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目录编纂思想举要

作者:赵伟

［摘要］章学诚的目录编纂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校雠通义》《文史通义》两部著作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目录的主要任务，“通”是编纂目录的根本宗旨；在进行目录分类编纂过程中，要正确运用互著法与别裁法；为防止出现“一书两名”或“一书两人”的错谬问题，要学会“辨嫌名”，进行分类索引。章学诚的诸多目录编纂思想与实践，可以为今日所借鉴和大力弘扬。

［关键词］章学诚目录编纂编目互著别裁辨嫌名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其在目录学方面，特别是目录编纂理论方面成就显著。《校雠通义》《文史通义》是其目录学成就的重要代表著作。笔者试就两部著作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目录编纂方法等方面做简要说明和探讨。

一、目录的任务与宗旨

（一） “辨”与“考”是编纂目录的主要任务

章学诚认为，为了给学术研究提供正确、系统的材料，在编纂目录之时，必须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这是目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在编纂目录时，要将所有资料按照科学、系统、辩证的原则进行分类，要将各种学术流派的作品进行梳理，分类与梳理必须清晰透明，没有错误。较章学诚稍早一些的清代学者王鸣盛，对目录编纂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是学术研究中第一紧要的事情。“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2］。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3］。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目录编纂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辨”与“考”呢？那就是在编纂目录之前要先明“大道”。何为“道”？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又说，“未有人而道已具”，“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4］。意为，“道”是自然规律，先于人而存在。人在道的面前，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它，遵循它。“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治目录的人先要明大道，也就是认识目录的当然和所以然，即发展规律。《校雠通义》的《原道》开篇讲“古无文字，结绳之治”［5］，就是从人类社会进化到了古代文明时期，从有文字以后说起的。主要阐述了目录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为了更好地阐释“辨”与“考”，章学诚以刘歆的《七略》中的《辑略》为例，进行说明。他认为，班固删去《辑略》是错误的，颜师古把《辑略》称为“诸书之总要”是正确的，可以说，《辑略》“最为明道之要”［6］。关于各类图书资料的主要内容及其流派均在《辑略》中集中体现。正如章学诚所言：“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7］在这里，章学诚把流传下来的图书资料出自哪里，流向哪里；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都分析得非常清晰、明确，真正使目录发挥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二） “通”是编纂目录的根本宗旨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虽说都在强调明“道”，但重点阐释的还是一个“通”字。《文史通义》中有《释通》一篇，主要是讨论综合体图书如“通史”的著述问题，也论及了这类图书目录的分类问题。其中说：“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于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于见闻。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如应劭的《风俗通义》、蔡邕的《独断》就归入此类）。“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所谓“俗儒”，意为程、朱语录、记者有未别择处，及至再传而后，浸流浸失，故曰俗儒）。“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如蒙存浅达之类，支离蔓衍，甚于语录）。“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如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当入史钞，向来著录入于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钞始于《宋史》）。“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如《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如纲鉴合纂及时务策括之类）。“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纭杂出，妄欲附于通裁，不可不严其辨也。”［8］这里，“严其辨”的目的，就是使之“通”，保持图书资料的历史传承性。

此外，章学诚还主张要“知其流”，保持流派归类的一致性。这也是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具体落实。他在《宗刘》篇中说：“名家者流，后世不传，得辨名正物之意，则颜氏《匡谬》、邱氏《兼明》之类，经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汉无传，得尚俭兼爱之意，则老氏贵啬、释氏普度之类，二氏中有墨家矣。讨论作过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9］意为，在编纂目录时，要考虑到名、墨两家的源流问题，因为这两家后世不传。为此，在出版图书时，要“得辨名正物之意”和“得尚俭兼爱之意”。如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和邱光庭的《兼明书》都可以说是解经的著作，只由于它们“得辨名正物之意”，章学诚主张分入名家。在《校雠通义》卷二《补校汉艺文志》中，他同时也把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归入名家。章学诚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乃后世目录之鼻祖”，但《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体系没有“目录”一门，主张应该把其“附于诸子名家之末”。因为“著录之为道也，即于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长也”［10］。这里，我们不去评价章学诚的“分入名家”的具体做法是否妥贴、得当，但他的“讨论作述宗旨”、让读者“知其流别”的目录编纂思想，值得今人去发扬光大。

二、目录、学术与图书的关系

目录的对象是图书，其任务是揭示图书资料的主要内容，给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三者之中，图书是最主要的部分。它既是传播文化遗产的主渠道，也是传播各种思想的主阵地［11］。人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得到学问，即学术。章学诚把学术与图书的关系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他在《文史通义》的《原道》中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又在《原学》中说，“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12］他也在《校雠通义》中多次阐述这个道理。做学问，或者说研究学术，必要以图书资料为工具，对事物进行科学研究，找出事物真实的发展规律，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此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段话中，章学诚提升了图书的价值与地位。

章学诚对图书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对于考据学和理学的对弈，也提出了公正、合理的批评。他认为，考据学和理学的纷争，是片面地理解了“道”与“器”的关系。理学之失，在于“离器言道”；考据学之失，则在于“溺于器而不知道”。考据学家说“天下之道在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这完全是片面的理解。正确的方法是“即器以明道”，也就是“道器合一，方可言学”［13］。道与器是一虚一实的两个抽象名词，可以代表任何理论和事物。章学诚引用其的目的，是用“道”来代表理论图书，用“器”来代表方法和工具书籍。考据学家“溺于器而不知道”，理学家对他们“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但矫枉过正，从而提出“玩物丧志”“工文则害道”的说法，如果非要“使人舍器而言道”，犹如“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14］，那是极其错误的。他认为，经学、史学或者诸子百家，虽然学术的方法各异，但是在明道的目的上诸学是一致的。［15］

三、目录分类编纂的辅助法——互著与别裁

我国古代目录的发展与成就，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国家，其原因与我国首先建成系统分类目录有着很重要的关系［16］。互著与别裁早已有之，但对其认识并发挥到非常成熟地步的，当属章学诚。互著、别裁是编纂图书目录时所使用的两种并行而又互为补苴的重要方法。

在阐发互著法时，章学诚说：“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那么，怎样才能发挥系统目录“绳贯珠联”“即类求书”的功用呢？那就是要运用互著法。他接着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意为，如果一本书论及两个主题或涉猎两个类目以上时，应该在有关各类中互为著录。他又说：“书之易淆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牴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返，其类盖亦之矣。”［17］其中，“书之易淆者”是指一部书的内容虽然只有一个主题，但那个主题与两个类目都有关联；“书之相资者”是指一部书的内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题，那就必然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目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则一书都有两用，不能怕重复而不在两处著录。章学诚还以郑樵的《通志》一书为例，来阐述他的灵活运用互著法的思想与观点。

在运用别裁法的时候，先要明确一点，别裁出来的那部分内容应该归到哪一类中。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18］他认为，有两种情况必须运用别裁法，并完成归类。第一种情况是，“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的部分内容可以别裁出来编入到另一类中；第二种情况是，“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的部分内容可以别裁出来编入到与该主题相关的类目中。不过，章学诚同时指出以下方面不是对别裁法的正确运用：“《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于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于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于学向流别而为之裁制也。”［19］他认为，《夏小正》《小尔雅》两本书，对于《大戴记》《孔丛子》来说是别行本，而在《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虽说也著录了，但不能认为是有意识地使用了别裁，因为“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20］

从总体上看，互著与别裁都是在分类著录中，遇到“理有互通，书有两用”的时候，在两个类目中进行“兼收并载”。其不同之处在于，互著的兼收并载是把一书同样地著录在两个类目中；别裁的兼收并载则是把一书（原书）著录在主类中，而把书中与他类可以“互通”或“两用”的部分，裁篇别出，著录在相关的类目中。

四、目录索引的重要方法——辨嫌名

“嫌名”意为“一书两名”或“一书两人”，是在目录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错谬问题。“辨嫌名”就是要把这两种错谬分别指出来，然后分编索引，便于查找。章学诚认为，“篇（编，笔者注，下同）次错谬之弊之二：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欲免一书两入之弊，但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于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至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两称之故，而笔之于书，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来学耳。”［21］

接着，章学诚又列举出“一书两名”“一书两人”的错谬实例，来进一步说明“辨嫌名”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嫌名”的情况主要有四种：“《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辞》”，此为第一种情况，其原因是古人追求名称朴实而后人追求名称华丽。“《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但曰《吕览》”，此为第二种情况，其原因是原书名完整而援引的人从略。“郑樵精于校雠，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此为第三种情况，其原因是把一人误认为两人。“晁公武善于考据，然《郡斋》一志，张君房《脞说》而题为张唐英”，此为第四种情况，其原因是把两人当成一人。［22］

在编纂目录时，像这些错谬或可疑之处有很多，所以编目者要细心“辨嫌名”，并一一加以说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谬之处呢？章学诚为此进行了分析。“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较（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较（校）雠，即以其人名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尝有意为吊诡也。然而一书两名，先后文质，未能一定，则皆较（校）雠诸家易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歧异。”［23］这段话是说，古人写书，往往没有书名、篇名，后人在著录时标法不一，导致不相一致，不是古人故意为难读者。这是错谬之处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但章学诚也不排除有的著书之人，为追求新奇，有意“吊诡”，不过，他认为这毕竟是少数的，不是历史主流，居次要位置。对于此，后人一定要分辨清楚。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章学诚对于目录的任务与宗旨，互著、别裁、辨嫌名的意义和功用，是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的。其理论思想精辟、方法运用得当，堪称目录编纂典范。可以说，章学诚把目录编纂理论与实践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在今天的目录编纂工作中，我们要大力学习和借鉴章学诚的诸多编纂理论与实践方法，以促进今日之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注释：

［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5.

［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0.

［5］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6］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7］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8］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36.

［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6.

［10］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00.

［11］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