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专栏,我们介绍了《溺爱孩子是编造的故事》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仅揭示了美国社会和教育中人们习以为常的育儿理念的价值观,还批判了美国经典心理学中倡导的权威型养育方式。我们都已经认同:在严于管束和过于纵容之间,并没有中间道路,也没有什么度的把握,当今社会必须要有新的方式与孩子相处—“与孩子合作”。这个方式既不是黑白,也不是中间的灰色,而是一个全新的颜色。
首先,与“孩子合作”这个提法,比“管理孩子”更有用!特别是从长久的观点看:这个提法强调的是合作,而不是赤裸或巧妙的控制;是强调用爱和道理交流,而不是用家长权威管束。它包含了下述几个基本原则:
● 注重满足孩子的需求,给予他帮助,不力图使孩子顺从。
● 常给孩子机会,让他决定与自己有关的事情。
● 无条件地接受孩子—爱孩子本身,不是爱孩子做的事情。
● 深入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想法和道理,不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行为上。
● 把孩子的不当行为作为解决问题和学习的机会,不惩治,但让孩子自己面对不太好的结果。
“与孩子合作”的方式与有些教育工作者主张的“由孩子自主”“积极回应孩子”“做会移情的家长”等方式有类似之处,但与家长放任不管有天壤之别,与强调严格控制、管理也天差地别,还有别于鲍姆林德那种倾注感情支持又严格要求控制的权威式家教方式。
“合作”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种“合作”的教育方式区别于依赖微妙又有心计的控制技巧,比如“出局”或“从轻处罚”,或明示孩子的过失让其觉得做错了事,或正面强化借用表扬取代威胁——这些技巧都是要让孩子通过这些方式,知道我们做父母的给他的爱是有条件的。而“与孩子合作”的教育方式,更需要父母努力满足幼儿的需求,为孩子解释事情并提供选择,这么做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对于孩子的整个人生,更有长远的意义:
有研究发现,如果家长满足了幼儿先前的需求,那么孩子会更加愿意接受家长现在的提议。另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经常为他们5岁的孩子解释事情,提供选择,若干年后,这些孩子比那些来自强调管束家庭的同龄孩子,更适应社会生活,特别是在社会交往和学习成绩方面。还有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的青少年的父母是那些真心接纳自己的孩子,避免用自己的爱做杠杆要孩子顺从的父母。
但是,孩子的需求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从想要一个玩具到想尝试一下想象中的事,从不按照大人的意愿做事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不胜枚举。这对父母来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话题。想做到满足孩子的需求,爱得无条件,得有思考,更不容易!
为什么大量研究都指向对孩子关注、满足孩子的需要、给孩子更多的接纳能使他们成长为更有道德感的人,更适应社会生活和更有幸福感的人呢?科恩这样解释:很可能是因为满足孩子的日常需求,能使他在心里放下那些需要,甚至放下惦念自己,以致于他能对别人的需求更敏感。虽然给孩子温情和接纳也许不足以保证孩子会去关注别人的心情和感受,并主动助人,但这样的孩子更有可能成长为真诚、慷慨和有移情心的人。批评所谓“过度溺爱”,督促父母对孩子说“不”,或提倡对孩子心情是否愉快不在乎的教育方式,都绝对不会促进孩子对他人的关心,不会减少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你的养育方式是否能实现“合作”?
美国的现状是:充满温暖爱心、积极回应式的家庭教育,时常被人奚落,与溺爱混为一谈;公众舆论、专家建议大都要父母更严格地要求孩子,要用各种办法约束孩子,使其顺服。成年人对孩子的爱,放在教育中更多是有条件的交换,而不是爱孩子本身。中国的教育现状又是如何呢?谈及这些教育观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中、美两国的溺爱问题和教育方法做一对一的比较。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国内家庭教育中溺爱的现象是普遍的问题,是舆论和教育研究的热点,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观点,进行有新意的思考,给出不同寻常的建议。
从教育专家到社会舆论,从公共政策到学校教育,从家庭教育到个人发展,溺爱和管孩子都已成为热点话题,是人们的口头禅。与美国的溺爱话题相比,尽管中国对溺爱的含义和具体所指有很深的社会文化差别,但也有商品社会的共同特征。
在都市化的今天,独生子女家庭普及、家庭收入增长、商品极大丰富、家长没时间陪孩子的自责,条条理由都为父母使用商品和物质表达爱心做好了铺垫:肚子里的饮食花样,手上玩具的档次不断升级,手机和游戏成为一种替代奖励,平日的小礼品、节日的大礼物……这些,是否能真正取代孩子的需求?是否能实现“与孩子合作”的教育目标?
也许科恩的观点会对我们有些启发,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观点看到我们反对或需要“溺爱”的理由,或对爱孩子思考出一整套符合自己文化价值观的有益做法。
联合作者|董建村
薛烨
薛烨,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咨询、教育心理学与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