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路上要重视精神帮扶
双重帮扶（漫画/翟桂溪/作）
“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
坐等扶贫干部主动上门、靠着底线政策苦捱、别人有的待遇一样不能少……基层扶贫干部告诉记者，少数自身具备脱贫条件却拒不主动脱贫的人，令基层扶贫工作“伤透脑筋”。
“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现象并不鲜见。“村里有两个年轻单身汉，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却连自己的茶园都荒着，基本不搞生产，坐等当五保户。我们曾多次前去做思想工作，可他们就是不行动。”湖北省鹤峰县一位驻村工作队队长说，有些贫困户产生了“日子过不下去有国家兜底”的心态。
“有个贫困户，40多岁，身体健康，因为好吃懒做，老婆跑了。以前还种点地养活自己，现在家里的七八亩旱地干脆不种了，等着救济。我们上午9点去他家，他还没有起床。”山西省一名扶贫干部说，一些贫困户以前就懒散馋，不愿意劳动，现在一没有生活来源就去找政府，给基层扶贫工作带来“破窗效应”，其他贫困户甚至受到这些“懒汉”的影响。
鄂西山区一位退休的县委书记说，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有少数老百姓出现了这样的心态：“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少数贫困户对上门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脱贫是干部们的事，与自己无关。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目前的贫困人口中，除了一部分确因身体等原因无法自己脱贫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属于主观上缺乏脱贫动力的“精神贫困”，把贫困归咎于外因，一味“等靠要”。在贫困人口中存在的这种现象，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一些地区甚至还形成一种文化，认为牺牲休闲时间去获得收入是很傻的事情，打打麻将、喝喝小酒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如果政府给他们扶贫救助，他们就正好借机减少劳动，扶贫变成了‘养懒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
“贫困老赖”为帮扶争风吃醋
“评上贫困有本事，一让脱贫就不干”，在一些贫困地区，有人不仅等靠要，还不愿脱贫摘帽。“有一户贫困户，我们去更新一下牌子，却死活不让我们换。”贵州省石阡县大沙坝乡余家寨村一位扶贫干部说，这户人家看到就要脱贫了，便坚决不同意。
为了“不摘帽”，一些贫困户不惜隐瞒扶贫成果。有第三方评估来村里调查脱贫成果时，村民故意不说实话，隐瞒收入，怕一旦脱了贫无法再继续享受政策。“但是这样对于扶贫干部们很不公平，明明工作有成效，却无法被统计上，考核的时候还要被认定为不称职，很冤枉。”一位扶贫干部诉苦。
此外，少数人见不得别人受帮扶。“凭什么他家吃低保，我家不能吃？”不仅自身缺乏脱贫主动性，甚至为了获得帮扶争风吃醋。辽宁省丹东一位基层扶贫干部介绍，在给贫困户改造房屋时，他们选择了一个居住状况最差的贫困户先行帮扶，翻盖住房。但没想到，村里其他贫困户看到后，都要求扶贫干部也为自己建房，标准差一点都不行。“我们没办法挨家挨户都翻盖，只能紧着最急需的先来，但是贫困户一窝蜂围上来，让我们左右为难。”这位扶贫干部说。
“一些贫困户逢年过节就找包保干部要东西，别人没有的我也得有，我是贫困户就得多给点，甚至还要挟扶贫干部‘我对你满不满意要看你的表现’。”山西一位扶贫干部说，扶贫先扶志，但现在一些贫困地区群众的“志”欠账太多，仅靠产业扶贫、资金扶贫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贫困生态”。
2018年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就“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刘永富介绍说，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深度贫困地区非常关键。去年底在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县还有110个，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村还有16000多个。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以后，各省对本地的深度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认定，一共认定了334个深度贫困县。这334个县去年底的贫困发生率是11%，远超现在全国贫困发生率3.1%。今年新增的200亿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深度贫困地区。（申宏/摄）
打赢脱贫攻坚战
“贵州苗绣”走出大山
来自贵州省松桃县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石丽平，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苗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松桃苗绣“鸽子花”品牌创始人。她把传承民族文化，开发苗族文化商品，融入到扶贫开发的大事业。从2008年开始，石丽平搞起了苗绣产业。创业初期公司只有3名女员工，如今已经建立起一支260人的苗族刺绣队伍。石丽平利用“公司+基地+农户”的灵活就业模式，让130多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并带动了松桃县3800多名妇女就业，为苗乡姐妹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孟海/摄）“精神穷根”从哪来?
从内因看，主要是贫困群众自身条件较差；外部因素上，拼搏奋斗、向上向善的精神文化源泉始终无法滋养到一些贫困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形成了封闭落后的思想闭环。另外，一些扶贫措施不对症、风险高，也会引发贫困群众的反感甚至抵触。
一是缺动力，长期深度贫困令少数群众失去脱贫主动性。国家电网湖北省鹤峰县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队长田永明说，他们驻村帮扶的走马镇李桥村造血功能弱，贫困户看不到通过发展产业致富的希望，导致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有些贫困户由于身上背着长期积累的债务，没有胆量参与产业扶贫，生怕失败，“宁可穷着”。
二是缺“营养”，一些贫困地区成精神文化荒漠。“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导地位没有在农村树立起来，导致一些群众缺乏感恩之心，与现代公民的要求相距很远。”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坝镇党委书记钟迎松认为，当前农村文化、农民教育培训等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短板，部分地区的基层党建工作流于形式，尤其对贫困党员等缺乏有效引导。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鑫认为，一些地区金钱至上的理念不断侵蚀传统思想基础，以前农村相对封闭，百姓比较淳朴，现在传统道德约束力减小，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逐渐淡漠，久而久之部分贫困群众便只想“获得”、不讲付出，只求利益、不思进取。
贺雪峰分析，在个别地方，一些资源直接下乡让“懒汉”“混混”反成了乡村“舞台”的中心人物，客观上造成了奖励懒惰、忽视勤劳，这对乡村传统价值观与秩序冲击很大。“当前农村扶贫中，对贫困户有着各种照顾，一旦被评为贫困户，就能享受各种政策。”贺雪峰认为，这是部分地区“比穷不比富”的精神根源之一。
三是缺信心，资源“错配”引风险，影响困难户脱贫积极性。村民想养鸡，偏偏送鸭苗;村里土地适合种庄稼，非要搞苗木种植;明明市场上已经量大价低，还要上马大型种养项目。一些地方在扶贫工作中出现的资源“错配”问题不容忽视，这让困难群众看不到真正的脱贫希望，因此不愿参与甚至唱反调。
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没有科学设计短期与长期并重的扶贫体系，要么只看重眼前利益，要么只顾着放长线钓大鱼，三五年才能见效的项目村民根本等不起。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扶贫鸡苗、扶贫羊被杀了吃等笑话。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说。
贵州大学教授曾芸认为，资源“错配”是扶贫中最大的困境。正是因为观念和措施方向错了，与贫困群众的期待和习惯背道而驰，所以一些扶贫干部每天白加黑地工作，国家投入了那么多钱，可贫困户根本不说一句感谢话，还不断上访。
绣娘们通过反复钻研，掌握了苗族传统刺绣的多种技法，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苗绣公司派出技艺娴熟的苗绣大师现场授课，牛郎镇松江村的50多名妇女，足不出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石丽平的苗绣民族工艺产业已带动了3800多人就业，绣娘中绝大多数都是返乡人员、留守妇女和贫困群众。脱贫攻坚要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双扶持
“精神贫困”最突出的根源，是扶贫的方式和手段不精准，只注重项目的名头而忽视实际效果，贫困群众的失望情绪掩盖了对脱贫的向往。面对当前的困境，最应该做的就是从思想根源上斩断“穷根”，不仅要为贫困群众营造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氛围，更要厚植贫困地区精神文化沃土，精准对接贫困群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在加强政策宣传之外，引导贫困村树立良好新风，建立符合脱贫需求的乡规民约，让贫困户“富脑袋”。
基层干部转变思想，躬下身子“真扶贫”，是改变贫困群众思想的第一步。山西省民政厅基政处副处长王文广认为，扶贫干部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们的困难和想法才愿意跟你说。
贺雪峰认为，需要大力开展文化扶贫，让农民尤其是儿童接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脱贫攻坚的老少边穷地区往往是我国文化贫困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扶贫不应只从经济上着手，更要从文化教育上着手。
营造公平正义的文化氛围，是破解盲目攀比等不良倾向的重要对策。建立公开、透明的帮扶工作环境，推动扶贫账目公开、流程公开，能够避免一些贫困群众“抓小辫子”，强化资金使用的效果和过程监督，保证扶贫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激发内生动力，是告别贫困的根本性措施。山西省晋中市扶贫办副主任路辰正介绍，他帮扶的贫困村“两委”班子调整后，新当选的干部积极谋划产业，村子2016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实现了整村脱贫。
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对接“真需求”，以扶贫“参与感”带动脱贫“获得感”，才能避免贫困群众等待观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刚认为，扶贫资源的配给应从供给主导型转为需求主导型，如尊重贫困户的发展意愿，推行私人定制等菜单式扶贫。
“洋芋蛋”变成“金蛋蛋”近年来，在曾经“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等地，通过打造马铃薯产业，促进从种薯繁育到主粮化加工全产业链升级，昔日农民糊口的“救命薯”“洋芋蛋”，如今变成了致富“金蛋蛋”。 （王纲 陈斌 /摄）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地公司技术工人在马铃薯科技园区察看作物生长情况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德兴乡营门村一位农民，在察看马铃薯生长情况。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非常适宜种植马铃薯，图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五竹镇薯农在田间采挖马铃薯。
两位农民在甘肃定西马铃薯博览会现场，正在将自家的马铃薯装袋发运给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