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密码成就千年传奇
新疆大剧院内，一场名为《千回西域》的大型歌舞秀，在中国、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克兰的360名演员的演绎中，向世人展示着壮美、悠久且浪漫的丝路文化。这条伟大的古道中，汇聚了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种族的面孔，也将冰山雪峰、沙漠胡杨、洞窟古城深深镌刻进历史记忆之中。
将历史记忆呈现于当代人眼前的《千回西域》是新疆大剧院历经两年编排推出的大型室内实景民族歌舞秀，而位于昌吉的新疆大剧院不但是丝绸之路·印象城第一阶段启动建设的项目之一，而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五”期间文化旅游产业重点项目。
借助丝路古道，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沉淀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交往与交流却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为辉煌。人们已经用足迹丈量了丝路的伟大与壮阔。
威尼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21岁时来到中国（当时为元朝），在这里度过17年之后，他选择水路回到故乡。而他归乡启航的地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泉州。从茫茫大漠而来，经惊涛骇浪而归，马可・波罗走完了陆路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而从位于东方的中国出发，有一位名叫杜环的中国人也完成了丝路之旅。唐玄宗天宝十年，即公元751年，他来到了撒马尔罕，进入了被唐朝人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在那里，已经汇集了不少来自于唐朝的工匠，将纺织和冶铁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间的文化交往一直不动声色地持续着。历时11年，走遍了大食全境并且游览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之后，杜环从波斯湾乘坐商船经海路回到祖国。此后，杜环撰写了一部名为《经行记》的著作，现今仅剩1500字，但却记录下了西亚、北非的地理、物产和风土民俗，特别是古阿拉伯的医药。
时空跨越千年，已是2015年，同样在杜环出发的起点——西安（唐都长安），一位名为雷殿生的中国人登顶被誉为“丝路第一地标性建筑”的西安绿地中心，他将开始一次徒步之旅，用30个月重走古丝绸之路，途经20个国家和地区，把对徒步、探险和向往自然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转化成促进各国人民之间文化共融、文明共享、和谐共建的民间动力。
如此，从古至今，沿着丝绸之路，不同的文化在交流与交往中流动、碰撞与交融，也加深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了解与认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如今的“一带一路”，都不仅仅是一条贸易之路，还是一条民族人文间的互联互通的文化交往之路。
跨越千年的东来西往
丝绸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孤独的“单行道”，如果以中亚为中心点，其西线的南亚、南欧、北非等向中亚推进的同时，东方的汉帝国也对向西探索孜孜以求。汉武帝时期，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由张骞率团出使西域。至东汉，班超继续经略西域，并派甘英远赴罗马帝国，致使丝绸之路的东段路线得以成型，也因此，全线贯通的丝绸之路终于将几大文明区域连接在一起。
不同文明的相逢，制造出了关于丝路连绵不断的、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符号，使得置身于不同文明与文化背景之下的民族交流更为紧密。陆路丝绸之路开辟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展现出人们对于海洋的热望。
无论是陆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千年的互通有无，使得今日的世界依旧受益。从中国运抵西方的丝绸、瓷器、漆器、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纺织以及冶铁技术等，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照亮了前路。当然，原生于西方的胡麻、胡桃、葡萄、石榴、芝麻、大蒜、胡萝卜、胡瓜、香料等也丰富了中华美食文化。
一段段故事在丝绸之路上成为传奇。传世之作《一千零一夜》中曾经讲到过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其主人公阿拉丁的人设便是中国人，故事发生的背景则是在丝路上的古城。此外，在丝路重镇撒马尔罕，中国公主远赴西域和亲的故事也被再现于阿夫拉西阿卜博物馆的壁画之上。
走出去 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力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据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51国建立了134所孔子学院和127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6年注册学员达46万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近8000场，受众270万人。摄影／宁颖如果说这是一条开放、包容的道路，恐怕无人会反对。不同的宗教文明如佛教、伊斯兰教、祆教等都曾沿着丝路流动、共生。中华文化之中的儒、释、道三大主体中的“释”就是“舶来品”。公元64年，汉明帝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最终在东晋时期，融入中国文化。更为人所熟知的恐怕当属玄奘法师，他经由丝路古道远赴天竺（古代印度）求佛法，除了得道之外，他还成为架起唐朝与南亚之间往来桥梁的关键角色，尤其他所著《大唐西域记》成为了研究西域以及南亚地理历史以及人文风俗的重要史料。
在今天的泉州，清净寺依旧保持着原貌，这是一座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古寺，是伊斯兰教最初流布中国的遗迹。清净寺始建于北宋，当年围绕着这座古寺居住着上万名渡海而来的各国商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作为起点之一的泉州繁华富庶，来自于波斯湾乃至红海和北非的商旅络绎不绝，他们不仅交易货物，也带来了迥异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并且落地生根。
艺术，显然更容易接受文化交融的成果。在封建王朝最为鼎盛的唐朝，唐乐舞兼收西域众多少数民族以及国外之精华，其中就有出自西域的《龟兹乐》。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太宗时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于少数民族，四部来自于国外，南至南亚，北到撒马尔罕。长安城内还居住着大批西域音乐家，其中现在常见的胡琴、琵琶等均是由西域而传入中原。直到上世纪40年代，音乐依旧在丝路上从东而西跳跃，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命名的大道，这是因为卫国战争爆发后，冼星海来到阿拉木图，在此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阿曼盖尔德》等著名音乐作品。
交往，永无止境，当丝绸之路从陆路和海上打开重重阻隔，跋涉万水千山的人们就没有停止过脚步。对于丝路上的往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利安曾经写道，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始终是多极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印度、中东、欧洲四个极点。通过这种多极支撑的交往框架，人类的多个文明中心彼此遥相呼应。而且，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人类主要文明体系之间得以相互接触、相互依托，但互不压制、互不取代，彼此尊重、彼此借鉴。人类文明在并立中会通，在彼此呼应中共荣，呈现出存异并弘的文化生态和多姿多彩的发展取向。
正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在《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一书中所写：“可见，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时间起点是2000多年前，丝路的主体不仅是中国人，更是亚欧大陆所有人民的共同产品和财富；丝路的性质不仅是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通道，是一条人文交流通路，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是最宝贵的‘丝路精神’。”
不仅“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将“软实力”提高到与“硬实力”并驾齐驱的位置，明确将文化、价值观念、政策等因素视为“力量的另一面”。“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其中，软实力的核心便是文化。文化交往古已有之，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文化依旧不可或缺。
文化在“一带一路”中如何发挥软实力的作用？
2017年初，《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为《行动计划》）公布，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行动计划》中规划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建设，包含“丝绸之路文化之旅”计划、“丝绸之路文化使者”计划、“一带一路”艺术创作扶持计划和“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计划。
其中，“丝绸之路文化之旅”计划，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之旅”品牌，到2020年，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规模达3万人次、1000家中外文化机构、200名专家和100项大型文化年（节、季、周、日）活动。
目前，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力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据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51国建立了134所孔子学院和127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6年注册学员达46万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近8000场，受众270万人。对此，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原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表示，孔子学院始终坚持一国一策、一校一策，开展了许多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中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生源，以新疆为例，来新疆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中亚，并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
“设计好合作机制，让参与交流的各方感到可以产生价值，才能使文化交流事半功倍。”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王齐国说道。事实亦是如此，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就是文化合作的典范，2014年6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请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未来，按照《行动计划》，我国还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施考古、文物科技保护与修复等项目，并且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扩展项目。
此外，还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智库交流与合作，与周边国家举办文化论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办代表国家水准和民族特色的优秀艺术家互访、文化艺术人才培训和青少年交流活动；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机构在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开展联合创作，在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实施“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对“一带一路”主题艺术创作优秀项目予以支持。
“目前来看，各国在文化的理解和互通方面，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但文化输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伴随国内外文化艺术的频繁对话，任何形式的壁垒与隔阂都将被打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达飞对媒体表示。
可见，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例如现在备受瞩目的“北斗文化”，这虽然是我国古代发展出的独有的北斗建时系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但是可喜的是在诸多“一带一路”国家中也能找到蕴含“北斗”意义的文物。上海礼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汪柯对此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同一片星空、同一个北斗”让“一带一路”沿线民众找到最佳的文化共通点。
赵磊也表示，要科学规划“一带一路”的对外文化交流，悉心研究国外的文化市场、国外观众的文化需求以及接受方式，使文化交流工作更接地气、更有底气。另外，加强“一带一路”的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
以“双向车道”寻求文化共生
当然，文化交往并非单方面输出。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梁海明撰文指出，“一带一路”下应寻求文化共生。文章中写道，中国的一贯文化理念，追求的是“和而不同”，讲究的是“一种文明，多种体系”。梁海明提出，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减少文化上的冲突，寻求文化共生，消除误解，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文化不能仅强调多元，应该更加强调共生。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不应将中华文化强加于其它文化之上，也不应刻意彰显中华文化的优胜之处，而是要以“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平等、互利的态度，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各美其美，共生共荣，以及采用创新的思维，主动把中华文化与其它多元文化进行大融通，创造出互相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应加强双向沟通。第三方面，要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共生，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智库及文化产业界等机构相互结合的作用。
“‘一带一路’就是要以开放的视野、以谦虚的精神、以合作的态度，打通痛点，不停地补充新鲜的空气与阳光，最终实现文明层面的凤凰涅槃。在这一过程中，‘和合文化’、‘互联互通’等中国理念将成为有中国韵味的共同价值，将充分展现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人文理念和终极关怀。”赵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