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 80 年：记忆比现实丰满
邓建永已经很久没有走进新华书店了。
他最近一次探访这家国有老店，是在2 016年8月。他是4月24日即将播出的新华书店80周年同名纪录片总撰稿人。为搜集素材，他从北京去了趟哈尔滨新华书店旗下的果戈里书店。
实际上，自10多年前起，邓建永就鲜少踏入新华书店。60岁的他已习惯网络购书，也有了更好的阅读环境，无需再像几十年前那样，把新华书店当作第二个家。
他跟新华书店的关系，被时代潮流冲出了一道不断加深的沟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新华书店的情感被稀释、被割舍。“它在我心中的地位没有变，是觇标，是温暖的思想灯塔。”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咖啡店里，邓建永对《博客天下》说。
某种程度上，新华书店陪伴了他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收藏了他不同时刻或隐秘或挂在脸上的快乐与哀愁，也帮助他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
老店员赵金城，前10年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工作，后21年待在东单课本门市部，算盘是他最好帮手同为5 0后的作家马原有类似的记忆和经历。在那个物质短缺、娱乐匮乏的年代，遍布全国的新华书店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仓库，收留了大量无处可去的年轻人。他们在那里买书、看书、等人、约会、社交、打发青春—说是书店，更像是一个禁止喧哗的广场。
马原还记得那个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前女朋友。当时他中专毕业，被分配在辽宁阜新铁路系统工作，享有免费乘坐火车的权力。每隔几个月，他都会乘4个多小时的火车去沈阳见在那里工作的女朋友。他们的相处大多在新华书店度过，阅读是他们无声的交流。
如今，近3 0年过后，他跟邓建永一样，很少再踏进新华书店，“好几年前为配合出版方，去各地新华书店办过签售会，但自己去买书，基本没有了”。他购书读书、获取信息、扩建知识结构、与人聚会等需求，有了更多的渠道和选择。
最初因为政治需要而在抗战期间的延安诞生的新华书店，在从一个小小的场地成长为拥有近万家门店的共和国“巨无霸”后，身上的多层色彩在慢慢褪去。可能它本质未变，仍然是国有，仍然以卖书为主营业务，图书品类也越来越多，但它承载的内涵已远不如从前丰富。
它一度浓烈的政治意味随改革开放而淡化，独特的文化启蒙光辉因出版业兴盛和民营书店的崛起而消散，书籍被音像制品、电子设备、文化产品“围剿”，安静的读书氛围被打破，马原记忆里那种拼命压低声音却难掩激扬神态的文学讨论氛围，已难以再现。
回过头看，它的进化和发展更像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从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复杂场所，回归到通俗意义上的书店。
“参加书店就是参加革命”
86岁的赵金城把稀疏白发在后脑勺系成了一根小辫，走路须拄拐杖，耳朵也有点背，记忆却出奇地好。时间潮水般正在从他身上退去，他脑海里一些事情却像石头一样留在了岸边。
他是王府井新华书店的第一批店员。19 49年2月，解放军进驻北京，接手了政权的共产党开始接管一切。他记得当时各个行业都在换血、重建，街头报纸上百分之八十都是招生广告。小学毕业的他因为在西单文具店做过几年学徒，而达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招生广告中“在社会上工作过两年”的学历放宽条件，并通过了考试。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考场上主考官的考前讲话：新华书店是革命书店，参加书店就是参加革命；部分店员要随着部队一块儿南下，打到哪儿，新华书店就建到哪儿。
听说要跟部队走，3000个考生差不多溜了一半。赵金城留了下来，他被“只要有共产党，你就有饭吃”打动。“当时对于一个平民老百姓来说能吃一顿饱饭就不容易了。”他说。
实际上，新华书店的政治基因从它建成那一刻就被注入。
新华书店最早叫新华书局，诞生于1937年4月2 4日的延安，原本是为了对外发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当时没有门店，工作人员在延安万佛洞底层的两门洞窟外放上一张桌子，既当办公桌也当卖书柜台。
洞窟里没有书架，杂志和书籍堆满床板、桌子、拐角，遮蔽了造像与壁画。在佛像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它最早被赋予的政治使命。
邓建永查阅资料时发现，毛泽东曾3次为这家书店题写店招。第一次是193 9年9月，19 4 6年初第二次，最后一次是19 48年底。“1939年的题字拘谨收缩，第三次的四个字就特别潇洒好看，这反映了共产党不同发展时段里，毛泽东的心境不断变化着。”他把这个颇有意味的细节写进了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纪录片《新华书店》的解说词里。
王府井新华书店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店”，开业之初，赵金城记得卖得较多的是《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新民主主义革命》《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描述解放区日常生活和共产党政策一类的图书。20 0平方米不到的店堂每日接待五六千名读者，水泄不通，赵金城和同事忙得吃不上饭。随东北率先解放而早先建成的东北新华书店，成了他们的远程仓库。店员们白天卖书，晚上跟着大卡车去前门货车站一趟一趟取货，“夜里我们都很少睡觉”。
19 5 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是新华书店历史上热销的几个爆款之一（截至2 015年7月，这本书全球发行量已达5.67亿本，后创下“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当时正在搞全国扫盲运动，大家给它起了个绰号，叫“不发言的老师”。为了让普通人都买得起，《新华字典》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一直奉行低定价策略，每本售价近似于一斤猪肉的价格。
《毛泽东选集》是新华书店的另一个爆款。19 5 3年初，从人民东北医学出版社转入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成有清，赶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批著作到店后，店员们须先戴上白手套再拆分，这是一项表示恭敬的严格规定。
每次发行一卷《毛泽东选集》，店门外都会排起至少一百米的长队。为控制接近疯狂的购书局面，19 6 0年推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成有清琢磨了一个办法，规定排队者每十人一组进店，分流至5个收银柜台买书，快速清场后再放下拨进店。“我们专门挑了一晚上彩排，把其他门市部的店员借调过来，查看哪个环节不合理。”
王府井新华书店里的政治浓度，在“文革”时达到最高值。一纸通知，店内文艺书籍被全盘打成“封资修”，贴上“大毒草”标签，或入库封存或销毁造纸。书架空了，又满了，一本本《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马恩列斯著述码上去，一楼成了“红海洋”，二楼卖毛泽东挂像、画像、徽章、字帖……
那样一个狂热又敏感的年代，新华书店内部也很注重政治性。
临街玻璃展柜的布置、美工设计、摆放内容等都得先经上级批准，享有橱柜展示特权的无一例外都是思想政治类图书。它们的摆放颇有讲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须放最中间，左侧摆列宁全集，右侧是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设计得比较矮，得给它垫上木块，这样看过去才齐平。”成有清对《博客天下》说。8个样板戏的书，他们也都是遵照报纸上先《沙家浜》后《红灯记》的顺序排的。
甚至1970年王府井新华书店第二次扩容，也是党中央以发行“红宝书”的名义特意批复，仅建设半年就交付使用。
一代人的精神粮仓
新华书店因政治需要而建，但政治并非它的唯一属性。它跟更多的人发生关系，是因为它的货架上还摆着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种类图书。
在精神产品匮乏、教育落后、全城唯一的文化场所可能就是新华书店的年代，它在帮一代人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艺术启蒙、哲学启蒙的同时，也承担着一个国家文化复兴的重任。
曾经的文学青年邓建永与新华书店有两个“10块钱”的故事。
一次发生在他1 0岁那年，炎热的夏日里，他带着10元“巨款”领着小他3岁的妹妹，逛遍了天津市和平路上的四五家新华书店，最终换回鼓得发沉的书包。回家后，他一口气读完了《雁红岭下》。随后，他挨了妈妈狠狠的一顿打——那天，是他去世的父亲火化的日子，他和妹妹被留在家里，他到处乱翻时翻出了床垫下面的10块钱。第二天，爷爷带着他去新华书店一家一家退书。讲述这个故事时，邓建永两手捂了捂脸，松开时眼角明显泛红。
一次发生在他17岁时，全家因为支边搬至宁夏石嘴山大武口镇的第5年。在农场插队、负责看管煤泥厂拉卸货业务的他，某天在收到10块钱货款后没有入账，而是跑到镇上的新华书店买回《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这成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件隐秘心事。
对58岁的作家止庵来说，新华书店堪称他文学梦想开始的地方。
1978年4月，王府井新华书店拉了一卡车文学书到北京医学院。对文学感兴趣但自小家中藏书全被抄走的口腔系学生止庵，排在一二十人的队伍里，最终买到了《鲁滨逊漂流记》《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小说。那是他第一次因为强烈的个人兴趣而主动买了那么多书，所以印象深刻。
自此，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逛新华书店。他有一个随时补充新内容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从各种报刊杂志上搜集来的感兴趣的作家及其作品名字。
出了王府井新华书店，他启动脑海里线路最优的“逛书店指南”，把北京内城的各家新华书店一一逛完。饶是如此，并不是心仪的书都能买到——买书人委实多，供应的书却有限，他从黄牛手中购得一套《古代白话小说选》，代价是每本书加价三毛。
“读书塑造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新华书店是我最重要的买书之地。”止庵对《博客天下》说，“一点不夸张，很大程度上，新华书店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作家吴岩一样也是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常客。他是6 0后，19 71年上小学起便经常往新华书店跑。那会儿，父母每天给他5分钱零花，他舍不得买冰棍，攒起来买书。
吴岩起先只在一楼儿童图书柜台前转悠。再大点跑上二楼，跟负责科技书柜台的店员软磨硬泡，买“不属于小孩读”的成人书。等到上初中，干脆翘掉每天的课间操和眼保健操，利用有限的30分钟从灯市口中学一路冲刺至王府井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确实是特别重要的，我后来的一生就和它有关系，包括我一直跟书打交道，包括我走上科幻创作道路。”吴岩告诉《博客天下》。
2016年6月，在建筑行业工作一辈子的孙允平退休后开始写作。他学会在微信上用拼音输入法打字，从晚饭后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一个月多后，7万字的关于回忆北京北新桥的故事成型。“我写这东西的缘由就是在东四新华书店看的一本《北京的传说》。”他说。
1964年暑假，13岁的孙允平从广播里听到《北京的传说》一书，穿越胡同步行四五里路找到了它。第一天他没读完。第二天又去，读完了。第三天第四天还去—兜里的几分钱距离0.4元的售价太遥远，可喜欢曲艺的孙允平不愿放弃这个“聊天”素材，索性天天跑去背。“那会儿我感觉自己像做贼一样，脸上特发烧，红一阵白一阵的。”他向《博客天下》回忆。等参加工作有了积蓄后，孙允平开始像要报复似的，频繁出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量购买文学书。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人，对新华书店大都怀有特殊且绵长的情感。他们经历过文化大萧条，博物馆、图书馆几近关闭，民营书店1980年后才得到发展，唯有新华书店大门常开。
1978年5月1日，“文革”期间遭禁的3 5种中外文学名著重印出版，经由全国新华书店统一 销售。这是无数人企盼已久的盛事——邓建永已10年没读过它们了，吴岩只听过它们的名字，上海新华书店原员工汪耀华称其为“中国的新的文艺复兴”。
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店外天蒙蒙亮就已排起长队，甚至有人裹着棉被在那里过了一夜，以求排到队伍前面；在上海，17岁的汪耀华被人流挤进新华书店南京西路门市部，玻璃门、玻璃书柜全被挤破；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邓建永也在排队，店外警察和店员一同维持秩序，店内，读者忙递钱，店员忙包装、收银，“乱哄哄的”。
1982年，国家放开出版社的图书印刷权、总发行权。由此，新华书店失去图书批发垄断地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门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各城镇的十字路口。在民营书店气息尚弱的日子里，它仍是大多数城市的文化地标，和学生的第二课堂。
1987年出生的孔丽丽是山东临沂人，小学至初中时段的业余时间都在罗庄区那间50多平米的新华书店内度过。书架之间距离很窄，地上坐不了，就斜靠着书架站着看书。这样的姿势能持续一天，她不饿也不渴，也不注意店外夕阳西下，直到店员着手扫地拖地，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据点
止庵喜欢逛书店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不久前，他还和一位朋友晚饭后去了王府井新华书店，花半小时左右挑到一本书。他享受淘书的乐趣。翻书时的“哗啦”声，油墨味，无意遇到一本好书时的惊喜，这些都是吸引他进入书店的理由。
人们常用“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来形容朋友间深厚的感情。到了止庵这里，好朋友的标准应该是：一起逛过新华书店。
在文娱设施阙如的漫长年岁里，新华书店有兼具社交功能。
止庵和翻译家、河南建业足球队前总经理戴大洪的友谊就是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的。其实，最早是止庵的哥哥在买书时认识了戴大洪，之后他把戴大洪介绍给了止庵。两人第一次正式接头是在美术馆，止庵带着女同学，戴大洪带着男同学，见面后两位同学去约会，他俩绕道至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
后来，他们每周日都结伴逛书店。其间，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站在柜台前翻阅《社科新书目》和《上海新书目》，以知道哪些书快要出版。他们还在一起研究，哪些作家的哪本书如果出了应该买，有些连名字都没介绍过来，他们就根据外文资料自己翻译成中文记在本子上。诗人江河和顾城也都是止庵的书友。止庵和江河曾一度这样过周末：先逛西四新华书店的机关服务部，再溜达到景山公园玩会儿，最后到王府井新华书店。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销售1970年代末期的沈阳太原街新华书店见证了马原和一批读书人的“柏拉图式”交往。那家书店第三层全是文学书籍，“那真是三分天下”，如今常驻云南的马原在电话里感慨“现在大书城里文学书怕是三百分之一都不到了”。那时的马原，去两三次书店后，总能遇上几个熟面孔，眼神再度交会时，他们会互相点头微笑，但不兴说话，“我不主动开口，也没有人和我搭话”。
类似的场景再度出现，是在拉萨市主干道人民路（现改名为“宇拓路”）上的一家新华书店。与前次不同，这次他们打破了沉默。
1982年，马原从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为1000名奔赴西藏工作的大学生之一。他在拉萨进入了个人文学创作的巅峰，也迎来与新华书店最亲密却也是最后的一段缘分。
这家书店挨着国营百货店和党委办公楼，是一间100多平米的平房，外墙装修与内部陈设均不起眼，店内的书籍摆放也没有章法，横七竖八的，但倘若耐心翻找，会诧异于书籍内容的豪华—文艺书占到一小半儿，西方现代文学著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一应俱全，一些新书一上架迅速脱销，又迅速增补。
这里是拉萨文学青年的一个重要据点。买书，聊书，总能看见三五个年轻人凑在一起交流读过的作品。彼时在西藏电台做记者的马原到访频繁，久而久之在书店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好友。有诗人、文学评论者、摄影师，也有进藏学生和土生土长的藏民。“新华书店把一拨拨买书的顾客凝聚成了紧密团体。”马原回忆。
时间一长，读书团体便开始搞私下聚会，其中马原家最受青睐，因此有了“西藏第二文联”之称。“我家每周末都有人来，有时两三个，有时四五个，常来往的有几十号人。”牛肉饼、土豆烧牛腿、东北豆腐鱼，这些是马原招待好友的拿手菜式。天气晴朗时，他们会漫步至拉萨河河心的太阳岛野餐、游泳、斗鸡、唱歌……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社交场所越来越多，已很少有人再把这里当作交友、约会之地。受多种因素影响，甚至人们到这里买书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一些地方的新华书店，更像是学龄儿童与年迈老人的新领地——里面的儿童阅读区永远人头攒动，小朋友坐着翻绘本、动物书、漫画，老人们则大部分背靠书架闭目养神。爱读书的年轻一代，少数徘徊于一楼畅销书区域，多数坐在电脑前或点开手机APP一键下单。
赵金城收集的新华书店老照片，80岁的书店有着满满的故事底色
孙允平的身影在新华书店消失许久了，改变始于2000年。“卖的东西全变了，光盘啊，复读机啊，点读机啊，所有那带声音的电子设备，还放音乐，闹哄哄的，把安静的环境搅乱了。卖光盘、教参书的地方人多，卖正经文化书的地方人少。连出版的书，质量都开始下降。不行了，我忍受不了。”
曾拒绝网络购书的吴岩已积累三四年网购经验。“体验实在是好，书籍信息一目了然，打折力度够大，省时省力省钱。”偶尔，他经过新华书店时也会进去待上二三十分钟，可不大淘书买书，取而代之的习惯是用手机拍下封面回家上网买。
互联网的冲击来得猛烈又迅疾。一边是营业额逐年下降，一边是房屋租金持续上涨。因为无法生存，近年来大批实体书店倒闭。
新华书店一样受到影响。每到一个城市出差都会去逛逛当地新华书店的止庵，有一个强烈印象：各大城市的新华书店跟邮局一样，大都开在繁华路口，曾经人流拥挤；如今，它也跟受快递业冲击而式微的邮局一样，门庭冷落，不少店面甚至租出去一部分，“书店变成一个小的巷道”。
86岁的成有清也觉得，“新华书店现在遇上困境了”，国家的免税政策似乎是它手中唯一的砝码。
不过，无论如何，新华书店仍旧是中国实体图书龙头。作为遍布全国的“巨无霸”系统，新华书店如今共计有8000余处发行网点。
赵金城和成有清曾工作过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在1994年11月为配合王府井大街整体改造工程而被拆掉。最后一个营业日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上万名读者冒着纷纷扬扬的雨夹雪跑去为书店送行。关门时刻，店领导带着全体店员站成夹道欢送队伍，送走最后一位读者。其间，人群中一位老师傅抽泣起来。“我管这叫体面的拆迁，大伙儿给送走了，还盼着你回来呢。”成有清说。
6年后，离原址不远的地方，王府井大街南侧，一幢高8层、门脸长110多米、总面积超一万平米的现代化玻璃高楼拔地而起。重新归来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店招去掉了“新华”二字，像是要刻意淡化掉这两个字曾赋予它的复杂印记。
或许有一定效果，但不可能完全抹去。就像邓建永虽然不怎么去新华书店了，甚至不怎么买书了，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1978年五一节那天，他起了个大早，赶第一班公交车进城，到天津最大的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买书。
那是“文革”后35种中外文学名著解禁重印，由全国新华书店统一销售的第一天。那天，他捧着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幻灭》走出店门时，“看到东方的太阳绽放出万丈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