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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生态的客观叙述

作者:张恒
随着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由周梅森小说改编的政治剧再次引发大众的关注。从1995年至今,被称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的周梅森,已经创作了包括《人间正道》、《我主沉浮》、《中国制造》、《国家公诉》、《人民的名义》等多部政治小说,这些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周梅森”俨然已成为现实题材政治剧中独树一帜的品牌。这些由周梅森的小说改编,并由其担任编剧的电视剧(以下简称周剧),之所以会被观众热捧,究其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一、对政治生态的冷静关注和反思

政治剧是以政治斗争与官场生态为表现内容的电视剧类型,一般的政治剧往往只局限于故事和情节,而周剧在此基础上,不仅构建了现实场景,而且还将社会的重大主题融入其中,剧中人物所言所想正是现实生活中观众的感受和心声,因此给人一种自然和亲切之感。或许有人还会将周剧归为反腐剧,这种归类实际上低估了其作品的价值。纵观周梅森的作品,其聚焦的重点并非只是反腐,而是社会转型下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态,他正是通过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展现出整个社会的现实图景。在他的这些电视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激昂、蓬勃发展的中国,以及在这片热土上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所以,周剧的“底色”是中国当下的社会改革,在当下的政治生态表现中融入重大主题可以说是周剧的一大特色。

此外,周剧讲述当下政治生态的方式是隐喻式的,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往往被设定在一个虚拟的省或市里,这些区域都是“中国制造”下政治生态的隐喻。通过这些“点”,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改革的复杂性。周剧对政治生态表现的另一风格是:对社会问题的表现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反思式的,这份冷静的关注和反思在政治剧中是十分难得的,他的反思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腐败问题是周剧中涉及较多的。反腐的内容一方面满足了老百姓渴望公平与正义的审美需求。同时,从创作技巧来看,“破案”融合了公安剧的“悬疑”、“惊险”等元素,带有一定的“动作性”,能引人入胜,比如像《绝对权力》和《人民的名义》等都是以腐败案为线索展开的。与一般反腐剧相比,周剧中对反腐的表现方式是反思式的,而非宣泄式的,“宣泄式”起到的社会功能是让民众感受到铲除腐败的快感,而“反思式”的要求则更高,它要引导观众思考,要让人们意识到腐败对于政治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危害。

第二,用人制度问题。比如在《人民的名义》中,易学习因为没有政治资源,虽然兢兢业业工作了二十多年,却一直得不到提拔。与此相反,一些跑官、要官、腐化堕落的官员却可以得到提拔,剧中借李达康的慷慨陈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抨击,他说:“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梁山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把它变成了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里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许其他同志上!”这段话振聋发聩,它是对不良政治生态下用人制度的强烈抨击。

第三,政绩观问题。比如在《忠诚》里,有的官员怕外资撤离影响政绩,袒护发生中毒事件的外企,却对民众的生死置若罔闻。在《至高利益》中,地方为发展经济,以老百姓生活用水的枯竭为代价,上马了国际工业园区项目。在经济发展和百姓利益之间如何抉择,这是政绩观问题,从周剧中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狭隘政绩观对于社会的危害。同时周剧往往还会借助剧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对问题进行反思,比如《至高利益》中已经成为省委书记的钟明仁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对自己当年的决策痛定思痛,毅然做出了彻底关闭工业园区的指示,故事通过历史时空的比较和人物的自我否定,使这种反思既客观又理性。

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周剧中的人物形象非常丰富,通过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到现实政治生态中的众生之相,其中有改革者也有保守者、有高尚者也有卑劣者、有进取者也有平庸者,形形色色的人物形成对比,构成了当下政治生态的真实图景。首先,周剧中对有政治信仰、道德高尚的干部给予浓墨重彩的刻画,像田立业(《忠诚》)、叶子菁(《国家公诉》)、陈岩石(《人民的名义》)等,他们都是周剧中塑造的英雄式人物。其次,周剧颂扬的主体还包括改革的探索者,比如《忠诚》中的钟超林、《我主沉浮》中的赵安邦、《人民的名义》中的李达康,即使在他们身上有种种缺点,但还是瑕不掩瑜,周剧用辩证的方式向这些改革的精英们表达了敬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信仰缺失者,像《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他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将一切关系都功利化,甚至把婚姻都当作政治筹码;还有像学者型高官高育良,他温文尔雅,给人以道德高尚的表象,但实际上却是“乡愿”之徒。

周剧中表现的人物不是概念化的,而是立体的。每一个个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即使是英雄式的人物,在周剧中也不是完人,惟其如此这些人物才显得真实可信。比如钟超林、李达康这些人物,在周剧中是改革的先行者和开拓者的代表,他们有信仰也有能力,但他们身上都常会表现出一种强势的家长作风。此外,周剧对一些非正面人物的处理也不脸谱化,比如《至高利益》中的副省长赵达功,他不贪财,也想干一番事业,妻子贪污也不袒护。他在某种意义上讲算得上是“清官”,但在观众看来却不是好官,因为剧中他心里的至高利益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一人物的塑造不是脸谱化和概念化的,它颠覆了我们传统观念中清官等同于好官的思维,这也使得人物形象的呈现更加多元。

周剧中还有一类人,他们的戏份不多,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像《忠诚》中的刘意如,她深谙官场之道,手中握有官员受贿的证据,却一直引而不发,她想伺机而动,最终达到让自己的女儿取而代之的目的。周剧对政治生态中这类人物的塑造可谓入木三分,这些人虽生活在官场之中,但身上却带有各种市井之气,他们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

三、时空的多维性和叙述的多样性

周剧中有历史时空也有现实时空、有政治叙述也有日常叙述,它们相互穿插、彼此交融。

首先,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的相互交融。这在周剧中表现为,对政治的叙述既有“现在时”,也有“过去时”,这两种时态互为映衬。在《忠诚》中,钟超林和高长河这一老一新的市委书记,他们对改革的两种时态的隐喻,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改革精英以及不同时期的发展理念。虽然他们在观念上有分歧,但对于党的事业都是一腔热情,这样的人物和时空设计象征着党的事业是一个薪火相传、不断进步的艰辛历程。又如在《人民的名义》中,剧中通过陈岩石老人那堂特殊党课,以回忆的方式对党的历史进行了直接的讲述。老人回忆了战友为了争取到背炸药包的“特权”火线入党,最后壮烈牺牲时只有一天党龄。这段荡气回肠的演讲感人至深。它一方面与现实时空中那些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的特权者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也让观众感受到我党辉煌事业的来之不易。此外,该剧还借易学习的几张地图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不仅向观众展示了改革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改革的艰辛。这些史诗般的叙述,让人感受到了悲壮和崇高,它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讴歌,更是对我党恢弘事业的礼赞。

其次,政治叙述和日常叙述互为补充。第一,周剧中的人物性格在政治叙述和日常叙述中分别展开,这是立体式的表现,人物的丰富性也在两种叙述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其表现手法是将日常叙述有机地嵌入到政治叙述当中,比如《人民的名义》中检察官陆亦可相亲的那场戏,在政治语态下陆亦可是一名检察官,而在生活语态下她则是一名“剩女”,她也要面对柴米油盐,也有家长里短、爱恨情仇,人物的丰富性在不同语态的叙述中得到了充分呈现。第二,日常叙述是对政治叙述的呼应。比如《人民的名义》“小皮球”的一场戏,他告诉侯亮平校园里的千奇百怪的“生意”:想踢球要给队长好处,抄别的同学作业也要给好处,他最终得出了“不花钱办不成事”的结论。这些日常叙述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生态的破坏,这种危害从政界蔓延到了学术界,从成人世界蔓延到了儿童世界。日常叙述虽不是《人民的名义》叙述的重点,但它是政治叙述有机的补充,可以引发观众对现象背后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思考,从而提升了该剧的现实意义。

第三,平民化的视角解读政治。周剧中往往将小人物置于日常叙述中,这些人物或以悲剧、喜剧的角色被穿插在情节之中,像《忠诚》里的老上访户李堡垒是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她时不时在剧中插科打诨,通过她的视角和话语,不仅表达出了普通百姓对于生活的愿景,而且还使观众对于政治有了另一种观察的视角,这种平民化的视角有效增强了政治剧的表现力和亲和力。

第四,周剧中的政治叙述往往带有很强的动作性。在剑拔弩张的动作发展中偶尔插入轻松活泼的日常叙述,这不仅可以使得紧张的节奏变得舒缓,同时又可以制造出一定的悬念,周剧在运用这两种叙述时,可谓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这使得它们在互为交融中相得益彰。

本文为浙江传媒学院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计划项目(编号:ZC17XJ040)的结题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责编:胡斌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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