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中，向民众发表鼓励动员演讲。川江航道，差点置中国于死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水路交通就成为最重要的依仗。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川江航道的这种特殊性,差点置中国于死地。
1938年10月,战事告急,距宜昌仅300公里的武汉沦陷,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宜昌，等待被转运到大后方四川。当时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一票难求”是最真实的写照。作家叶圣陶当时就在逃难的人群之中，面对此情此景，叶圣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在1938年秋,宜昌江边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这数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不及时入川,后果不堪设想。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川江航线，奔赴战场。
更为严峻的是，1938年10月中旬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宜昌，川江航线的终点，此时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生死的一道起跑线。
日军已经开始向宜昌进发，日机也开始对宜昌进行轰炸。在40天的时间里，要把滞留在此的人员和战略物资撤退到后方，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照当时川江航线的运输能力，要完成这场抢运，需要一年的时间。
成功撤退，绝境之中诞生奇迹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是卢作孚。时年45岁的卢作孚，正值事业的巅峰期，他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本人，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在抗战爆发之后，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并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主管水陆运输。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就在半个多月前，他的远见和坚持已经为宜昌大撤退埋下了伏笔——他设法拒绝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该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断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日救亡。
正因为还有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船队，宜昌大撤退最终得以实现。
一抵达宜昌，卢作孚就连夜组织民生公司员工开会。会议持续了一个通宵后，一份严密、合理而又紧凑的运输计划终于出炉——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除大型设备、重要物资用专船直运重庆，再从重庆运送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外，其他的轮船则进行分段抢运。鉴于三峡航道地形复杂，不能夜航，只能抢在白天航行晚上装卸。为此，在三峡航线增添了数个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码头搬运工3000多人和大量三峡险滩段纤夫，征用木船850艘，昼夜不停地装卸运输。
卢作孚还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在调度策略方面，公营厂矿机器、工具、原料及公务人员一律优先运送；军工厂的设备、人员等由他们上级派人到宜昌组织办事处统一规划，与民生公司协商转口原则，严格执行,避免了“谁也不让谁”的争执；各船客位除了公务员需要紧急搭乘之外，应尽量留出舱位,由轮船公司根据登记名次公开安排售票;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货物设备只收十分之一。
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几百名孤儿难童，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在此后的30多天里，在滔滔川江上，冒着日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24艘轮船、850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到1938年12月初，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安静了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码头上，剩下的就是些零碎废铁，人员已被撤运一空。
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结束了。
1938年10月，距离宜昌300公里的武汉沦陷，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宜昌。彪炳史册，宜昌大撤退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事实上,整个宜昌大撤退 , 一直延续到1940年宜昌陷落。在整个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经济上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但是,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在这个期间,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共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万余吨,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
卢作孚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1938年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出的一船船重要物资，胜过了百万甲兵。
亲身经历了宜昌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场撤退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当时的著名记者徐盈在其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写道:“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宜昌大撤退比他们还要艰苦一些。”毕竟,“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仅仅是依靠一支平民船队，却打通了全中国的“生命通道”，其过程更加艰苦卓绝。
201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在报道这段历史时评价道:“当年，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在宜昌大撤退中，装满物资开往重庆的民生公司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