·史密斯（Ruth Smith）在岛上开展了一个研究，他们调查了岛上698名儿童的生活环境，并在他们1岁、2岁、10岁、18岁、32岁和40岁时进行追踪研究，希望得知儿童早期生活中哪些因素能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哪些因素会阻碍他们发挥潜能，此研究后来成为历时最长的儿童发展和逆境研究之一。
米瑞娜也是被研究的孩子。当时夏威夷的种植园和酒店业蓬勃发展。米瑞娜的父亲在海岸警卫队工作，母亲在阿罗哈航空公司演出，跳草裙舞和唱歌。她和父母以及6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三居室的房子里，每天往返一英里上学。回家后，孩子们负责保持室内的干净整洁。米瑞娜的父亲是个酒鬼，父母经常起冲突，有时使用暴力，他们只有很少的钱来养活7个孩子。
这样的家庭在岛上不算少数。研究人员将孩子们分成两组，其中约三分之二的人被归为低风险组，三分之一的人被归为高风险组。所谓高风险指的是家庭贫困、父母存在心理问题、母亲在围产期有很大压力、家庭不和睦（包括家庭暴力）、父母酗酒或患病等等。相比车祸、亲人去世等巨大压力，家庭问题所带来的压力强度较低，但会反复影响孩子们应对压力的方式，并逐渐累积，持续时间达数月或更久。
1989年，在追踪了32年后，维尔纳发表了该项目的研究结果。她发现，高风险组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现了问题，比如在10岁时有严重的学习或行为问题，18岁时有犯罪记录、心理健康问题或怀孕经历。不过，高风险组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成长成有能力、自信、有爱心的人，他们在学业、家庭及社会各方面都发展的不错，他们总能做好准备，抓住新的机会。
心理学家爱因斯沃斯开发出一种测量母子依恋质量的方法。图为1973年，50岁的她正和一名幼儿玩耍维尔纳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在困境中能发展得很好？当时，心理研究者热衷于探讨各种危险因子与心理或行为问题的关系。人们认为，在高危和压力下的儿童发展，必然导致适应不良。尽管也有一些人儿时经历了严重的压力或逆境，长大后却功能完好，甚至很优秀。但是这些例子被认为是个别的，不具有代表性。这些令人敬佩的儿童被称为坚不可摧、刀枪不入、无懈可击、不可征服、超级儿童、英雄等等，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坚不可摧”这样的词并不符合事实，于是抗压、韧性等词语逐渐取而代之。resilience是名词，其动词为resile，源自拉丁语resile，意为“跳回”，被翻译成心理韧性、复原力等等。
所谓心理韧性，指人的心理功能并未受到严重压力、逆境影响的一种发展现象。通常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曾经生活在高度不利的环境中，战胜了逆境，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二是虽然生活在不利环境中，但功能不受损害；三是能从灾难性事件中成功恢复过来。如果将这个定义应用到一种心理状态上，我们会说一个具有心理韧性的人能够在离婚、失业，甚至失去亲人时恢复到原有的生活状态。
维尔纳在考艾岛的研究发现，表现出强大韧性的高风险儿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家里有4个或更少的孩子，他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间隔至少两年，很少与他们的主要照顾者长期分离，并且至少与一个照顾者关系密切。如果是女孩，则没有青少年时期怀孕的经历。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拥有强大韧性有着不同的重要因素。比如10岁时，顺利成长与出生时没有并发症、父母遇到的困难较少（如心理健康，不存在长期贫困或养育困难等）有关。18岁时，积极的个性特征对成长有帮助，和人之间的积极关系也有很好的影响，这种关系不一定与父母有关。32岁和40岁时，拥有稳定的婚姻非常重要，对于童年不幸的人来说，和谐的婚姻是一个具有重要保护意义的转折点。此外，谋到稳定的职业，毕业后参军也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威斯康星灵长类动物实验室主任哈洛，他关于恒河猴母子关系的实验让人们重新思考了婴儿的主要需求广泛的研究表明，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越多，他们可能需要补偿的保护因素就越多。这些因素中一些和运气有关，比如有韧性的孩子可能遇到了一个支持他的父母、老师、照顾者、导师等等。但另一方面，很多因素是心理上的，与儿童如何应对环境有关。从孩提时代起，有韧性的孩子就倾向于“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他们独立、自主，寻求新的体验，并有“积极的社会取向”。他们在幼时被形容为积极的婴儿，如“活跃”“可爱”或“警觉”，他们在学校里有朋友，有家庭以外的情感支持。
有心理学家认为，有韧性的孩子有心理学所称的“内部控制源”：他们相信命运由自己掌控，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把危机看成学习与成长的机会，而非无法承受的问题。他们心中有广阔的蓝图，因此能够忍耐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不幸。
还有一些情况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一些在青少年时期“脱轨”的孩子，在三四十岁时，往往在没有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帮助的情况下成功扭转了局面，让生活步入正轨。这种转变非常复杂，涉及许多因素，学校、军队、宗教，以及重要人物的出现等等。
米瑞娜对父母在生活中的角色，以及有人支持的重要性做过很多思考。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感到有责任解决家庭问题。她记得父母激烈争吵的场景，母亲把厨房里所有的瓶子都弄坏了，家里到处都是血。她很沮丧：“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个孩子。”
幸运的是，她的祖母住得不远。糟糕的事情发生时，她会穿过公园，穿过甘蔗田，浑身沾满红色的泥土，来到祖母家。祖母把她带到外面的水池里洗掉身上的泥巴，然后带到家里的浴缸里给她洗干净。她并不算很好相处的孩子，有时咄咄逼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待着，浑身脏兮兮的，一头长而蓬乱的头发，只有祖母能把她洗干净。
她知道，祖母很爱她。这对她影响很大：无论什么情况，还有人爱她。后来，米瑞娜养育了7个孩子和15个孙辈，在抚养孩子最艰难的时刻，她常常想起祖母。她知道自己要给孩子们尽可能多的关爱，就像当年祖母对她那样。维尔纳认为，很多具有心理韧性的人在经历了一番刻骨铭心的成长之后，会更加富有同理心。如此一来，逆境就可以与心理灵活性、爱心和关怀连接起来，最终带来乐观的思维方式。
12岁时，米瑞娜去了寄宿学校，发现家庭并不是都像她家那样。之后她留在学校工作，在那里遇见了自己的丈夫。
如今，我们知道，父母或主要照料者如何照顾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实验开始的时候，许多关于童年经历如何影响成年自我的研究尚未发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爱和情感对儿童的重要性。
我们对养育的理解有些来自对动物的观察。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哈利·哈洛将婴儿恒河猴与母亲分开，并将它们分开饲养。他允许小猴子去找两只较大的猴子模型：一只用铁丝制成，身上装着喂奶装置；另一只用软毛巾布材料覆盖，但是喝不到奶。小猴子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柔软的毛巾妈妈身上，只有在饿了才去铁丝妈妈那里吃奶，吃完之后又快速回到毛巾妈妈身边。这个违反伦理的研究让人怀疑，之前关于“食物和住所是婴儿的主要需求”的想法，并认为舒适的怀抱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加重要。
之后，心理学界发展出了对育儿影响至深的依恋理论，提出者是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他将其定义为“跨越时空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深刻而持久的情感纽带”。大多数婴儿与其照顾者形成了一种依恋关系，早期的依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模式打下基础，即使在成人的浪漫关系中也是如此。
鲍尔比对孩子和他们的照顾者很感兴趣。他最早的研究之一是来自伦敦诊所的88名青少年患者，他们中有一半被指控盗窃，另一半有情绪困扰，但没有表现出犯罪行为。鲍尔比注意到，这44个未成年小偷更可能在幼时失去照料者。这使他想到早期失去经历会如何产生深远的影响。1957～1958年，鲍尔比在斯坦福行为科学进修中心得知了哈洛的恒河猴母爱剥夺实验。1958年，51岁的鲍尔比形成了依恋理论的基础，开始用动物行为学和发展心理学对依恋理论进行论述。他写文章强调，亲子关系失调会成为儿童突出的危险经历，将对后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后来，鲍尔比的同事玛丽·爱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开发出一种测量母子依恋质量的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在使用。这种被称为陌生情境测验法的方法通过让照顾者离开房间，然后返回，观察留在房间里的幼儿对照顾者和陌生人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反应，依恋可以分成三类：安全型依恋、焦虑－回避型依恋、焦虑－抵抗型依恋，这可以部分预测幼儿后来的发展。最令人担忧的分类是“混乱的依恋”，这些儿童的依恋对象对他们造成了伤害，比如父母对儿童的需要不敏感，或者是以反复无常或遗弃的方式照顾儿童，这可能会导致孩子成年后和他人交往以及调节情绪的能力较差。
米瑞娜思考了很多和亲人的关系，“哪怕只有一个支持者，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
韧性是动态的，可以习得
1976年3月7日，《华盛顿邮报》曾以《逆境对一些孩子来说小菜一碟》为标题刊发文章，宣扬儿童的超能力。后来，研究人员慢慢意识到，韧性只是一个平凡的魔法，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身处高危环境却能扭转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平凡，很常见，是一种很多人都会的魔法，它并非少数人独有的超能力，而是人类普遍的发展现象。
从进化角度来说，人类遭遇数不清的困境，我们拥有同样的基本应激反应系统，这一系统和其他动物的一样，都已进化了数百万年，大多数人都能很好地使用该系统来处理压力。
韧性似乎正是人类机体中存在着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它会在逆境下自然地展现出来，推动着人们去克服生命威胁，追求自我实现。
研究人员从更加极端情况下的孩子们身上验证了韧性的这一特质。上世纪90年代，罗马尼亚前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倒台之后，人们在孤儿院发现很多儿童。阴冷的房间里挤满了大眼睛的小孩，他们从婴儿床上爬起来，盯着拍摄他们的西方摄影师看。
齐奥塞斯库统治的年代禁止堕胎和避孕，导致出生率大幅上升。因为贫穷，父母不能或不想养育的孩子不断涌入罗马尼亚的孤儿院，最终人满为患。无人照顾的孩子在孤儿院里经历巨大的情感剥夺和忽视，他们没有人拥抱或安慰，没人哄他们睡觉，只能得到基本生理需求，比如食物和保暖。事情曝光之后，人们纷纷收养孩子。英国卫生部联系了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心理学家迈克尔·鲁特（Michael Rutter），让他研究这些孩子日后的发展如何。当时被英国人收养的孩子有324名，他接触了其中144名。
这些孩子均在5岁之前被领养。鲁特在他们到达英国后不久就对其状态进行了调查，又在其11～15岁期间进行了后续的问卷调查以及测试，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在22～25岁间再次参与了调查。通过这种独特的“自然实验”，科研人员对人类早期经历的剥夺可能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童年时期的严重逆境导致了一系列情绪和行为问题。但是鲁特的研究发现了一些不同的结论：除了少数特殊的孩子，比如自闭症儿童，普通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并没有增加；如果孩子们在六个月之内被收养，他们会发展得更好。
鲁特认为，面对逆境时的适应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儿童的发展涉及变化、挑战和连续性，韧性不是固定的特质。“你可以适应某些事情而不是其他事情，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保持韧性而其他人不能。”不过他也承认，对某些事情具有韧性的人更有可能对其他事情也有韧性。
鲁特提供了一个医学类比：“保护儿童免受感染的方法是允许自然发展免疫力，儿童从早期暴露于有限的病原体中受益，从长远来看，不和病原体接触是有害的。同样，孩子们在生活中需要一些压力，这样他们才可以学会应对。”压力和应对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某些应对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有帮助，一些保护因素意味着压力得到更好的管理。
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罗马尼亚大约有13万名孤儿，大多数孩子的可怕境遇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图为被遗弃的罗马尼亚儿童，正准备在布切亚孤儿院就寝维尔纳也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韧性可能会发生变化。一些有韧性的孩子特别不走运，他们在遭遇了各种压力的打击之后，韧性消失了。她解释说：“韧性就像常量计算，方程的哪一边更重，是韧性还是压力？如果压力非常强大，会使韧性不堪重负。简而言之，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临界点，如果突破这个临界点，这个人可能会被击垮。另一方面，有些小时候没有韧性的人，反而在后来学会了韧性。长大以后，他们克服了逆境，像那些一直坚韧不拔的人一样茁壮成长。”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学习韧性？
乔治·博南诺（George Bonanno）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认为韧性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个人的认知。也就是说，你是把一个事件看成是创伤，还是一次学习成长的机会？他的理论很简单，每一件令人恐惧的事，不管从旁观者立场上看它有多么消极，是否会让人痛苦，都因经历它的人而异。
拿一些极端事件来说，比如一个好友的意外死亡，你可能会为此感到伤心，但如果你能在这一事件中发现意义，那么这件事就不算是创伤。也许它会让你注意到某些疾病，或者是应该和社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经验并不会和事件死板地捆绑在一起，它在于人们对事件的心理解释。
博南诺认为，通过调整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受到创伤程度的大小。美国神经学家凯文·奥克斯纳的研究也表明，让人们学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刺激，比如在人们第一反应较为消极时，用积极正面的词汇重塑他们的想法；当人们的第一反应体现出热烈的情感时，则用情绪较淡的词汇来引导，以此来改变他们对刺激的体验和反应。这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这样的训练可能会可以产生持久的影响。
7月7日，退休军官身着查理·卓别林的装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街道中穿行，与路人合影，给人们带来轻松愉悦针对我们如何解释事情的研究也有了类似的进展。积极心理学创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发现，训练人们改变解释方法，包括从内到外（“坏事不是我的错”），从全局到特殊（“这件事微不足道，并不会大到预示着我的生活出了岔子”），从永久到暂时（“我可以改变现状，而不是认定它无法改变”），能让心理更加满意，并且不易患上抑郁症。内在控制也是一样，内在性更强的控制会让人感觉自己压力更小、表现更好，外控到内控的转变还会让人心理更健康，工作表现有实际提高。支撑韧性的认知能力也能够慢慢习得，从无到有地塑造韧性。
不幸的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或夸大压力源，我们会因为很小的事在心里勃然大怒，反复想着它，搞得自己发疯，就好像那件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将逆境视为挑战，你将变得更加灵活，也能把事情处理好，从中学习和成长；如果让它紧紧缠着你，把它视为威胁和潜在的创伤，则会导致持久的问题，你会变得愈发顽固，也更容易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
目前，心理学家已经把韧性理论应用于实践，韧性干预在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实践领域应用的最广泛也最富有成效，目的是要让孩子获得应对挑战的各种生活技能。除此之外，美军国防部成立了心理韧性与预防指挥部，专门负责心理韧性培育的指导工作。为提高心理韧性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美国各军兵种也开发出了一系列相关项目。塞利格曼指导的军人综合健康计划是一项美国陆军为军人、文职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提高军事成绩和保持全面健康的心理韧性培育计划，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变化，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让军队变得更加强大。
你的大脑可以改变
目前，我们对韧性的机制以及如何提高还知之甚少。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的大脑、思维和行为会如何变化，以帮助我们应对不利的环境？伦敦大学学院发育神经科学和精神病理学教授埃蒙·麦克罗里（Eamon McCrory）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他的团队收集大脑图像，进行认知评估、DNA和感知数据的组合，这些数据来自受虐待儿童以及未受到虐待的对照组。这两个群体在年龄、青春期发育、智商、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等方面非常匹配。研究人员的目标是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长时间的跟踪他们，试图预测遭受虐待的孩子是具有韧性还是会发展困难。
麦克罗里曾在国家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工作，他了解这一人群所面临的临床挑战：“如果有一百个孩子被提到经历过虐待，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不会产生心理健康问题，但是少数人的风险会显着增加。目前，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方法来了解哪个是安全的，哪个孩子会有问题。”
到目前为止，麦克罗里已经确定了可能存在差异的三个主要领域：如何处理威胁、大脑结构和自传体记忆。针对退伍军人和受虐待儿童的研究表明，参与处理威胁的大脑区域如杏仁核都更为敏感。如果你经常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你的大脑可能已经适应了对威胁的敏感。研究人员发现，在家庭中经常受到虐待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察觉到威胁，预感到疼痛。这种警觉性在恶劣环境中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但会导致长期的紧张和焦虑。
该团队还对孩子的大脑进行扫描，试图了解受虐待儿童的大脑结构差异随时间推移是稳定还是变化。“我们对大脑结构随时间推移的可塑性知之甚少，我们知道眶额叶皮质和颞叶有结构差异，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静止的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至少在某些儿童中是这样。”他说。
他认为第三个方面是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记忆这个参与思考和处理个人历史记忆的大脑系统也可能受到早期创伤经历的影响，其形式在短期内具有适应性，但在长期看来并无益处。如果过去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你会想要避免记住它们，这可能会导致细节上的缺失。“自传体记忆是你记录和编码自己的经历并理解它们的过程。我们知道患有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有一个过于概括化的自传体记忆模式，他们在回忆过去的经历时没有那么鲜活。我们也知道经历过虐待的孩子可能会显示出更笼统的自传体记忆。如果你过去发生了可怕的事情，那么你就会想要避免思考和记住它们，不能按要求描述具体事件，只能提取类别化、概括化的记忆。”
纵向研究表明，过度概括化的记忆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疾病的风险因素。“有一种假设认为，过于概括化的记忆会限制个人有效吸收未来经验的能力，因为我们借鉴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事件出现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并利用这些知识进行判断。因此，过度概括化的记忆可能会限制一个人判断未来压力因素的能力。”
回到夏威夷的米瑞娜，她发现自己很难知道记忆是否受到早期经历的影响。她对家庭成员的记忆是复杂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的人”“一直在读书”“是一个普通人，除非他喝醉了”；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夏威夷女人，有一个美丽的声音”。除了这些描述之外，她还有更深刻的回忆，她看到母亲曾多次试图杀死父亲，因为父亲喝醉了，母亲很生气，而她通常会试图阻止他们。回忆过去，米瑞娜有时会双眼含泪。
研究人员也愈发了解心理韧性这一现象的遗传和生物学因素。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精神病学家斯蒂文·索思威克（Steven M. Southwick）出版了一本书叫作《韧性：掌握生命最大挑战的科学》（2012年），他认为心理韧性特别好的人，其压力荷尔蒙的水平会在承受精神负担后迅速下降，身体出现的炎症反应也会减轻。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能更快得从压力中恢复，或者说他们能开始习惯压力。
遗传学研究发现，调节交感神经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血清素系统的基因多态性，部分决定了我们对压力的生物反应是过于激烈还是过于温和，或者在最适合的范围内。此外，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其中一个双胞胎暴露于创伤性应激源如战斗，但另一个双胞胎没有，估计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总体遗传率为32%～38%。这意味着对于韧性来说，（删掉）遗传基因很重要，但基因（删掉）并非全部。
许多神经生物学因素和系统都与韧性相关，包括交感神经系统（即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即皮质醇），它们会对压力和危险迅速做出反应，一旦危险过去就关闭;多巴胺奖励系统即使在慢性压力期间也能继续激发积极情绪;完整的海马使我们能够形成新的记忆，区分危险和安全的环境，并有助于调节我们的压力反应;高度发达的前额叶皮层，可以通过抑制杏仁核来调节对压力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杏仁核在处理和触发与战斗-逃跑反应相关的原始情绪中起着核心作用。
新兴的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表明，与韧性相关的神经生物学系统可以得到加强，更加适应压力。例如，使用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研究表明，正念冥想和认知评估训练可以增加左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左前额叶皮层活跃程度较高的人会从愤怒、厌恶和恐惧等负面情绪中恢复得更快。
此外，大脑的海马与韧性以及我们对压力的反应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皮质醇长时间升高的不间断应激可以破坏海马神经元。而海马有助于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对其神经元的损伤会降低它们抑制应激反应的能力，结果可能对海马神经元造成更大的损害。而神经生长因子，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促进脑细胞生长，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在动物研究中，剧烈的有氧运动会增加神经生长因子的水平，似乎可以抵御压力的一些负面影响。
随着科学家们更多地了解遗传学、发育、认知、环境和神经生物学的复杂相互作用，很可能开发出行为、社会和药理学结合的干预措施和培训计划，以增强对压力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出影响韧性的高危因素，通过来自个人、家庭、社会三方面的保护性因素，共同抵抗环境的不利影响。
“从根本上来说，韧性来自于人不断成长发展的向上的生命力。韧性是人类生存的本能，能让我们度过生活中的严重压力。我们想在地球上留下我们的足迹，就必须前进。”维尔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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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本质上是一套技能，而非一种性格或性格类型，它使人们不仅可以度过困难时期，而且可以在此之后茁壮成长。就像橡胶在挤压或挤压后反弹一样，人类的心理韧性也是如此。
现代成像技术使得科学家可以实时观察大脑内部，研究压力情况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他们了解到，韧性训练可以改变大脑，使其更具韧性。韧性训练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治疗慢性疾病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大多数心理韧性研究仍然是针对灾难的幸存者，比如洪水、火灾、海啸、地震、干旱以及军人。除了这些极端经历，很多人在生活中也会遭到普通的压力。
现代人不需要捕食者来引发压力反应。一些研究表明，即便是社交引起的痛苦感觉，比如被拒绝和孤独，也会像恐惧一样放大相同的神经通路。被拒绝或失败，就像看到一只狼那样激活了同样的大脑回路。问题是，即使我们不再碰到狼群，我们也会不断激活与日常压力相同的恐惧神经通路，担心未来，忧虑过去。我们越是使用这种神经元高速公路，它就越有效，这种思维模式就会被默认。新的研究表明，人类可以重新训练他们的大脑。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人们充分利用新的途径，就会产生应对压力的新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