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撰文_简洁 设计_萧萧
采访蒋方舟,是在她开始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演讲前半小时。进入有些昏暗的化妆室,掀开的窗帘一角,阳光尽数倾洒在她脸上。化妆师还在一根根细致地黏着睫毛,她还素着的脸上甚至存有几分稚气。灰毛衫,牛仔裤,和普通的刚过25岁的女孩无异。
和蒋方舟的对话,感受到最明显的气质竟是温和。比起当下很多90后,蒋方舟的礼节和某些价值观甚至更为传统。随着年纪的增长,回望她这一路,反而是越来越走在普遍认知的道路上。对于这种归于平凡,蒋方舟感到松了一口气。
什么是更好的青春
“我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青春,但我知道不是你蒋方舟这样的。”刘瑜曾这样对蒋方舟说。
从9岁写出第一本文集开始就承担着某种期待的蒋方舟,在听到她“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的评价时,第一反应居然是松了一口气。
这个年少成名的女孩,直到今天都还记得,自己12岁出版第一本小说《正在发育》时,受邀参加讨论会被一群评论家围攻的样子。唯一的暖意来自钱理群老先生,他将这个小女孩的每个标点符号都看了,给予她未曾想到的好评。
这个场景,像是蒋方舟整个成长阶段的缩影。有着令人艳羡的际遇,但却被大多数人批判。她说小时候经常会哭,为什么成人的世界是这样的?内心充满着孩子的委屈。
我问她,如果可以选择,还愿意过这样的青春么?尽管蒋方舟的青春给她带来了那么多烦恼,但她还是说,重过一遍青春大概也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她只活过这一种青春。她也想象不出来另一种青春的模样。
对于一些90后的青春,蒋方舟有着一点不解。最近和她一起上电视的90后CEO,面对年长的嘉宾提问,一句“反正老子就是比你有钱”,换来的竟是满场掌声。言语间,蒋方舟似乎没有意识到,她只比那个少年大一岁,她却把自己成长的沉重感,归结到80后整个群体中。
同样作为80后那一代人记忆中叛逆的代表,蒋方舟和韩寒又是不同的。韩寒在退学后走了一条自由生长之路,而蒋方舟顶着这样的标签,却一直走在主流的成长道路上。别人觉得她异类,但她还是不免以一些主流标准要求自己。高中时,蒋方舟也曾自己洗脑成“学习机器”,满脑子只有分数线,觉得只要考上北大清华人生就赢了。
但真的进了清华后,她却并不快乐。同学眼中,蒋方舟就是一个塞着耳机在坡路上行走的背影。回忆起大一那一年,她无法控制地暴饮暴食,最后撑得哭了,还是一边吃一边哭。后来,她把自己的“仇恨社会”归因为胖,那时写出来的“愤青”文章,成为日后她进入《新周刊》的基础。
每天都有逃离的情绪
说起那段经历,蒋方舟说,其实在大一时经历一种迷茫: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还是我是错的,别人是对的?她和周围人所有的想法都是相反的。
大学时清华园的老师曾问:谁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代?除了她之外的同学都举了手。在这群“生而就是为了卓越”的人群中,蒋方舟敏感地察觉到自己不被理解的根源。
整个大学期间蒋方舟只坚持了两件事:一是减肥,失败了;另一件则是坚持有选择地不听课。去书店读书成为她学习的主要方式,每天看两三本书,4年时间她写了2000万字的读书笔记。晚上写作时,宿舍断电了,就拿电脑坐在洗衣房潮湿的地上,接上电继续写。回过头来看,她其实是需要借助这种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来回答是自己错了还是周围人错了的困惑。后来她写,“那是我非常不快乐的几年。因为难以接受自己,所以蜷缩着,拒绝他人。”
这种困惑的解决,是在她毕业之后。“脱离学校这个封闭的环境后,身边的朋友的价值观都差不多,你不再对自己有这样的怀疑。你和愤怒和不满是一以贯之的。你知道自己其实是对的。”2012年,《新周刊》主编封新城坚持将刚从清华毕业的蒋方舟聘为副主编。大量的争议声中,她显得沉稳有加,届时她已给这本杂志写了五年稿,如果有什么可以凭借的,那是因为对这本杂志比较熟悉。
但这并不表明,蒋方舟完全摆脱了对世界的迷茫感,某种程度上,她在不被理解的路上越走越远。
一些人称她为公知,另一些人反问,你见过这么年轻的公知吗?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和多种社会活动的忙碌和喧嚣后,蒋方舟说自己也渐感迷失:参与的讨论越多,离真相仿佛越远;战斗檄文式的文章越写越多,却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剑拔弩张的嘴脸。
“小蒋,我谨代表我个人,在这里祝你幸福,明年活得快乐,像个年轻人那样。”这是蒋方舟给自己24岁的生日祝福。她潜意识中或许也感到,反抗体制、反抗社会,在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过于沉重了,她最终反抗的是“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2014年,是蒋方舟成为副主编的第三年,她一反刚就任时的信心满满,对媒体说觉得自己在副主编的位置上像是个“吉祥物”。经历的事越多,对自己认知越深,就越发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在哪里。职位所在让她有了经营和各方面考量的忧虑,她甚至开始谈论,有时必须妥协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她不再单纯地区别自己的“对”和别人的“错”,而是开始理解,别人为什么做“错”的事,是有原因的。面对最近主编封新城的卸任,她没有愤怒甚至无奈,更多的是一种看透的苍凉之意。
说起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她说自己因为有写书的收入,所以还好,但其他“小朋友”,内心不安会比较多。她这样称呼她的同事们,虽然她在《新周刊》的北京工作室,年纪仍是最小的一个。
简单的生活反而能够面对自己
蒋方舟的新书写的是现代人逃离生活而不得的状态——逃离工作、逃离家庭、逃离婚姻。问她自己有什么想逃离的,她说没有具体的指向,但每天都有逃离的情绪。跑完这一轮宣传,她想找个地方呆着,写写东西,摆脱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
时隔几年又开始写小说,她坦言是因为迷茫。而这些关于失败的逃离的故事,似乎帮助她寻找到某个阶段的答案:依赖简单的生活方式,反而能够面对自己。“后来我知道,不被理解是一种常态。”
其实在蒋方舟身上,有着25岁女孩都会有的烦恼。她最近刚买了房,虽然卡上只剩800块钱,但觉得有了安稳感,对物质的需求都实现了,“生存中特别重要的焦虑被解决了”。被媒体写成“三十岁前结婚会出轨”的婚姻观,只是基于想多留几年时间,心无旁骛地做喜欢的事的现实考量。她每周上两天班,其余时间早上在家写作,下午去咖啡馆写作,和邻居作家刘天昭一起聊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的话题。晚上12点前准时睡觉,她称这种生活为“奢侈”。
来深圳的前几天,蒋方舟在上海遇到大学时和她一起登上《亚洲周刊》封面的清华学生孙宇晨,对方已是科技公司创始人兼CEO,美国硅谷某实验室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回中国要进入第一轮的融资。那一刻她觉得,过了这么多年,自己除了减了20多斤之外,人生好像没有什么进展。似乎渐渐地应和了她25岁就是普通人的论断。
尽管如此,蒋方舟说她也并不想像韩寒一样,在写作之外涉及更多东西,只是想在创作的黄金期写出自己想要的作品。她才写完一个长篇小说,但因为不满意放弃了。作为“老作者”,她觉得自己要有些自觉。
到深圳南科大演讲时,主持人介绍她的称呼是“蒋老师”。台下是一群在这个时代特立独行的大学生,连过道都挤得满满的。蒋方舟仍被当作成功的典范,大学生希望她说一些成功路径和经验,但她拒绝给他们灌鸡汤,明白地告诉他们:时代永远给年轻人的机会,但只给小部分年轻人的机会。所以要做的,不是去迎合,不是去适应,也不是去拒绝,而是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克服”这个词,和她之前的抗争姿态比起来,显得吃力、克制,但这未觉不是了解这个世界后,更温和的坚持。
Q:在新书中你阐释了新的人生阶段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话一些非典型成功青年。你现在对成功的理解是什么?
A:我不觉得任何人的人生是成功的,只有做了成功的事,比如写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拍了一部成功的电影,做了一个成功的企业。每个人都有别人看不到的恐惧、不开心、焦虑、不确定性和负担。对年轻人来说,在迷茫的时候总是想急于成为别人,但这是模板式的别人,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些更为独特的人生应该很有启发。
Q:你前几天说“在副主编位置上,我觉得自己是个吉祥物。”比起之前的信心满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A:慢慢长大会有两点不一样。一是对自己认知的加深,对自身能力极限,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像原来看到别人做的都是错的,到后来你发现别人那样做是有原因的。并不意味着说要成为他,但能更为理解。另外,最近一两年,对于从事文化和媒体的人来说,时代的快速变化,媒体和载体转型,哪怕在老牌的杂志干了很多年,都感到的是无所适从。
Q:刘瑜说过,最大的不幸可能是“未写出满意的作品就已经成为某种代表。”她对从9岁就开始承担这种期待的你充满同情。这样的青春给你的最大的收获和遗憾是什么?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样选择?
A:因为我只活过这一种青春,视野范围和生活经验都是挺单一的。所以我觉得重过一遍青春也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我可能会早一点谈恋爱,因为谈恋爱对人的改善还是挺大的,比如对人的性格,对其他人想法的开放程度。再来一次会早个两年,20岁开始谈恋爱。
Q:之前你说自己的择偶观是“喜欢比我大的男朋友,30岁之前结婚会出轨”,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成长经历加速了自己这方面的成熟和特立独行?
A:我不是特别地要显得特立独行,而是基于一种很现实的考虑。我挺害怕自己在还有创作热情时,很早就被很安逸很幸福的生活所收服。与其焦虑如何兼顾,还不如把进入家庭时间的界定一个期限,我觉得不受生活压力去做婚姻选择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