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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峰在波长约为365纳米的紫外线照射下，隐藏在一张张A4纸上的秘密渐渐显形。

姓名、手机号、邮箱、住址，这些隐秘的私人信息来自艺术家邓玉峰的《秘密》个展，其于2018年4月4日上午在武汉美术馆公开展出，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

在日常光线下，这些用红色隐形药水写就的个人信息其实无法被人们的肉眼识别。但在特殊波段的光线下，秘密则无处遁形。有人评价说，这种似有还无的氛围，像极了有无数人心涌动的暗夜。

落到实处的痛感

这是一场关乎34.6万名武汉公民生活安全的展览。尽管展览在所有关键信息处做了掩盖处理，但其呈现的数据之庞大仍让人触目惊心。

公民的个人信息在暗处被自由交易，“花很少的钱就能轻松买到”。除了被展览，邓玉峰还带领志愿者向这34.6万名武汉公民发送短信，邀请他们来参观自己的秘密。

《秘密》个展也因此被视作一种社会实证艺术：艺术家把整个社会作为实验对象，针对某些社会现状进行艺术设计和创作。

这对于邓玉峰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他第一次进行偏社会实验的艺术创作是在2015年。这一年，在创作第一个社会实践艺术作品《黑金》（中国）的过程中，他意外发现有一群人在QQ里贩卖私人信息。

邓玉峰逐渐发现，信息泄露早已成为中国社会见怪不怪的常事，“不仅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存在，人们甚至会为了生活便利，被迫或主动地用自己的私人信息进行交换。信息泄露变得如此日常，日常到人们可以麻木地无视它的存在”。

这让邓玉峰感觉“出了问题”。为此，他不得不去书中寻找答案。记者来到他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艺术区的工作室采访时，在窗边看到一排码得不是特别整齐的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有《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群氓之族》等群体心理学方面的书籍。通过阅读，邓玉峰了解到一件事情假如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切入，落实到个人或某些特定的群体中，将给人带来强烈的危机感。

这也是邓玉峰选择展出34.6万名武汉市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因。“最初我可以买到一千多万个个人信息数据。但是，如果做成一千多万个中国人的秘密，等于重复了一遍大家心里都知道的事实，起不到什么作用”，邓玉峰多次强调，“我针对的不是武汉人，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信息保护困境。”

独属自己的倔强

《秘密》个展开幕式后第二天，展览即被叫停。警方封了展厅，带走了所有相关数据，并对邓玉峰进行了约10小时的询问、调查。

邓玉峰并不意外，“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我们做这种‘社会实验’类的项目之前，都会从各方面进行一定的预判和评估”。这也是好友、策展人廖廖评价其倔强的原因，“他就是那种比较轴的人，如果认定了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做，不去管其他有的没的。”

这种坚持也体现在邓玉峰对此次展览争议的看法上。《秘密》个展积极的出发点毋庸置疑，但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大多集中于用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呼吁社会重视个人隐私保护，算不算一种知法犯法，或是一种讽刺？

在邓玉峰看来，如果将他比作一个敢于反抗的勇士，“那么问题来了，今天中国的一个勇士要靠违法行为来维护大家，那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他承认自己购买他人隐私的行为违法了，同时又不愿承认这个问题。他用这样的比喻阐释自己的立场：“假如所有人都能随随便便地在大街上买到武器，我也买了，那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同理，他始终想不通，贩卖个人隐私的现象在QQ上随处可见，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买得到，“为什么我买了就是违法了？我又不是真的想泄密，只是想说明一些东西，表达一种现象”。

这也许正是廖廖认为的邓玉峰的纯粹所在。他向记者介绍，艺术家在进行作品创作前一般会进行多方面的考量，如怎样的作品更好看、更好卖，怎样的作品更容易得到艺术基金的支持。“但是，邓玉峰就没有太多杂念，纯粹出于作品本身而创作，如何生存和是否能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残酷又动人的真实

邓玉峰这种关注社会层面的艺术风格始于2015年年初。在此之前，学雕塑出身的邓玉峰的艺术创作同大多数艺术家没什么区别，都是用艺术语言在惯有的艺术系统里进行表达，直到这个生于湖北、学于湖北的大男孩来到北京。

2012年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做过一个名为《土地》的雕塑作品。整个作品相当于用一个雕塑架子盛着一堆土，然后把它们悬挂到空中。悬空的泥土好似当初刚来北京、在迷茫中找寻人生方向的邓玉峰，“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

独属于北京的政治氛围、城市文化以及因首都的繁华而显得对比强烈的现实，让邓玉峰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的创作处在一个象牙塔里，“我看到路边的小商贩被城管驱赶、迅速开展的拆迁等现象的时候，就觉得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很赤裸裸，但这种赤裸裸更真实”。

由于在医院工作的父母的放养，邓玉峰小时候常能看到开刀、洗胃这些甚至会引起普通成年人不适的场景。也许因为年幼，那时候他并不觉得害怕，只觉得好奇，因此见惯了生死离合。某一天偶然回想，他才发现自己对人类真实生活状态的关注与兴趣也许不全来源于北京，幼时的成长环境也曾埋下过伏笔。

对张贴在街头巷尾的小广告的无意发现，彻底打开了邓玉峰心中那扇通往新的艺术领域的大门。通过这些小广告，他渐渐触碰到一个黑色的世界。在那里，证件、枪支、器官、毒品、性工作者和孩子，只要有足够的筹码，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交易。

通过小广告上的电话，伪装了身份的邓玉峰尝试与不同的行业人员进行交流，随后将聊天记录截屏并展示出来，“作为我对这个黑色世界的研究和观察”。第一个社会实践艺术作品《黑金》（中国）就这样诞生了。《黑金》（中国）也成为后来他一系列创作的灵感与线索来源，关注并解救被拐儿童的《破案小组》和着眼隐私保护的《秘密》，都来源于《黑金》。

“社会雕塑”是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艺术可以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独立客体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内部运行逻辑。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个体都是运行在这件雕塑里的一分子，共同参与并创造着“社会雕塑”的面貌。

这也是邓玉峰的期望和他所谓单纯的初衷，“我最终的目的肯定还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实际解决起来很难，但还是想推动世界变得更好。艺术在今天应该重新发挥它的现实功能，回到社会，回到个体，回到行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