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墓右侧的小路旁,有一座掩映在茅草丛中的坟墓,它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没有生卒年月,甚至连墓主的名字也没有,显得特别孤独,寂寞和凄冷。
这位墓主的名字叫王化琴,她传奇的人生令人无限感慨,她坎坷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她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富家小姐,曾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法国教会学校读过书,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留过学;精通法语、英语、日语等多国语言。
她是一个走出蜀道的爱国名花,曾赴延安读过抗大;作为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二十七师政治教官,怀着一腔热血参加过徐州会战。
她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统特工,曾任自贡、成都、广元邮电检查所所长,专门负责检查进步刊物、报纸、信件。但却与中共秘密党员康乃尔、康克明交往甚密,曾冒死救过康乃尔等人,被军统关禁闭6个多月。1951年,在镇反中当地政府准备将她作为反革命分子枪决,时任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后任四川省副省长的康乃尔写了张条子,把她从刑场上救了下来。
她还是一名命运多舛的知识女性,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历次政治运动均受到冲击。1964年被下放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忍受批斗自杀未遂,平反后曾任宝轮中学外语教师。1985年患食道癌去世。她去世后不久,四川省政协专程派人到宝轮镇看望她,当得知其已经病故后,省政协领导连声说道:“可惜了,可惜了。”
“我帮母亲写过多次交代和申诉材料,所以对她的经历非常熟悉。”在宝轮镇龙都茶楼上,67岁的罗勇打开了话匣子,带着笔者走进了其母亲王化琴跌宕而又悲壮的人生……
从富家小姐到知识女性
1940年3月13日,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精心策划的迫害共产党人的大搜捕开始了。
这年5月的一天,中共秘密组织川康联络员兼学运、青运负责人康乃尔等人,决定下午6点在重庆某茶馆开会。此事不幸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准备秘密实施逮捕。军统特工王化琴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设法展开营救。
康乃尔是四川南充人。1937年入党,193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曾任中共成都市委学生委员会书记、青年部部长,川康特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他曾领导了反饥饿运动、“三一三”抢米事件、凤凰山飞机场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成都民先队组织爱国学生募捐,支援修建凤凰山飞机场的机会,造谣说康乃尔贪污了5000公斤稻草款,以此向法院起诉,试图借此打击进步势力,但遭到失败。事后,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明阶指名要抓康乃尔。
当时,军统局有不准外出的纪律,眼看开会时间越来越近,情急之下,王化琴咬破了舌头,吐了一口鲜血,被军统送往医院治疗,并派了两个女特工随行,到了医院,王化琴假借解手摆脱了跟踪,立即坐上一乘滑竿,赶到那家茶馆,看到康乃尔正在二楼打牌。王化琴拍了拍康乃尔的肩膀,说:“你起来,让我来打。”说着递了个眼神。康乃尔惊愕之余,马上明白过来,迅速下楼从后门离开,让一分钟后赶到的国民党侦缉大队扑了空。
康乃尔巧妙地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然后装成叫花子离开四川,翻过川北的大巴山,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团中央秘书长、西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四川省副省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
王化琴是一个军统特工,她为什么要舍命营救秘密共产党员康乃尔呢?这事得从她的家庭说起。
王化琴名王昭,别号化琴,1914年9月生于昭化南门巷一个大地主家庭。王化琴的父亲王连山,曾任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需官,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他在白朝、大朝、昭化和宝轮等地置有良田千亩,在宝轮修了一条街;又在绵阳、南充和宝轮办了两个丝厂和一个铁厂,并在重庆和上海开了两个钱庄。因经常到南充经营丝厂,故结识了康乃尔之父康余山,后结拜为兄弟。
王化琴有兄妹7人,因排行老二,人称王二小姐。她从小聪明活泼,特别爱学习,5岁开始读私塾,很多书籍看过一遍基本就可以过目不忘,7岁便可以写诗填词。后由父亲王连山送到南充读小学,与康乃尔及兄弟康克明同学。王连山托康余山照顾女儿,自己则承担了康乃尔及康克明从初中到大学的全部费用。由于这个原因,王化琴与康乃尔兄弟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初中毕业后,王化琴考入重庆江北私立治平中学。这所学校成立时间早,非常有名气。在这里,王化琴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均列全班前茅。两年后,她考入上海正风高中,王连山又委托当时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康乃尔照顾女儿。这时,王化琴已出落成为一个身材苗条,穿着时髦、思想新潮的大姑娘了。
王化琴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大学教育系,肄业后又在法国教会学校读了两年外语,精通法语、英语、日语、俄语等国语言。
1935年,王化琴由国民政府公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学期后,王化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外国文学系。
留学期间,王化琴看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变革而强大起来,相比之下,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进退徘徊止步不前。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尤其是1905年爱国志士陈天华以死报国的事迹,使她的心灵受到震撼。她常常对同学们说:“唯有中国年轻人思想的变新,唯有中国年轻人命运的改变,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政府下令驱逐中国留学生,王化琴同中国驻日使馆人员一起登上了轮船,回到祖国,任成都市公民训练班班主任。
此时,康乃尔也回到成都,在川大读书并在协进中学代课。他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成为抗日救亡进步学生组织——民先队的领导成员。“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共组织领导下建立的革命青年抗日救亡团体。
王化琴在成都与康乃尔重逢后,深受其影响。她和进步学生深入工农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主张,抵制日货,筹款赈济难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从抗大学员到军统特工
1937年8月初的一个深夜,王化琴和一批进步青年在党组织和康乃尔的帮助下,从成都出发,经过许多险阻,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封锁的黄河,于中旬到达延安。
走进延安,如同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什么都感到亲切,王化琴感到有说不出的温暖和高兴。
不久,王化琴进入到抗大瓦窑堡分校学习,她还与共产党员陈云洁结为姐妹。开学第一课,就是挖窑洞。王化琴和同学们手握镢头向胶泥挥动,大家虽汗流浃背,浑身泥土,但仍精神抖擞,歌声不断。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打出崭新的窑洞,蹦蹦跳跳地住进去。
6个月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要求中共派一批政工人员到该战区搞宣传鼓动,王化琴和陈云洁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之命,赴孙连仲的二十七师任政治教官。
欢送时,大家高唱《毕业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向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总还有点留恋!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驱走敌人不回来相见。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王化琴到部队后,充分利用在延安学到的做政治工作的经验,组建了宣传队,经常下部队搞演出,写捷报,激励战士们的抗日热情和士气,士兵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王教官”。
1938年初,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战场,扩大侵略,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3月,孙连仲部奉命开往徐州,参加台儿庄战役。行军路上,王化琴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的情景,感慨万千。慰问演出中,她悲愤地唱起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我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为了迅速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纠集了约25万兵力,南北夹击徐州。中国军队为保存实力,开始主动撤离徐州。
王化琴和陈云洁跟着部队,越津浦路向西经皖北往河南潢川方向撤退,每天要走七八十里。她从没有徒步走过这么长的路,沿路河道纵横,很多时候不得不涉水前行。一路尽是逃难的百姓,地里小麦黄了,没人去收割。后来,她俩不幸与部队走散,只好随着老百姓走,并打算返回延安。
从山东经过江苏,在宿县越津浦,过铁路到达了皖北,在凤阳渡过淮河,又从安徽颍上走到河南潢川,两个人完全靠两条腿,硬是徒步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西安。由于没有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加之人生地不熟,吃住成了大问题,王化琴和陈云洁徘徊在西安街头。
走投无路之际,她俩看到了一则“战干团”的招生广告,便相约去报了名,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战干团”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简称,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前3个月为入伍训练,主要为基本军事操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等军事课程。学生在受训期间,无一例外地要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军统局一个少将专员到“战干团”视察,看到花名册中竟然有两个女大学生,非常吃惊,就让校方叫来姐妹俩,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们报国的勇气可嘉,但找错了地方,我介绍你们到重庆抗日大本营去,发挥知识才能。他当即写了个条子,让她们明天坐飞机到重庆。
当时,不堪忍受战乱的王化琴想回四川,陈云洁是山西人,不愿走,于是姐妹俩抱头大哭一场,含泪分别。王化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却给她人生涂上了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第二天,一辆吉普车将王化琴送到机场,几分钟后,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西安腾空而起,直飞重庆。
王化琴从此开始了军统生涯,她在军统局第一处从事日语密码研究,被授上尉军衔,化名王坎恳。按照军统局规定,两年不许通信,三年不准探亲。此后,她被派往自贡、成都邮电检查所任副所长、所长,负责检查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刊物、报纸、信件。在此期间,她与康乃尔重逢,由于并不知道康乃尔是秘密党员,仍同其往来密切。康乃尔还几次在王化琴的父亲王连山家里居住,在王连山的帮助下,康乃尔多次逃过追捕,转危为安。
王化琴智救康乃尔等人后,引起了军统局的怀疑,军统局组成了一个专案调查组,任调查组长的恰是当初介绍她加入军统的少将专员。由于害怕连累自己,加之王化琴出身大地主家庭,少将专员极力从中斡旋,为其说情开脱,并给军统局写了份报告,称无疑可查。王化琴仅受到关禁闭6个多月的处分。
康乃尔逃跑后,其弟康克明便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跑到昭化躲了起来,后来他到王连山家当管账先生,帮王家收租纳典。
1947年,毛人凤任军统局局长后,王化琴被调离局本部,回到广元,任邮电检查所所长。王化琴不愿再参与政治,于是辞职去了泸州,并认识了泸州中学校长陆长明,开始了新的人生。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陆长明原籍河北中祥县,后举家迁往安徽,1927年参加革命后随即参加了共产党。在陆长明的举荐下,王化琴也来到泸州中学任教导主任,由于工作关系,俩人经常接融,时间一长即擦出爱情的火花,确定了恋爱关系。王连山为女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948年秋,夫妻俩生了第一个女儿,不幸的是不几天便夭折了。1949年7月,又生下大儿子陆勇。
不久,陆长明辞去泸州中学校长职务,携妻儿回到广元,任昭化县立中学校长,王化琴则任主任导师兼中英文教员。解放后,王化琴参加了昭化县举办的教师座谈会,学习结束后,正式分配到昭化中学(今宝轮中学前身)任教。
此时的王化琴婚姻美满,儿女双全,事业有成,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从1951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开展,给了国民党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毁灭性的打击。然而,由于镇反运动扩大化,出现了滥捕滥杀的现象,这也改变了王化琴的命运……
王化琴的父亲王连山因是大地主,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反革命予以镇压,因有军统特务“劣迹”,王化琴也被逮捕,关押在昭化县监狱24天,并被判处死刑。就在被押往刑场准备枪决时,因为她身怀有孕,加之时任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的康乃尔写了封信,总算把她从刑场上救了下来,但却仍被判处管制3年。
多年后,曾任昭化县副县长的陈守荣在回忆录《宝轮院恩仇》中写道:“当时,康乃尔任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刚结婚不久,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他非常客气地招待了我。康乃尔还拿出两封信,让我转交给县长胡谦。我没把信打开看过,但康乃尔已给我透露过信的内容。他说,王化琴虽然参加特务组织,但有进步倾向。她从国民党内部得知要秘密逮捕一批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消息通过他传递给了地下党组织,因此使得他和其他同志逃脱国民党的迫害,避免了损失。要求胡谦根据这一事实,从宽处理王化琴。我从重庆回到昭化后,王化琴主动找过我,问及我同康乃尔见面的情形,康是否谈及过她。我如实地给她说:康乃尔说你曾经帮助过地下党组织,传递过重要情报,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康乃尔写了信,让我交给胡谦。但是我不可能看到信中的具体内容。王化琴听了我说的话,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组织上派人给陆长明谈话,要他与王化琴划清界限,并与之离婚。陆长明开始不肯,可后来迫于压力,只得违心地与心爱的妻子离了婚。这一年,王化琴37岁,儿子陆勇仅2岁,小女儿陆英还不满1岁。
1961年,王化琴携儿女与宝轮大队八队罗顺才结婚,户口随之迁到农村。罗顺才贫农出生,文盲不识字,解放前抬过滑竿,解放后做小生意。王化琴将儿子改名罗勇,女儿改名为罗英。
从教师到农民,残酷的现实压得王化琴抬不起头来,她既要养育儿女,又要操持家务,下地劳作,为了抵挡饥饿,米糠、谷秕子、玉米芯子、萝卜缨子,凡是能下咽的,不管好吃不好吃的,都往肚子里填,所以后来得了胃病。她穿的衣服补丁加补丁,鞋子补了又补。王化琴与罗顺才共同生活了24年,未再生育。1985年,罗顺才因病去世,终年73岁。
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特殊年代,命运无情地捉弄着王化琴,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都把她当作“活靶子”、打击的对象……
到1982年,王化琴30年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组织上给她颁发了纠错文件,并召开全乡大会公开宣布,王化琴脸上有了久违了的笑容,她高兴地说:“这下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人了。”
1983年,王化琴被宝轮中学聘任为英语教师,带毕业班,月薪54元。虽然经历了多年风雨沧桑,但她的英语水平仍然很高,可以看《红与黑》《茶花女》等英文书籍,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人对话。据说她有一次游皇泽寺,碰到一群外国人,她主动迎上去,用英语打招呼,并与之交流了好一阵,那群外国人非常惊讶,他们没想到这个70岁的老太婆懂英语,不由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ok,ok!”晚年的王化琴爱好读书看报,专门订阅了《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并教两岁的孙子每天学5个字,孙子两岁半便可以读书看报,婆婆买菜,他还可以帮婆婆算账哩!
1984年春节前,王化琴的健康开始恶化,吃饭经常呕吐,经宝轮第二人民医院确诊为食道癌。开始家人瞒着她,但得知病情后,她却把生死看得很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值得大惊小怪。”又说:“红楼梦中妙玉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不管你多么富有,你的归宿仍然是一座坟!”去世前3天,虽然神志不清,但她仍然断断续续地吟诵着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1985年3月16日晚9时,71岁的王化琴驾鹤西去,恍若一缕轻烟随风而逝,为宝轮这座千年古镇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让人叹息的凄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