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食品

三月初，俗称“两会”的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每年的“两会”上，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重要话题，今年也不例外。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健康，必须管得严而又严。要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夯实各方责任，坚持源头控制、产管并重、重典治乱，坚决把好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每一道关口。

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又有哪些新观点、新见解呢？下面让我们梳理一下“两会”热点议题。

农业：供给侧改革继续推进

在今年的“两会”中，农业供给侧改革依旧备受瞩目，诸多代表都对我国农业问题献计献策，农业成两会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关键词一：农业保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在13个粮食主产省选择部分县市，对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实施大灾保险，调整部分财政救灾资金予以支持，提高保险理赔标准，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以持续稳健的农业保险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代表建议：据统计，农业保险目前共有190多个险种，近800个保险产品。“无论是保障民生，还是发展现代农业，都必须重视农险的配套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菁说。来自茂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瑞伟也认为，强调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是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他表示，农业保险赔付标准低，影响了农户参保的积极性，建议政府出台配套政策，降低保费，提高覆盖面。

关键词二：种植业结构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发展生产，这从根本上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指明了方向。

代表建议：调结构要尊重农民意愿，以引导为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到底是种玉米还是种大豆，还是种水稻，最终生产权利还是在农民手里。农民肯定要根据地区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种什么作物，最后还要根据市场收益情况，通过价格和成本来选择不同的作物。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强制让农民种什么或者不种什么，只能是引导性的。”

关键词三：互联网+农业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代表建议：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看来，“互联网+”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依靠农村电商、农业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可有效补齐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短板。

关键词四：“三权分置”

政府报告中指出，要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建立贫困退出机制。

代表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认为，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家庭承包、家庭经营以后，每户的经营面积都很小，这不能适应我们现在的农业发展状况，因为有些技术、基建是以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需要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就需要农户从集体那里承包的土地拿到承包经营权，把它再度分离成承包权和经营权。土地的经营规模扩大以后，一些农业的现代化手段才能用得上，才能朝着现在的农业方向走。杜鹰说：“首先，土地要确权。第二，要规范流转。在流转过程中，是否要搞合同、转让费是多少、转让的期限是多少、用什么形式，这些都要签协议。一旦产生纠纷，又应该如何处理？这就需要有仲裁的机构，这一套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关键词五：耕地保护

耕地保护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稳定和民生福祉的全球性、综合性战略问题。节约利用资源，保护好耕地，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任务，也是代表委员们热切关注的问题。

代表建议：我国是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仅1.59亩，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44%。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进一步减少。来自东北的全国政协委员、营口市副市长高炜提出，当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耕地保护专项法律，让耕地保护的法律武器更精准、更有威力。

关键词六：农机化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全面进入机械化作业为主的新阶段，农业机械化渗入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融入到农业产业链的广泛领域。农业机械化要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农机与农艺、适度规模经营、信息化及生产资料的深度融合，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代表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一拖集团董事长赵剡水建议：一是继续加大各类高端农业装备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优化购置信贷业务，强化售后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发挥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改进、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建立长久有效的农机购置补贴机制，加大对高端农业装备产品的补贴力度，充分调动我国农户购置、使用高端农业装备产品的积极性，为加快我国由“农机大国”向“农机强国”的转变，提供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支持和保障。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发展的重点。目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缺人、缺钱、缺技术的问题，必须用发展工业的决心和理念来发展农业，加大力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盘活土地资源，依靠科技创新增加活力，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食品安全：从源头确保食品安全 严防假冒伪劣食品流入农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健康，必须管得严而又严”。为了加强严管，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产品，我们每年都按照规定抽检，现在抽检的合格率都在96%－97%以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也表示，去年全国人大对“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深入到农田、餐桌、学生食堂，以保障全国人民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除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之外，代表委员们表示，要保障食品安全还得从源头抓起，以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来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瑞爱表示，从源头管理，要通过农业转型升级来实现，以规模化生产和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提升农产品安全水平。

从源头管理，也意味着让食品安全“可追溯”。陈瑞爱代表表示：“去年营改增的全面扩围，实际上也对质量安全提供了可追溯的机制，比如票据追踪有利于解决原料质量的管理和监控。未来还要加大检测平台建设，推动监测工作前置到生产地，并加快实现农产品二维码全程溯源。”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蓉华则具体开出了5大药方：完善食品安全法配套规章制度、强化种植养殖环节源头治理、加快健全食品安全标准、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强化部门监管责任落实。

除了加强源头管理，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惩重罚也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菁说，建议提高对市民举报食品安全问题的奖励，鼓励全社会监督食品行业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查处的小作坊、不法商贩要严肃处理，对于不符合标准的餐饮企业、饭店要重罚并勒令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吊销执照。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委书记徐景颜还从政府角度讲述了监管的难处。他表示，目前政府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信息掌握得还不够准确，技术手段不够完善，面对不断浮现的新问题，急需拓展管理渠道和手段。他建议，应该将执法力量向基层倾斜，加大对基层的投入，“现在的情况是，不合格的产品往往是在乡镇、街道、农村生产出来的，但恰恰是这个环节缺少监管人才和设备”。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耒阳市龙塘镇远宏村村委会主任伍冬兰建议，要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提高农民食品安全意识，形成对山寨食品围攻和人人喊打的局面，使其在农村无处容身。同时，伍冬兰还建议建立第三方食品溯源平台，让所有在售的食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明确，方便消费者查询、举报。对于假冒伪劣食品集散地的农村集贸市场和农家店，河北省人大代表崔健建议加大对县级“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配送中心仓库建设和增添车辆的支持，要求农家店由县配送中心统一进货，建立进货台账、索证索票制度，严把食品质量关，杜绝假冒伪劣食品流入农村市场。

除了多方合作，共同确保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外，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还建议应重视消解食品安全引发的社会恐慌。他建议，应对食品安全引发的社会恐慌，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各方参与的“正言”机制。涉事企业主体、单位、部门共同参与，建立“事实为先”的“正言”机制。当某一不可靠信息形成场域时，职能部门要第一时间介入，尽快调查真相，不能护短，要站在消费者角度思考，从无私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处理事故。另外在积极应对、主动阐明真相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制造、传播者的惩处力度。

二是媒体正确引导，引领舆论走向，加大科普宣传。舆论始于传播，也当由传播手段加以制止，主流媒体要建立主渠道“正言”，设立曝光台，掌握主动权，坚持正确引领、正面引领、正向引领。还应想方设法主动引导提升公众理智对待、自我判断的能力水平，消除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切忌推波助澜。专家和媒体要时刻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准确把握热点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充分发挥媒体和专家的双面优势，对消费者的疑虑及时采编提问，强化信息公开，避免“信息孤岛”效应，畅通科学权威的传播渠道。

三是政府要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首先，对即将形成社会恐慌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应迅速部署，做好预案。政府部门要主动发声，经过风险评估机构做科学分析，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以正视听。但要会发声，把握好如何发声，严防掉入“塔西陀陷阱”而无力自拔。其次，高度重视“产出安全”与“管出安全”两手抓，两手硬。有关职能部门应绘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地图，在哪个地方生产什么、在哪个地方买什么最合适最安全，一目了然。这样既能帮助推广地方农产品生产基地、生产企业及产品品牌，又可通过权威渠道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再者，要着力构建食品安全的伦理体系。包括强化社会责任的企业伦理、强化市场监管的行政伦理、强化舆论监督和道德引导的媒体伦理，以及强化权益保护和适度消费的消费者伦理。

餐饮：继续完善“营改增”加大外卖监管力度

2016年5月1日起，餐饮业开始全面实行“营改增”，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减负利好，对引导餐饮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餐饮企业在“营改增”实施过程中仍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来自餐饮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许菊云，全国政协委员刘延云、严琦在提交的议案提案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餐饮业“营改增”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明确规定，“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但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范围内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家税务局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各地税务机关在政策解读和流程操作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连锁餐饮企业增值税汇总纳税进程受阻。

许菊云、刘延云认为，无法及时获得汇总计算的批复，不仅干扰了企业正常运营秩序，更是造成了不同地区间税负不平衡，无法真实反映“营改增”政策的减税效果。在连锁餐饮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趋势下，随着连锁企业分支机构、门店纳税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企业在税务守法合规方面所投入的成本却不断上升，各地申报实践各异从而造成纳税申报工作量巨大。为此，两位代表委员建议，明确汇总计算方法的审批时间。督促指导各省增加审批的透明度，在下放审批权限到各省的同时，应敦促各省税务机关尽快完成审批。

另外，农副产品增值税管理是增值税征抵链条一个重要的起点，直接影响整个增值税征抵链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影响农业相关产业的成长。严琦委员指出，农副产品本身属免税项目，加之市场不规范，农副产品中间周转环节大部分为个体户，无法取得相关的税收证明，企业也无法开出“农副产品收购发票”，从而无法实现抵扣进项税额。这就导致目前各餐饮企业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税负，在取得进项抵扣上会更多考虑选择能够提供抵扣凭证的供应商，而放弃广大农户，进而影响农民增收。严琦委员建议，加强农副产品增值税征收和抵扣管理优化政策设计，在“营改增”中可将餐饮业单独列出来，考虑设定一个平均抵扣率，或者将餐饮业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采取简易征收的方式对待，以降低流通过程中的无效成本，保护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同时，促进农副产品生产者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向规模化、正规化、产业链化发展，满足餐饮业采购需求，节省采购过程，降低采购成本，促进农民增收，减轻企业负担。

而对于越来越流行但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互联网餐饮”，不少代表委员也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翔就在他的政协提案中提出规范互联网餐饮的3点建议：

第一，建立餐饮服务监管信息网络平台，实现监管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和质量。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对网络餐饮行业进行准入管理，建立退出机制，对其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和经营行为进行全过程管理，并向社会公开相应信息。

第二，加大快餐业食品安全宣传力度，提高经营者和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相关政府部门、餐饮行业协会应建立机制，提高餐饮业主、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水平，增强其自律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同时，通过各种宣介手段提高广大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维权意识，使全社会参与餐饮安全监督，营造餐饮服务业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第三，规范送餐服务环节秩序。对具有送餐资质的车辆进行统一管理，如配上一致的颜色或标志等。同时，经营者也要加强对送餐人员的教育管理，加强制度约束。对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要追究送餐人员的法律责任和企业管理不当的连带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则建议，应大规模建设中央厨房以解决外卖餐饮的监管难题。他说：“如果在全国建立中央厨房体系，那它的原料和食材的来源、生产程序是可以监管的。另外，现在连锁餐饮越来越多，如果每家都有一个厨师长的话，成本又太高。一个中央厨房可以配送一万多家居民，规模大、成本低，最重要的是能保证食品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蔡建国则直接说，对于网络订餐的整治，只需要找准网络订餐平台这一突破口，通过建立网络订餐平台信用评价体系，将有利于促进餐饮单位规范自律，提高食品安全。但他说：“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除了有消费者对入户餐饮单位的评价外，还应具备政府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记录等信息内容。”对于涉嫌违法行为、消费者投诉集中或者信用记录不良的商户，可以采取调整搜索排名、暂时或永久停止提供平台服务等措施。“在订餐平台上公示失信商家的信息，信用记录要绑定营业执照信息和个人身份证信息，即使商家换个‘马甲’再上线，以前的信用记录也要在页面的显著位置显示，切实做到信用监管。”

此外他还建议，针对入户商家信息不实的情况，应要求网络订餐平台借助收款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码等，详细审查商家的实名信息。网络订餐平台应与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当商家提供上传证照后，平台就能从共享数据库中查验该证照的真实性，即便上线了无证商家，监管部门也可及时发现并取缔。另外，网络订餐平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入户商铺在后厨及大厅安装监控，实时向平台传送数据，减少违规操作现象，便于向消费者公开信息，做到透明真实。

而对于食品安全中，最难排查、最难监管、最具隐患的食品“三小”，即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廊坊三河汇福粮油集团董事长石克荣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设立经营目录清单，制定黑名单制度。如规定食品“三小”的负面清单，界定其生产经营范围。同时要制定“黑名单”制度和“三小”信用档案，明确黑名单应当依法予以公布，凡列入“黑名单”的“三小”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明确监管部门的“权力清单”和法律责任。针对食品“三小”监管职责不清、职责交叉的情况，要根据地方出台的监管条例，制定明确的管理办法，细化各有关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另外，建议明确政府及监管部门违法情形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设立行政问责优先制度，把行政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

第三，建立数据库，建设区域性的服务网站。一是商户信息登记管理。在网站上，商户自行办理或在监管人员指导下，进行信息登记录入、修改、查询、删除等。二是商户信息公示平台。商户信息进入数据库后，生成证件号码、二维码等信息，方便社会公众随时查询，同时公示违法“黑名单”，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

第四，加大宣传力度，让管理制度深入人心。要着重宣传“三小”管理规范，让公众认识到食品“三小”管理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媒体开通服务电话和网络窗口，让公众监督食品“三小”违法行为和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并且进行媒体公示。

保健食品：突破发展瓶颈 引导其规范发展

作为食品行业中新兴的重要力量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保健食品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在短短30年时间里，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产业。然而，我国保健食品发展仍面临原料品种有限、跨境电商冲击严重等难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就保健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力促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原料：应扩大目录范围

加快扩大保健食品备案原料目录品种范围。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建议国家食药总局借今年《中医药法》全面实施之机，加快扩大保健食品备案原料品种的步伐，尤其是老百姓长期在用、实践证明对健康有益的常用中医食疗原料品种，从而进一步扩大保健食品备案制的实施范围，以促进保健食品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障消费者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保健食品备案目录引入药食同源。全国政协委员、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提出“药食同源”药材经过长期食用和科学评价，证明其在安全性和使用方法方面符合保健食品备案的要求，“药食同源”药材迫切需要增加到目录中来，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干预调整、慢性疾病保健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中华民族的健康素质。

保健食品可用清单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提出中药类的保健品开发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建议“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采用中药材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将药材资源稀缺、药性较为剧烈或有毒性的药物列入负面清单，民间长期应用同时并未发现安全性问题的中药材品种均可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从而开发出更多、更好的特色中药健康产品，促进中药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

功能声称：可增设中医的保健功能

增设中医中药理论为基础的保健功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和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两位委员均建议，在现有的27项保健功能基础上，按照中医理论，增设以中医中药理论为基础的中医术语保健食品功能范围，以体现中药材独到之处，如增加“补中”、“益气”、“扶正”等功能。同时，胡刚委员建议，根据中医特点，对中药保健食品的适用人群进行分类，如气虚、血虚、阴虚等。

建立与中药类保健品功能相对应的功效评价方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提出建立与功能相对应的功效学评价方法。将中医中药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二者相结合，将安全性评价采用目前保健食品通用的急毒、长毒实验。而功效学评价中，如相应中医症状的动物实验模型难以建立，可考虑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直接采用相应的人体试食实验；也可考虑对传统中医名著里的一些经典验方，用文献研究来替代功效实验。

对“保健功能”项下文字允许进一步说明。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提出应在符合《食品安全法》的前提下，在不标明治疗作用、明确“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的原则下，对“保健功能”项下文字允许进一步说明并详实相关内容。

产业链：加强基础研究 鼓励出口

建议高度重视保健品产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葵花药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关彦斌建议地方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对保健品的基础理论研究，用完整理论体系引领国内保健品研发、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健康发展。同时，建议国家解决多头监管问题，做好立法调研，从法律上确立保健品产业的地位。国家应高度重视保健品产业发展，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朝阳产业，让其在有效拉动内需、推动结构优化和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发挥巨大作用。

鼓励中药类保健品研制与开发。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提出在中药类保健食品功能评价机构体系队伍中，增加中医中药专业的审评专家和专业人才，确保与现代医学专家以均衡对等的力量进行对话，促进全行业向更高层次规范发展。

加快开放保健品市场，将文号批准制改为备案制。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葵花药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关彦斌提出必须加快放开保健品市场，将文号批准制改为备案制，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消费者，把产业发展的动力还给制造者，让生产制造商承担起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责任，因为只有生产制造商才离消费者最近。

鼓励中药类保健食品向境外出口。全国人大代表、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闫希军提出要广覆盖、全领域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例如打入国际保健品市场，以植物药为切口，将中药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处方药，在国外培养能听得懂、学得会的中医药人才，在海外建立连锁式的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等。吴以岭建议，鼓励中药类保健食品向境外出口，以弘扬发展中华文化。

监管：不断加强 消除行业乱象

立法监管药品与保健品网络购物平台。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生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嘉音提出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药品与保健品网络销售市场有法可依。同时，建立各部门联动监管机制与严格的网络药店销售商准入和认证制度，网上药品、保健品销售必须由政府多个相关部门联合协作监管，真正改变目前各政府相关部门不协同监管的现状。

加强保健品市场监管，按规定明码标价。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文林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唐群容提出：一是加大监管力度，对虚假广告加大查处力度，严禁夸大其词、虚假宣传。二是保健品价格以市场调节为主，相关部门应给予关注和监管，必须按规定明码标价。三是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严把保健品上市关，用法律手段来约束保健品生产经营者，各级监管部门要明确监管责任，全面清理整顿保健品市场。

实施全产业链监管，加强保健食品保真溯源。全国政协委员邓伟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用好科技手段，促进保健食品良性、快速、安全发展；利用自主知识产权不易仿冒的编码技术，建设“一物一码”可追溯的诚信认证系统；加大国家级统筹力度，建立行业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严厉打击违规违法，列入刑罚；提高企业应用溯源系统的积极性；打造追溯品牌，深入挖掘追溯数据价值，加强追溯大数据分析与成果应用推广。加强保健食品跨境电商规范化管理。目前，大量保健食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口到国内，保健食品跨境电商在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一定便利和实惠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管导致乱象丛生，甚至出现明目张胆走私的违法行为，且对民族工业造成严重损害。面对保健食品跨境电商存在的上述问题，朱列玉建议，加强对保健食品跨境电商规范化管理。

此外，我国奶业的发展也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奶制品质量大幅提升，消费者信心恢复指日可待。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小康社会不能没有奶业，十几亿中国人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奶业。所以，我们把奶业发展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点。这些年来，我们民族奶业可以说是知耻后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是养殖规模化，现在100头以上养殖场比重已超过50%，农户房前屋后拴几头奶牛已经成为历史；二是挤奶机械化，“挤奶姑娘”手工挤奶也已经成为历史；三是产业集中化，排名前20的奶企，销售额与生产量比重超过50%。

对于肉奶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内蒙古自治区主委董恒宇表示，牛羊是反刍动物，必须吃上干净、适口的饲草方能健康生存，才可能生产高质量的牛奶和肉食。比如，现在我国的奶牛饲草质量普遍偏低，往往以秸秆为主，牛奶的蛋白含量难以保证，这也是加入外源性乳蛋白的三聚氰胺事件的部分起因。

董恒宇建议，首先要发展生态草业，提高肉奶生态品质。改变“重粮轻草、重畜轻草”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树立“立草为业”的理念，把草产品列为农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像重视基本农田一样重视基本草牧场，像重视种粮一样重视种草。同时，要加强源头治理，实施清洁生产和管理，加强生态原产地畜产品的保护和认证，建设追溯体系，构建广覆盖的动物性食品安全监督和健全标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还说过：“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撸起袖子一起干。”“两会”虽然结束了，但那些有建设性的提案、议案不能只留在嘴上、纸上，而要落地生根，切实发挥指导作用。

下一步，我们要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