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学习国际研究脉络与热点*
本研究以科学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中SCI-E、SSCI引文数据库为研究样本来源，选取自1981年起至今共478篇企业数字化学习领域文献。采用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运用HistCite和CiteSpace两款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分析该领域研究脉络及研究热点。通过引文编年图、知识图谱、科学评价指标对研究历程的发展阶段及研究方向、学科领域、研究机构、研究学者及研究热点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学习正在形成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数字化学习在企业的接受度、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策略与模式、企业数字化学习的有效性及对绩效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企业数字化学习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学习；文献计量；内容分析；科学引文数据库；WOS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58ｘ（2018）3-0052-11
企业数字化学习指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学习或培训活动，以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为目标（Wang, 2011）。数字化学习（e-learning）指使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络进行学习（Welsh, Wanberg, Brown, & Simmering, 200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组织将数字化学习作为员工培训的主要方式之一（Ho & Kuo, 2010）。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ASTD）认为，使用的灵活性、传输的及时性、成本的高效益使得数字化学习在企业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Chen,2010）。
企业数字化学习有别于学校场所的数字化学习，不仅需要重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还需要从组织经济效益角度去关注学习迁移和绩效结果（Lim, Lee, & Nam, 2007）。不仅需要关注数字化学习资源与平台建设，还需要关注学习者之间、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企业数字化学习是面向成人学习者的基于信息技术手段的人力资源开发方式，成人学习理论、教育技术理论、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是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理论基础（李运景,等, 2006）。本研究借助Web of Sci⁃ence科学引文数据库对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企业数字化学习国际文献进行计量研究，厘清企业数字化学习的国际研究发展脉络，以便更好地透视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研究热点与发展方向，助力我国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研究与实践。
一、研究设计
（一）文献样本
本研究选取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核心合集中《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两个引文数据库作为文献样本来源。“企业”检索关键词外延上有多种表达形式，如“workplace”“company”“corporation”“organization”；数字化学习包括学习和培训活动，关键词有“e-learning”“on-line learning”“on-line training”等表达形式；企业学习者则有“employee”“staff”“worker”等表达形式。使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高级检索功能，即使用字段标识、布尔运算符、括号和检索结果集来创建检索式，所用到的字段标识中TS代表主题，TI代表标题。本研究最终确定检索式为：TI=（elearn⁃ing OR e-learning OR online learning OR on-line learning OR online training OR on-line training）AND TS=（workplace* OR company* OR corpora⁃tion* OR（organization* NOT student*）OR employee* OR staff* OR worker*） NOT TI=（stu⁃dent*OR“pre-school education”OR“primary education” OR “secondary education” OR“higher education”OR postgraduate OR Under⁃graduate）。检索日期为2017年2月10日，检索结果为478篇。设置时间跨度为1900年至2016年，但是最早的一篇文献出现在1981年。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分别使用HistCite和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作为研究工具。HistCite是一款文献引文编年可视化软件，由“SCI”创始人加菲德尔及其同事于2001年开发，通过文献及文献之间的引用情况快速锁定某一领域的重要文献及研究者，通过绘制引文编年图得到该领域的关键引文及其发展脉络（李运景,等,2006）。CiteSpace是一款识别文献发展趋势与动态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软件，由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陈美超和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合作开发，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将知识单元、网络之间隐含的复杂关系显性化，揭示某一领域发展前沿与热点（肖明,等, 2011）。首先运用HistCite软件，从文献基本信息、引文关系、关键指标等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接下来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及其关键词等内容构建知识图谱，同时进一步对关键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探究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研究脉络与热点。
二、研究脉络分析
将Web of Science数据库（简称“WOS”）检索数据文件导入HistCite和CiteSpace软件，对478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典型文章的内容分析。下面从文献时间、研究方向、国家/地区、来源期刊、学者等维度，梳理企业数字化学习的国际研究历程、发展脉络及主要研究方向。
（一）研究历程回顾
1.时间分布
在WOS网站中可直接从检索结果分析中得到该领域各年份文献发表数量的数据，形成文献发表数量年份分布图（见图1）。由图1可知，WOS中企业数字化学习文献最早出现于1981年，随后十余年至1998年文献数量一直较少；从1999年到2004年文献数量缓慢增长，从不足5篇发展至10余篇；从2005年起，企业数字化学习上升至又一发展阶段，文献数量多达20篇以上；从2010年起，该领域研究受到研究人员的更多关注，得到平稳且持续的发展，文献数量稳定在每年42篇左右，其中2011年文献数量达到56篇之多。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计算机与互联网络技术处于发展之中，数字化学习处于发展准备期（汪家宝,等, 2007），以学校为主的各组织对数字化学习进行了尝试和初步探索。在企业学习领域美国学者洛瑞（Lowry, 1981）率先尝试将数字化学习应用于软件程序员的教育与培训。1994年“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举行使终身学习理论受到重视（吴峰, 2012），企业学习得到发展；从21世纪初起，数字化学习条件、设施、环境及资源建设得到较大改善，逐渐从学校走向企业（汪家宝,等, 2007）。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广及其在各行各业的渗透，在企业采用信息技术开展培训成为企业组织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企业数字化学习发展历程与该研究领域文献数量的分布相吻合，形成了以下三个阶段：准备期（1980—1999年）、发展期（2000—2009年）、平稳期（2010年至今）。企业数字化学习仍然面临着经费投入、学习部门（如e-learning部门、企业大学）边缘化、缺乏完善评价体系等挑战（吴峰, 2012），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发展政策、培养学习设计人才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学习的发展进程，使其达到繁荣发展期。
2.引文编年图
引文编年图指根据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形成的以时间为先后顺序的关键文献引用网络图，能够清晰地将某一领域随时间的发展和研究承接关系进行可视化（李运景,等, 2006）。使用HistCite软件对导入的文献数据文件进行分析，生成文献的本地数据库引用次数（Local Citation Score, LCS）和WOS数据库引用次数（Gobal Citation Score, GCS）。LCS指该数据库（SCI-E或SSCI）中其他文献对该文献的引用，反映了该文献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程度；GCS则指全球研究者对该文献的引用次数，反映了该文献在全球范围内的受关注程度。HistCite的Graph Maker功能能够设置LCS或GCS的阈值，从导入的文献中筛选阈值以上的文献，根据文献引文关系绘制出引文编年图。本研究将1981—2016年的478篇文献导入HistCite软件，设置LCS阈值为30对文献进行筛选，绘制出如图2所示的引文编年图。其中，圆圈中数字代表该文献导入软件后的编号（无实际含义），圆圈半径对应LCS数值，圆圈之间由箭头相连，箭头表示文献间引用关系。引文编年图中关键文献（见表1）从2000年起才开始出现（#20），先前研究处于萌芽探索阶段；关键文献量从2004年开始逐渐增多，从关键文献LCS值的大小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在21世纪初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并为该领域后续研究提供基础；2010年后关键文献数量、引用次数呈现稳定发展，与图1所得的萌芽期、持续发展期、平稳发展期规律相互印证。
图1 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二）主要研究方向
引文编年图（图2）中半径较大的关键引文节点分别为#54、#118、#83，通过对关键文献及相关发展脉络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得出以这三篇研究为核心的该领域三大研究方向。
1.数字化学习在企业的接受与推广
#54文献作者Ong等人（Ong, Lai, & Wang, 2004）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以技术接受度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为理论基础，探究使用e-learning对高科技公司工程师进行培训时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可靠性对使用意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此之后，围绕技术接受度模型，关于在企业采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学习和培训的意愿及效果的研究不断出现（#109、#146、# 251、#258、#269等文献）。创新扩散理论作为有关新技术推广及应用的重要理论对于在企业中推行数字化学习及其有效性有着重要作用（Chen, 2014），Lee等人（Lee, Hsieh, & Hsu, 2011）将创新扩散理论与技术接受度模型进行整合，对员工使用数字化学习技术的意愿进行了探究，为企业决策与规划提供建议。组织支持环境也是推行数字化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Cheng等人（Cheng, Wang, Yang, Kinshuk, & Peng, 2011）基于技术接受度模型进行了管理层、组织层对员工数字化学习接受度的影响探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辅以半结构式访谈验证了组织支持环境对员工数字化学习接受度的积极影响作用；Roca & Gagné（2008）则依据自我决定理论（SDT），从员工个人层面出发，在技术接受度模型（TAM）的基础上增加感知趣味性、感知胜任性、感知相关性三个维度，探究员工对数字化学习的接受程度及其持续使用该技术进行学习的意向。这类研究多为基于某一企业e-learning平台进行的定量研究，质性研究的应用则较为缺乏。
图2 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文献的引文编年图2.企业数字化学习策略及模式探究
#83文献作者Clarke等人（Clarke, Lewis, Cole, & Ringrose, 2005）对使用Blackboard进行数字化学习的某医院进行了持续两年的质性研究，探究数字化学习的策略和虚拟组织实践共同体的建立，研究发现数字化学习有助于分散于各地的员工进行高效学习，这部分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有助于节省员工的工作时间，提升工作效率；混合式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线上教学和线下实践有助于工学结合。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电子绩效支持也有助于员工工作改进。Booth等人（Booth, Carroll, Papaioannou, Sutton, & Wong, 2009）则使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数字化学习已有研究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同伴交流、灵活性、学习支持、知识验证、课程设计与组织五个数字化学习设计主题，为企业数字化学习的课程及学习模式提供参考建议。还有研究者（Johnson, Gueutal, & Fal⁃be，2009）从是否提供证书、年龄、可靠性、媒体同步、元认知活动、课程满意度和实用性等方面进行企业数字化学习设计及模式探究。
3.数字化学习有效性及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118文献作者Wang等人（Wang, Wang, & Shee, 2007）设计了企业数字化学习系统有效性评估工具（ELSS），构建出两个层次共六个系统使用有效性评估维度：系统开发层（信息质量、系统质量、服务质量）和效率影响层（系统使用、用户满意度、净效益），从学习者角度评估在线学习系统有效性，为组织提供细致的诊断分析和改进反馈。随后，有关数字化学习系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得到发展（#223、#296等文献），如Chen（2010）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IS Success Model）的基础上，加入“服务质量”维度并对“系统使用”这个维度进行解释和澄清，从组织人力资本管理的视角将工作产出作为e-learning系统使用的评价指标，用“净收益”取代原有模型的“个人影响”和“组织影响”两个维度，并通过定量分析方法验证了该学习系统使用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即在员工培训上的投资会提高员工的个人绩效和产出，e-learning能够有效辅助员工培训的实施并且帮助员工面对新的挑战。Chen（2012）及其团队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新员工使用数字化学习系统进行实证研究，验证该系统对新员工培训的组织融入度和工作适应性的提升作用。随着学习分析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用大数据进行的有关企业学习系统有效性的研究开始出现，如Hogo（2010）基于企业数字化学习系统的大数据，对员工的学习行为及系统有效性进行分析和评估，以支持对学员开展学习反馈和对学习内容和系统本身进行改进。
（三）研究发展概况
1.学科领域分布
在WOS检索结果分析中可得到各学科发文数量，设置阈值为2共得到52个学科，选取文献数量排名前10的学科进行分析（见表2）。其中，教育及教育研究、计算机科学、商业经济学为企业数字化学习的主要研究领域，其次是工程学、心理学、信息科学及图书馆学等领域。企业数字化学习主要依托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其学习效果又作用于组织绩效及经济效益。除教育学科、心理学科外，一些相关学科领域也对企业数字化学习有所关注。譬如护士等医疗人员应用数字化学习方式获取工作技能，能够在降低医疗成本的同时提升学习效率（Clarke, et al., 2005）。通过对各领域发表文献的最初年份进行统计，发现最早关注企业数字化学习的学科为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1981年）以及计算机科学（1985年），其次是工程学（1995年）和经济学（1999年），而教育学（2002年）、心理学（2002年）则对该领域关注稍晚。
2.国家/地区分布
HistCite对文献数据的分析显示，共有59个国家/地区对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有所关注。根据各国家/地区文献数量排序，得到在该领域研究较为活跃的国家/地区（见图3）。其中美国以91篇文献列于首位，其次是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此外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仅次于西班牙位列第7。
TLCS（Total Local Citation Scores）指文献在所在数据库中的被引次数，TGCS（Total Global Ci⁃tation Scores）指文献在WOS数据库中总被引次数，TLCS/N和TGCS/N则代表该国家/地区在该领域发表的文献在本数据库及WOS数据库中的平均被引次数，两者的数值越高则该地区/国家在该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越大（裴蕾丝,尚俊杰, 2015）。由图4可知，中国台湾的TLCS/N值是目前该领域唯一超过1的地区，其次是加拿大和西班牙。尽管英美两国在文献数量上处于优势，但中国台湾地区却具有较大影响力（TGCS/N值高达25.135）。此外，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TLCS/N和TGCS/N值较台湾地区而言较低，其中香港地区文献多于中国大陆文献，可见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在中国台湾地区更为活跃，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被WOS数据库收录。
在WOS检索结果分析中可得到各研究机构发文数量，设置阈值为2并除去研究机构不明的文献，共得到162个研究机构，选取文献数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香港大学、多伦多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研究机构发文数量靠前；美国占比较多，但整体上没有明显区分。可见，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各国家/地区的研究机构联合企业或结合自身进行相关研究，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来提升数字化学习对组织发展、终身学习的助力作用。
3.来源期刊分布
共有308家期刊收录企业数字化学习文献，其中收录大于1篇的期刊有66家。收录文献数量排名前10的期刊在企业数字化学习领域共收录109篇文献，占全部文献的22.80%。其中，Computers & Education、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Training & Development、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五家期刊的文献收录量大于10。TLCS（Total Local Citation Scores）和TGCS（Total Global Citation Scores）分别指该期刊收录的该领域文献在所在数据库中的被引次数和在WOS数据库中总被引次数，TLCS/t和TLGS/t则代表平均每年的被引次数。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的被引次数较高，其次是Comput⁃ers & Education。排名前10的期刊中有8家均与教育科学有关，大部分期刊与应用于教育的计算机技术相关，有两家则是医学教育方面的期刊，这与前面分析的医学应用技术于培训有关。
图3 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文献数量排序前10的国家/地区4.高影响力学者
本研究采用TLCS和h指数双重指标来分析企业数字化学习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学者。TLCS相比于TLGS更能够体现学者在某一领域的影响力，h指数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物理学教授Hirsch于2005年提出，能够用于“评价科学家的科研绩效”（赵基明,等,2008），综合评估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发文数量及影响力。经计算该领域h指数排名前10的学者如图5所示。
从图5可知，学者TLCS指数较高并不一定代表其h指数较高。通过对10位学者所在研究机构及学科背景进行统计（见表3），学者主要学科背景为信息科学，其次是教育科学和商业经济学。Wang, Y. S.、Lai, J. Y.、Ong, C. S.（一作）是#54文章的作者（Ong, et al., 2004），Wang, Y. S.又与Shee, D. Y.、Wang, H. Y.合作发表#118文章（Wang, et al., 2007），这两篇文献是先前分析的企业数字化学习领域两个方向的关键文献，可见台湾学者在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前瞻性和引领作用。从h指数来看，香港大学教育学院Wang, M. H.学者具有较高影响力，在本研究样本数据库中共收录其7篇文献（Cheng, Wang, Moormann, Olaniran, & Chen, 2012; Cheng, et al., 2011, 2014; Jia, et al., 2011; Wang, et al., 2010; Wang, 2011; Wang, Vogel, & Ran, 2011），其中Wang, M, H.跨地区与Ran, W, J.、Liao, J, A.进行合作研究，从KPIs关键绩效指标出发，以绩效技术为导向依据各职位胜任力要求，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知识地图式的学习资源及评估平台（Wang, et al., 2010），并从个人的学习需求、组织的目标和社交网络的建立三个维度对该平台进行了深入研究（Wang, 2011），Wang, M. H.团队对绩效技术导向的企业数字化学习设计进行的研究是该领域规范、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且为数较少的绩效相关实证研究，该研究关注点也是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图4 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活跃国家/地区单篇文献平均被引频次
图5 企业数字化学习领域的高影响力学者
虽然中国大陆学者在该领域发文不到10篇，但对该领域的知识管理与共享研究也有一定贡献。浙江大学的Qi, H.和Sun, S.（2006）在学习型组织的知识管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语义网的e-learning社区知识管理系统，设计了通用知识表示模型，创建了基于主题图的知识表达与内容；同济大学的Wu, B.和Zhang, C.（2015）设计了基于信任的知识共享框架，提出了一种知识共享的信任评估方法，并运用该框架进行了我国基于网络学习社区的跨组织知识共享案例研究；武汉大学的Zhang, X.等人（2015）则从社会化媒体工具出发对知识管理、社会化媒体两个研究主题进行分析，探索了组织使用社会化媒体促进员工内部知识分享与协作学习的研究趋势。
5.高影响力研究
对本研究样本文献的LCS值进行排序，取LCS值排名前10的文献进行分析（见表4），结合图2关键文献编年图，这10篇文献中有8篇是引文关键节点文献。3篇文献来自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5篇来自信息科学相关期刊，仅有1篇来自教育学科相关期刊Computers & Education，发表年份也均在2000年之后，说明该领域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10篇文献中共有7篇实证研究文献，4篇文献以数字化学习在企业的接受度和使用意愿为主题（Lee, Hsieh, & Ma, 2011; Ong, et al., 2004; Ong & Lai, 2006; Roca & Gagné, 2008），2篇以数字化学习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为主题（Chen, 2010; Wang, et al., 2007），1篇是绩效技术导向的企业学习设计研究（Wang, 2011）。此外，还有1篇文献（#29）创新性地提出e-learning应用于组织知识管理的影响因素与实施模式（Wild, Griggs, & Downing, 2002），1篇文献对欧洲四百余家企业对数字化学习在企业的应用进行了态度调查（Admiraal & Lock⁃horst, 2009），1篇则是关于医学培训数字化学习应用的质性研究（Clarke, et al., 2005）。结合表2各领域发文时间起点，可以发现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最先被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关注，教育学、心理学对该领域的关注较晚且发展尚未成熟。学习科学、绩效技术、认知心理等学科应在拓展该领域研究思路、发展研究创新点方面有所作为，如从成人学习机制、在线学习模式、绩效技术、知识生产与共享等角度进行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热点分析
1.研究方法分析
企业数字化学习领域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成人学习理论，立足于某一学习系统或实践问题而展开的实证研究，可见该领域是理论与实践结合较为密切的研究领域。通过对文献进行研究方法的内容分析，根据该领域研究特点将研究方法大致分为理论评述、研究综述、定量研究、质性研究、混合研究、案例研究以及平台开发几种类型，得到各类型研究占总样本比例的分布情况（见图6）。结合前面对研究方向的分析，对数字化学习的接受及推广研究、学习有效性研究占大多数且是该领域较为早期的研究，而学习策略及模式、知识管理与共享则是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主题，其中学习策略及模式研究较为匮乏，研究者应进行校企合作研究，借鉴高校数字化学习理论及实践，从工作场所的实践中探索高效的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策略与模式。
图6 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方法/类型分布2.研究热点分析
对本研究样本数据库进行年份筛选，选取2007年至2016年10年间共380篇文献来分析企业数字化学习国际研究热点。CiteSpace能够分析某一领域研究发展的趋势及动态，通过共现性分析绘制出包含关键词等信息的知识图谱。将文献数据文本导入CiteSpace软件，图谱关键词显示设置为文献频次阈值为6，除去e-learning、online learning、work⁃place、education、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本研究文献检索及信息技术关键词，形成图7所示知识图谱，共显示35个节点（关键词），共567条共现连线。节点半径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大小，连线代表相连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文献，线条的粗细代表共现次数多少。
图7 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值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程度越高（陈悦,等, 2015）。选取出现频次排序前20的关键词并分析其中介中心性，其中model、management、environment、self efficacy、motivation的中介中心性排序靠前，代表了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研究热点（见表5）。
对model、management、environment、self efficacy、motivation及出现频次较高的perfor⁃mance、satisfaction、konwledge等关键词进行聚焦，形成各中心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8），得出以下企业数字化学习的研究热点：以信息接收模型为框架的组织环境及个人因素影响研究；以成人认知学习为理论基础的学习效果及学习迁移研究；工作绩效导向的学习设计及组织发展研究；与学习动机、自我效能相关的学习满意度及职业发展研究；以知识管理与共享为中心的成人在线学习模式研究。
四、结论
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领域经历了准备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发展期（21世纪初）、平稳期（2010年至今），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数字化学习在企业中的接受与推广、企业数字化学习策略及模式、数字化学习有效性及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从学科领域来看，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领域最早被计算机和信息学科关注，随后教育学科、心理学科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从国家/地区分布来看，欧美国家对这一领域关注较多；从研究机构性质分布来看，教育学科机构占主要成分，未来科研机构应积极与经验丰富的机构进行跨地区、跨领域合作，或联合企业或结合自身进行实践研究；从来源期刊来看，计算机和教育类期刊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较高，而人力资源开发、绩效技术相关期刊的关注较少。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领域高影响力学者及文献对该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研究团队的建设有助于研究思路的拓展和创新点的挖掘。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可从成人学习科学、教育技术、人力资源开发等学科寻求理论基础，提升研究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数字化学习研究体系。
企业数字化领域研究内容具有局限，微观层面，关于企业数字化学习的认知层面的研究相对匮乏；中观层面，企业数字化学习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还主要停留在个体主观评估上（Chen, 2010），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绩效分析的研究较为缺乏；宏观层面，关于数字化学习下的隐性知识生产模式及知识共享政策研究比较缺乏。研究方法层面，近半数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员工对数字化学习的接受度及学习的有效性，质性研究及混合研究较为缺乏，同时理论发展接近饱和，需从实践着手进行该领域的创新应用研究。
企业数字化学习近十年研究共形成五个热点方向：以信息接收模型为框架的组织环境及个人因素影响研究，以成人认知学习为理论基础的学习效果及学习迁移研究，工作绩效导向的学习设计及组织发展研究，与学习动机、自我效能相关的学习满意度及职业发展研究和以知识管理与共享为中心的成人数字化学习模式研究。研究热点从企业数字化学习的接受程度到学习设计，从学习效果到工作绩效，从员工职业发展到知识管理与共享，体现了企业数字化学习从分析、设计、开发、应用到评价各个环节的密切联系，是我国学者在该领域未来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研究方向。
图8 中心关键词知识图谱（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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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1－17
定稿日期：2017－05－24
作者简介：王辞晓，博士研究生；郭欣悦，硕士研究生；吴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00871）。
责任编辑 郝 丹 单 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互联网+新型知识生产：基于企业MOOC建设我国企业知识共享体系的战略研究”（课题批准号：BCA150023）的研究成果。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