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9日,南京大方巷家中,白崇禧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白先勇。到台湾后只担任了一个闲职到台湾去是我父亲一生非常关键的决定之一。那时候蒋介石和美国的中美协防还没签,台湾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我父亲也知道到台湾会怎样,毕竟他跟蒋介石相处了那么几十年,心里面很清楚蒋介石是怎样的人。他自己跟我讲,他是向历史交代。
我父亲来到台湾时,没有带一兵一卒。桂系的大部人马,都留在他经营了大半生的广西。他的日常生活,也与他熟悉的战场渐行渐远。在台湾的“国民政府”里,他只担任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闲职,在军事和政治上,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
从那时候开始,父亲的生活就进入比较孤独的状态。但这种孤独是内心的孤独,他各种活动还是照常参加。一方面他是责任心很重的一个人,毕竟名义上还是拿薪水什么的;另外一点,他有他的骄傲、自尊,所以他还是要保持和平常一样。
在台湾的家庭生活我父亲非常看重对后代的教育,甚至在前线的时候,他都经常打电话回家询问孩子们的成绩。因此在我的家里,成绩单往往成为10个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排行表。
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父亲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他要求我们念古文,也常常给我们讲那些经典。他喜欢《史记》《资治通鉴》,记性也非常好,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有时候也会跟我们谈谈历史。
父亲来台湾以后,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但他是做事的人,怎么耐得住清闲呢?父亲很喜欢下围棋,是台湾围棋理事会的会长。台湾著名的围棋选手林海峰,那时候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父亲就筹款把他送到日本去拜名师学艺,后来他果然成了围棋大师。台湾大学的改制也是父亲极力促成的,他认为有必要扩大招生,所以他就去谏言。他信奉伊斯兰教,原来台湾是没有清真寺的,后来他去交涉,清真寺就建起来了。反正他常常觉得这个事情有益就会去做。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身处逆境的时候,有的人会抱怨,有的人会消极对待,但是他一直都很积极。
母亲过世对父亲打击很大
我父母关系非常好。父亲是个很犟的人,但是他对母亲一直很谦让。两个人如果吵架了,母亲撒点娇,他就让了。
因为父亲的地位关系,人家要给母亲“国大代表”之类的官做,她什么都不要,说“我就是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她要在外面做什么。她到台湾以后,也根本不和官场接触,自己有一帮朋友,平时就和朋友打打麻将什么的。她是很豁达幽默的人,在台湾的时候常常说:“哎呀,现在处境挺好的,‘皇恩浩荡’嘛。”
他们两个在精神上互相依靠。因为我父亲一直在前方打仗,整个家几乎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撑起来的,不光是我们家里,还有两家的老小,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在撑,母亲等于家里的顶梁柱子。所以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父亲受到的打击很大。
因为我母亲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她去世后也是伊斯兰教的葬礼。伊斯兰教的葬礼有一个绕墓的习俗,每天要到墓上,阿訇要念经,念40天才完,父亲当时已经69岁了,每天都去。
1966年12月2日,我父亲在台北的家中去世。蒋介石是第一个前来祭拜的人。他不但亲自题颁了“轸念勋猷”的挽联,以及“旌忠状”,还以“国葬”的规格为我父亲送行。我以为,我父亲跟蒋介石之间很像汉高祖跟韩信,而我父亲始终认为,自己一生所追随的是国民党,而不是蒋介石。
(摘自《台湾往事》一书)
晚年的白崇禧夫妇在台北家门口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