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年至2016年，“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推动全民阅读”，并将全民阅读工程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将全民阅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对于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刊就相关话题采访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魏玉山。
记者：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为出版业与广大阅读爱好者所期待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也将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发布。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自1999年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起，近2 0年来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一手、权威、有价值的数据。从第一次发布调查成果，到今年的第十四次发布，请您谈谈全国国民阅读情况的发展趋势与呈现的总体特点是什么？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魏玉山：从1999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当时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首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至今已近20年，从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1997年启动至今已经20周年。回顾20年来对国民阅读的调查，既有很多的感慨，也有许多的收获。
首先，万事开头难。1997年我们启动国民阅读调查项目，一缺经费二缺经验。新闻出版署领导对阅读调查活动很支持，但没有专项经费，当时搞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费用大约是40万元，研究所要自筹，这对研究所来说不是一笔小钱。研究所领导班子经过讨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在中国是开创性的，对管理机构的决策与出版单位的生产都有重要的价值，投入一定的经费是值得的。因此领导班子决定，从不宽裕的自有资金中拿出一部分来做这件事。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闻知此事后，也认为是一件好事，表示给予部分资金支持。这才有了首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开展。由于资金紧张，阅读调查初期两年一次，并且样本量有限（有效样本3 000个），只开展成年人调查。除了资金外，阅读调查的内容与方法也面临困难。阅读调查包括什么内容、如何开展调查，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经验、没有可以参考的。为了设计好调查问卷，我们首先收集了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与阅读相关的调查问卷，并对国内部分出版社的需求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阅读调查问卷。在调查方法上，在比较了入户调查、电话调查、拦截式调查、问卷调查等之后，我们选择了入户调查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成本高、执行难度大，但是样本结构和质量可控。其次，全民阅读逐渐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首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后，虽然也有一些媒体给予报道，但是社会影响并不大。针对图书阅读率不高（60.4%）的问题，我们在“结论与建议”部分明确提出“制订并启动全民读书工程，促进我国国民整体阅读素质提高”的建议，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2001年、2003年、2005年我们陆续发布了三次阅读调查的结果，社会关注度逐渐提高。2006年，对阅读来说是一个转折年，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等11部委联合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在2006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二是2006年全国高考作文题目，使用了我们的调查数据，要求考生围绕阅读问题写作文。
2006年高考全国卷Ⅱ作文题目目前中国读书的人越来越少。1999年为60%，2001年只有52%。造成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读书？中年人说没时间，青年人说不习惯，还有的人说买不起书。相反，网上阅读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是3.7%，2003年已经有18.3%。全面了解材料，沿着一个侧面和一个角度，自己确定题目和问题，字数800字。
全民阅读开始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国民阅读调查也随之受到了重视，2007年国民阅读调查项目正式获得财政部公益项目资金的支持，财政部每年拨专款给研究院用于国民阅读调查。从此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改为一年一次，调查对象由成年人扩展到未成年人。现在不仅全国的阅读调查在持续开展，一些省市也开始了地方的阅读调查项目。
再次，全民阅读正在成为国家战略。2006年以后，社会各界对全民阅读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阅读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全民阅读历史性地写入党代会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倡导全民阅读，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14年至2016年，“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全民阅读写入法律法规，201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即将出台，江苏、湖北、辽宁、四川、深圳等省市已经颁布并实施了地方性的阅读促进法规，也是前所未有的；第四，全民阅读工程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前所未有；第五，国家为全民阅读专门制定五年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前所未有；第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全民阅读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就多次强调阅读问题，也是前所未有。
最后，从图书阅读率来看，我们正在走出低谷，进入稳步提升的阶段。国民阅读调查涉及多个指标，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数字出版物等多种媒体，其中图书阅读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图书阅读是最为普及的阅读行为，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用于衡量阅读状况的主要指标。近20年来，我国的图书阅读率走了一个U型曲线，1999年的图书阅读率为60.4%，此后一路走低，到2005年图书阅读率达到谷底，仅有48.7%。从2007年开始，图书阅读率稳步回升，到2015年，图书阅读率达到58.4%，接近1999年的水平。
记者：我国制定的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于2016年12月底发布。《规划》从无到有，实现了全民阅读的一大突破，但是要真正使《规划》落到实处，则需要相关法规的保障。据了解，《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完成征求意见阶段。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是起草《条例》的单位之一，您作为院长能否介绍一下《条例》目前的进展情况并简单对其进行解读？您认为《条例》与《规划》两者今后将如何相辅相成地共同促进全民阅读发展？
魏玉山：2013年春天，115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进行全民阅读立法。2013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成立全民阅读立法工作组，正式启动了《条例》的起草工作，研究院作为《条例》起草小组的成员单位，一直参与《条例》的调研与起草工作。2016年2月，《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6年3月，国务院把《条例》列入2016年立法计划的预备项目。预计今年《条例》会正式颁布。《条例》起草之初，社会上有一点不同声音，认为阅读还要立法，是不是要限制人们的阅读自由。其实这是误解，制定《条例》不仅不会限制阅读反而会更好地保障人们的阅读权利。制定《条例》的目的是针对我国全民阅读的现状与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不相适应的现状，对各级政府部门与企事业单位在阅读基础设施建设、阅读的财政投入、重点人群阅读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条例》规范的对象是各级政府与企事业单位而不是个人。
《条例》与《规划》，两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制定《条例》与《规划》的目的都是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可以说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生的。但是《条例》与《规划》又有不同：《条例》是国家的法规，具有强制性，违反《条例》要承担法律责任，《规划》更多的是指导性、引导性，一般不具有强制性；《条例》原则性的条款多，《规划》具体的项目多；《条例》具有持久性，《规划》具有阶段性；《条例》为全民阅读的开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和原则性的要求，《规划》则为全民阅读的开展设定了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等等。
记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展的全民阅读调查与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调查方法、研究方法与数据支撑，如今更是被《规划》纳入“建立书香社会指标体系”的一项内容。请您对项目团队这些年主要开展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进行具体介绍。被纳入《规划》后，还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吗？
魏玉山：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读书的国家，用“书香”来代指读书由来已久，过去有书香门第、书香世家、书香之族等说法，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了书香之家、书香之县的评选等活动，推动书香社会的建设。书香社会近年来逐渐成为全民阅读活动的方向与目标，但是，什么样的社会才能称得上书香社会呢？需要有客观的标准，需要有衡量的尺子，需要有测量的方法。
早在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为一些地方开展阅读调查工作的时候，就针对如何全面评价一个地方阅读推广活动成效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逐步形成了一套评价、评估体系与方法，这套评价方法与“书香社会指标体系”评价基本相同。该评价方法的总体设计是：通过对居民阅读水平和阅读公共服务水平两个维度，从图书阅读与拥有量、综合阅读率、阅读观念、阅读公共服务普及度、阅读公共服务利用度五个方面的25个指标，构建一个阅读指数（类似物价指数一样），用以反映一个地方乃至全国一个时期的阅读推广的总体状况。居民阅读水平体现的是个体阅读的情况，阅读公共服务水平体现的是各级政府在全民阅读方面投入与工作的情况。这种方法已经在江苏、湖北、福建、广西等地试用了几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认为通过阅读指数来测评书香社会的建设情况是可行的、是科学的，因为阅读指数不仅反映了国民的整体阅读状况，也反映了各级政府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效果。我们已经把关于阅读指数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争取适时发布相关结果。
记者：您曾经说：阅读是出版的终极消费。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卖出去了，但没有被读者阅读，书的文化价值、内容价值也就没有被消费与理解，这就意味着出版的过程实际上没有最终完结。《规划》的发布对出版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您认为出版单位应在哪些方面具体发力，从而带动这种终极消费？
魏玉山：过去有一种说法：以市场为导向，这有点偏颇，我觉得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更准确。无论是图书还是其他的产品，总是为满足需求而生产的，而只有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价值。出版物的生产初衷也都是从满足读者需求的愿望出发的，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许多出版物没有实现终极消费。《规划》的发布与相关法规的出台，必将迎来阅读的黄金时代，站在阅读的风口之上，谁会“飞”起来，关键是要看谁能抓住读者的胃口。中央提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对出版单位来说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结构调整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内容和产品形态的结构性改革尤为紧迫。2015年，我国出版图书47.58万种，数量多但是重复出版现象非常严重，名人作品、古籍或公版图书是重灾区，低水平的作品大量出版，高水平的作品匮乏，制约着消费，也制约着自身发展。要抓住机遇，关键是提高内容供给的质量，提升优质、原创出版物的水平，满足读者不断提高的阅读品位的需求。产品形态的改革主要是出版单位如何适应数字阅读的快速普及，推出适应新的阅读习惯的新产品。总之，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出版单位的发展机遇在于创新。
记者：无论是传统编辑还是数字编辑，作为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担负着为读者提供优质阅读内容与宣传推广优秀作品的使命。在提高出版物内容质量、打造出版精品，提升编辑素质方面，您能对广大编辑提出一些建议吗？
魏玉山：虽然审阅过许多书刊，但我并没有完整地、独立地编辑过一本书刊，因此，严格来说我不擅长编辑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出版研究人员，我的研究对象就包括编辑工作与编辑人员，我也与很多优秀的编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编辑工作并不陌生。在我国编辑被称为“中心”，在英国被称为“中枢”（吉尔·戴维斯，《我是编辑高手》），在美国被称为“代表”（小赫伯特·贝利，《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由此可见编辑工作在整个出版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编辑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出版物的水平，编辑的高度代表着出版单位的高度。因此，无论是在传统图书出版领域还是在数字出版领域中，编辑的作用、编辑的地位、对编辑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因为产品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标准。要打造高质量的出版物，核心环节是提高编辑队伍自身的文化素质、欣赏水平、阅读品位，如果编辑自身素质不高、品位低下，那么要求他编辑出版高质量的产品也就很难了，所以加强编辑的自我修养、自我学习、自我提升非常关键。外部的学习、培训、规范等也很重要，但毕竟是外因，内因不起作用，外因作用也难以发挥。
记者：近年来，我国“低头族”人群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喜欢利用移动端进行阅读；而国外这种现象相对较少，更多的人还是喜欢手捧书报刊来阅读。我们不排斥数字出版时代的微阅读、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但是我们也呼吁读者回归传统的书报刊阅读，以实现精阅读、深阅读、真阅读，从而更好地体现文化与学术的继承与发扬。您对此有何看法？
魏玉山：数字阅读来势汹汹，势不可当。1999年，我们首次进行国民阅读调查时，使用过计算机的人只有19.1%，而上过网的人只有3.66%，使用过电子出版物的人有17.4%。2008年，我们首次设计了关于数字阅读的调查，当年的数字阅读率为24.5%。到2015年，数字阅读率已经达到64%。由此可见，数字阅读的发展之迅猛。在数字阅读中，以手机为终端的阅读发展尤为突出，2015年手机阅读率已经达到60%。对于数字阅读特别是手机阅读，我认为功莫大焉，其一，它把过去许多不阅读的人群变成了读者；其二，它消除了城乡在阅读方面的鸿沟，使广大边远地区的群众可以与城市居民同步阅读。当然，对于数字阅读特别是手机阅读，也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如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分散着手机阅读者的注意力，越来越普及的WIFI把文字的阅读拉向了视频的阅读等。当然，对于数字阅读可能给人们带来的问题，包括生理上的、心理上的，还缺乏必要的、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个人认为，要针对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阅读方案。比如，对于儿童阅读，我觉得应更多地阅读纸质出版物，特别是纸质书刊；对于娱乐性、新闻性阅读，可以更多地使用数字阅读，特别是手机阅读。对于知识性的阅读，如果是系统性学习一种知识，纸质阅读可能更有助于记忆；如果是搜索某一类型的知识，数字阅读可能有助于快速地检索与提取。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只要做到扬长避短，哪种阅读方式则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