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投资与合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于服务成本等考虑，传统金融机构一直把大中型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其资本可达性和服务即时性难以全面满足来自众多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服务行业的改革开放，小微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催生出民间金融市场，民间金融组织应运而生、蓬勃发展。但受监管缺失、预期不确定、行业有待规范，以及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升等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仍难以充分满足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P2P行业的发展无疑为小微企业带来了福音，极大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实现了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国内的P2P发展环境

《投资与合作》：很多人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颠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大刚：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补充，它既不是传统金融的颠覆者也不是革命者，传统金融会长期存在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某些互联网金融的创业者是非理性的，凭着一腔激情做事，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质。中国当前发展的阶段决定了互联网金融不是颠覆者，只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的交易手段。

《投资与合作》：请您谈一下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

郭大刚：中国当前面临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三个方面的问题，国资委下属的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很低，这是产业结构问题。与之相配套的就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银行业独大，银行的激励机制导致资本流向国有企业，致使中小企业资金匮乏，这种现象需要尽快改善。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恰恰打破了传统金融运行的模式，为小微企业注入了资金活力。

《投资与合作》：您认同互联网金融草根创业的说法吗？

郭大刚：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每开放一个领域，进入者的机会都是公平的。但金融又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行业积淀，很难具备核心竞争力。在这个行业中，谁能够遥遥领先，取决于手中掌握的资源质量。从2014年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国企、上市公司、传统金融机构纷纷进入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预期。

据相关数据统计，2014年，全国1700多家P2P机构中有300多家倒闭。而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而言，这个淘汰率还太低。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2015年还会有一大批要倒闭，这是行业发展的规律。因此，不具备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源的草根要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还是要谨慎考虑，不能仅凭一腔热情。

《投资与合作》：与传统金融比较，互联网金融具有哪些优势？

郭大刚：传统金融无法服务小微企业，只对大中型企业提供服务。传统金融80%的利润来源于全社会20%的企业，而剩余的80%企业，由于服务成本太高，被排除在了银行的服务范围之外。

传统金融遵循边际成本递减原理，所以其成本是下行趋平，但不会到底。互联网具有典型的零边际效应，服务标的规模越大，时间越长，其成本越低，直至归零。

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规模，从而实现零边际成本，以此可以很好地服务于对成本敏感的群体，余额宝就是很好的例子。

《投资与合作》：互联网金融企业如何做大做强？

郭大刚：首先，任何行业要有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空间，即通常所说的营业规模。企业消耗自身资源来获得相应的市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资源作为成本消耗掉，得到了营业规模。营业规模非常重要，没有它就没有可调整的战术空间，之后，才会有空间建立核心能力，包括风险定价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等核心竞争力。

金融企业消耗了资源，换来规模的同时会产生毛利，这些利润除了用于必要的支出外，必须投入到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上。

但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有风险定价能力，没有这种能力的企业就是资源消耗型企业，任何资源消耗型企业都有窗口期，到了这个窗口期，企业跑路、倒闭都很正常。从2006年到现在，P2P行业有许多企业倒闭，它们开始时都是有资源的，但是资源消耗掉了，又没能做大。

供需决定P2P发展

《投资与合作》：边际成本递减原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如何发挥作用？

郭大刚：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互联网经济的折旧成本是不同的。从需求的角度而言，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如果把人类的需求建一个坐标系来观察，它的一边是时间，一边是空间，一边是实现所有需求的成本。在互联网的空间里，时间的轴线是无限延伸的。例如我要跟远在美国的朋友传递一个信息，在实体空间里，我要长途跋涉，坐火车、坐飞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才能把信息传递给他。而在互联网上，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无限延伸，信息以光速传播，传递这个信息的成本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把人类需求放到互联网上，在需求没有变的情况下，实现需求所需的成本却大大降低。在互联网情境中，满足人类获取信息的需求已经几乎不需要付出成本。

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供需关系博弈史。最早期的奴隶社会是短缺经济，相对需求而言，供给不足。当时的社会资源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需求，供给是偏态的，奴隶社会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是由这种偏态的供给决定的。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人的能力通过杠杆得以外延，供给能力得到提升。这种供给仍然是有限的，虽然满足了更多人的需求，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封建社会的供给关系也是偏态的。在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资源基本上可以满足人类的整体需求。信息社会到来之后，人类的供给关系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人类的高度集聚，然后通过产业边界，以成本的概念把资源有效集中。这种情形下，需求没变，但是供给的能力却大大加强。从前没有方法，没有足够的资源，无法实现零成本，因此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互联网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因此，在高度集聚的互联网情境下，被传统金融的“二八原则”挡在门外的那部分企业，被互联网零成本的特性激活，它们以前无法被满足的资金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小微企业群体在互联网情境里变成了一个长尾的蓝色海洋，这是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变化。

《投资与合作》：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状况如何？

郭大刚：在国内，虽然民间金融一直没有完全取得合法化地位，但民间金融却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领域。因为风险自担，所以民间金融市场可以有效获得超额收益率。

一般而言，收益率分为三种：一是超额收益率；二是平均收益率；三是无风险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由央行行政定价形成，比如国债收益率。平均收益率是指银行的贷款利率。银行贷款实际利率大多在10%～12%之间，这个区间被称为平均收益率，它大部分是由民企支撑起来的。此外，影子银行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民间金融市场，完全是供需双方议价交易，没有人为的规定，民间金融的利率一般在17%～20%之间，有的甚至能够达到30%，这部分就是通常所指的超额收益率。

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虽然过高，但却是合理所得。因为民间金融市场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资源获得性。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这笔资金，企业就要倒闭，那么企业和机构之间的融资成本就是无穷大。很多政策都是调控性的，采取一刀切方式，比如化解产能过剩，就会对所有能源类企业收紧贷款。银行不放贷，行业里的优质企业同样拿不到钱，这时候的融资成本也是无穷大。二是时间敏感性。民间金融恰恰可以解决企业短时间内融资难的问题，这种情境下，企业付出一些超额利率是合情合理的。另外，要严格区别名义利率和投资回报率的概念。投资回报率是有时间概念的。因此，民间金融市场是高度议价、高度市场化、利率充分市场化的领域。

《投资与合作》：民间金融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郭大刚：国外的金融市场已经高度市场化，没有传统金融市场和民间金融市场之分。中国的民间金融市场是相对于传统的金融市场而言的，由于传统金融在体制等方面的局限，民间金融市场获得了发展的空间。这两个市场要想融合，就要全面市场化，而互联网金融就担负着这样一个使命。

中国金融市场有150万亿～170万亿元的规模，去除传统金融市场的份额，民间金融还有几十万亿的规模。而互联网金融目前只做到3000亿元的规模，还有充分发展的空间。

对于整个金融市场而言，传统银行在金融系统运营中担负重要的责任，在互联网金融的倒逼下，它会加速市场化进程。传统金融业不会消失，银行的债权地位仍会保留，否则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崩溃。

《投资与合作》：对于业界争议较大的刚性兑付您有什么看法？

郭大刚：在没有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不是传统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情况下，我反对刚性兑付。简单硬性的刚性兑付会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导致银行系统的崩溃。虽然刚性兑付在民间金融市场中是与契约绑在一起的，但刚性兑付不等同于契约精神。有很多机构承诺兜底，但实际上它们本身并没有这个能力，出了问题无法履行义务。然后，就会有媒体出来炒作“民间金融风险巨大”，进而影响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另外，从投资角度看，中国投资者也不是理性的投资者。虽然机构承诺刚性兑付，但你要区分真假。真的刚性兑付，无非是机构完全承担损失。如果这个承诺是由银行或者大的资金方以资产为保证提供的，出于其庞大的资金规模，这种刚性兑付有现实可行性。但有些平台提供的票据抵押融资，这本身就是一种无风险收益率，与刚性兑付没有相关性。刚性兑付与风险收益率的高低没有关系，不是收益率高了，风险就高，而是要看首先收益率的来源，以及谁来最后履行责任。

利率是由平台本身的抗风险能力、政策、投资者的随机性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产品非常丰富，有质押类、抵押类、房贷车贷类、消费信贷类、供应链金融、票据，甚至还有纯信用贷款。投资者在甄别这些产品的抗风险能力时，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平台无风险收益率的来源。

市场发展与行业自律

《投资与合作》：互联网金融正在从无序发展走向有序发展，在这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本身做了哪些努力？

郭大刚：2014年的互联网金融跑路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为保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行业自律被提上日程。今年1月，北京网贷行业协会成立，宜信、网信理财、翼龙贷等18家P2P企业成为首批创始会员。

协会在成立之初便提出，互联网金融企业要通过行业自律来规范市场，使其有序发展。18家P2P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制定了自律规则。

《投资与合作》：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都开展了投资者教育活动，您如何看待这一做法？

郭大刚：教育投资者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把他保护起来，而是让他在实践中学习。在操作过程中损失的金钱其实就相当于交了学费，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比在课堂中学到的更实用。对金融投资一无所知的普通百姓，刚开始时一定要少量投资，边学边做，不能有赌徒心态。有数据统计，2014年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总额达到3000多亿元，投资者规模在100万左右。2014年底，由于二级市场回暖，P2P行业大约有50%的资金流出。我估计，这50%资金的所有者是风险偏好极大的人，属于非理性的投资者。

投资者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专业知识要一点点传授，不是短期就能见到效果。与美国比较，中国社会中金融知识的普及程度还存在很大欠缺。

《投资与合作》：中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郭大刚：目前正处于市场形成阶段，还不成熟。现在不论是政府还是行业协会，首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市场的发展，只有保证市场发展，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规范，使市场最终走向成熟。

当前情况下，监管需要在投资者保护和业务创新之间找好平衡点，目的是保护市场稳定发展。市场规律表明，并非谁处于弱势就应该保护谁，要保护的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某一个主体。

网贷行业协会的建设也遵循这个宗旨，我们要建立行业规则，保证规则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要背负自身该背负的责任，平台出事了，平台也要对此负责。

《投资与合作》：协会制定行业规则有哪些依据？

郭大刚：第一，协会要保证投资人自由交易的权利，这个权利实施的前提是平台上的信息公开、透明、真实、准确。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借款方和投资方的信息一定要全面、真实，充分披露，不能存在欺诈。因此，协会提出信息披露标准是阳光化、公开化、透明化。公开是最好的监督方式，将贷款方置于大众监督之下，不用协会去督查，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及同业者会组成监督大军，使虚假信息的发布者无处遁形。

第二，为了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得准确的项目信息，协会制定了相应的机制，即协会提供平台，交易信息通过这个平台发布出去，接受公众的监督。对于投资者而言，他获得的只是交易信息，这部分信息占全部信息的10%左右。其余90%的信息虽然不直接用于参与交易，但其真伪鉴别也非常重要，把这部分信息监控起来，就会避免超募、交叉重复贷款、自融等现象的发生。

第三，协会设计了退出机制，对于经营不善或是具有诈骗性质的P2P平台，协会将促其退出，以净化市场。

第四，协会制定了白名单制度，提供行业白名单，这被大家称之为“好人举手”。协会将定期对外披露经营良好、遵纪守法的P2P平台。

第五，协会将大力发动P2P平台进行资金托管，以减少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投资与合作》：请您谈一下P2P平台跑路的原因以及应对机制。

郭大刚：P2P跑路者中有1/3是出于主观故意，2/3是由于经营不善。为此协会出台了一些规章来化解这些问题，为争议双方提供调解机制和仲裁机制，给刚性监管留出一个弹性的空间。对于经营不善者，协会会提供相关培训，让P2P平台不断提高金融及管理知识水平，提高自身经营的能力。另外，协会还引进了会计师及律师事务所，作为协会会员，它们可为P2P机构提供专业的财务和法律服务。

《投资与合作》：协会的创始会员企业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郭大刚：协会制定的所有规则都是创始会员共同参与的成果。针对P2P行业面临的问题，会员先积极提出解决办法，然后专委会把这些办法细化。细化之后的规章，协会再交给各个平台进行检验，需要超过50%的会员的认可，这些规章才能通过。

《投资与合作》：当前协会开展工作的难点有哪些？

郭大刚：首先，对行业内有关数据的收集和调研比较困难，P2P平台面对的人群分布广泛，项目也高度离散，这给标本的采集带来诸多不便，而在一个比较窄的范围内采集的数据又不具备代表性和普遍性，因此很难形成精确的行业分析报告。

其次，行业规模小，设计的金融产品没有施展的空间。目前，这个行业的规模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对于金融业而言规模相对较小，只相当于一家城商行的量。任何风险都可以借助金融工具来对冲，但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盘子小，构造出的金融产品流动性差，效果并不明显。

《投资与合作》：社会上普遍认为互联网金融是草根金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郭大刚：P2P平台为老百姓投资打开了一扇门，使得资金规模较小的年轻人、工薪阶层在国债和储蓄之外有了新的投资渠道，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

除去其他的社会条件，导致贫富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投资。投资会给个人带来财产的增量，享受复利的杠杆，使资产永远处于保值增值的空间，跟随社会财富一起增长。互联网金融出现之前，许多领域的投资门槛较高且信息不对称，普通民众没有可投资的渠道，只能把钱存在银行。而富裕者有足够的资本，并能获得更多的投资信息，因此能够多元投资，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互联网金融的零成本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投资热情，所以，一些几十万元的借款标的上线之后，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能被认购一空。这也是互联网技术给社会财富分配带来的一种改变。这样的工具越多，普通大众投资渠道就越多，获得的财富也越多。普通大众能够分享到社会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就会慢慢缩小贫富差距，这对中国社会转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投资与合作》：与传统的投资方式比较，P2P的投资风险是否更高？

郭大刚：投资收益率和风险成正比，如果风险过高导致投资失败，也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唯一可行的就是降低投资风险，获得一个相对居中的平均收益率。传统的投资方式，由于交易成本较高，只有获得超额收益率才能实现财富的增长，与之相对，投资风险也会很高。

互联网金融的零成本特性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把分散风险的成本降到零，因此P2P平台可以高度分散风险，提高投资的稳定性。在这样的规则下，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已经不是少数人，而是一群人，大家都有进场的机会。当然，金融还是有专业门槛，并不是进入者都会获得相同的回报收益，聪明、专注、专业的人会获得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还是会有财富增长的差距，余额宝就是最好的例子。

《投资与合作》：有关传统金融脱媒的争议较多，您怎么看？

郭大刚：互联网构筑了一个双面市场。P2P平台连接借款方和投资方两端，平台完全掌握投资端和借款端的信息，对于平台而言，两端的信息是真实、全面、充分、对称的。但对于融资端和投资端单方而言，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在互联网情境下，所谓金融脱媒只是一种假象，不但没有脱媒反而强化了。在信息短缺时代，大众需要媒介获取信息。在信息超载时代，大众同样需要媒介甄别、处理信息，个人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投资与合作》：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P2P平台如何才能做大做强？

郭大刚：P2P作为互联网金融，具备互联网的属性。互联网衡量一个组织、平台、机构价值大小的标准已不是金钱、地位，而是影响力。做得好的互联网企业都是非常懂得营销的企业，它们不断制造新闻，制造事件，不断与粉丝互动，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带动产品的销售。

在互联网情境中，一个有影响力的节点可以形成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以产生差异化收益，获得比较利润，但不是超额利润。有了比较利润，就会引来许多学习者，这个节点的观点、文化就会被广泛传播，成为社会观点、社会文化。也就是说，一个节点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影响力的构成包括三个要素：一是传播速度，二是传播途径，三是覆盖的节点的数量以及连接之间的强度。想在互联网上建立影响力，门槛要低，要让所有的节点都能进来；频度要高，所有节点持续链接；黏性要强；要有差异性。具备以上条件才能建立势能，才能传播出去。具体表现为，要有大量的网友进来，要与网友频繁互动，产生流量，沉淀合格的用户数量。

因此，一个P2P企业要想做大做强，除了要具备超强的专业知识和经营能力外，必须要建立网络影响力，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持续发展前行。

《投资与合作》：我们怎样判断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是否进入了稳定期？

郭大刚：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非常快，有些领域甚至短短一年后的发展都是不可预期的。我认为，当它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大家不再刻意提起互联网金融了，看待它就像看待阳光、空气、水一样，每天都在使用而没有特别的察觉时，互联网金融就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