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未来的“第二历史”
1942年，送子参军对摄影的表面真实性曾经而且至今仍然吸引了无数人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对于一些具有特定用途的照片展开符合自己的目的与想象的加工甚至捏造。现居北京的张大力的展览图录《张大力：第二历史》（Zhang Dali: A Second History, Walsh Gallery,Chicago,2006），给我们讲述的就是有关照片加工与捏造的方方面面。
大量的经过巧妙加工的照片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流通，重新塑造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与态度，也加固摄影带来“真实”的假象，这可能是掌握权力者对于摄影的一厢情愿，但也反映出摄影的脆弱性。照片并非自立，它们会被经过各种方式的扭曲而成为假充“见证”实为欺瞒的心理征服工具。
张大力持续有年的《第二历史》系列，则是一个对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的官式宣传照片的“破案”实践。他或从图书馆翻阅过期的画报、杂志与报纸，从这些不同时期的报刊中发现同一张照片（往往是“新闻”或宣传照片）的不同刊载形态，或是找到本来已经存入档案但后来因为年久而被处理掉的原始照片，进而查考其繁杂的加工、使用与传播过程，给出一张特定照片在加工使用过程中的链条式展现。在这个工作中，张大力尽可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图像“组装”过程，寻找、比对一些历史照片的不同流通版本，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照片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不同的政治要求与现实环境而具有的不同使用方式。
这是一个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于档案馆、图书馆等视觉文献储藏空间的既令人兴奋也非常沉闷、同时也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通过他的工作，我们发现，在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的肖像照片中，他一脸忧虑憔悴的表情在他掌握政权之后被修涂为英姿勃发，从年纪上看也年轻不少。而在毛泽东去世后1978年刊出的1945年的重庆谈判照片中，陪同他来到重庆的美国人赫尔利被修掉了。在一些有关1950、60、70年代的中国建设报道的画报照片中，编辑们可以根据对于画面与“美好”未来的想象将几张照片加以组合，以得到更为美观、壮观的画面。
从张大力的工作，我们发现，对于摄影图像的改篡，基本上包括了对图像的裁剪、对于画面中人和物的处理（经常是消除某些人的形象，偶尔也会加上或者调换某个人的形象），以及说明文字的不同书写等多种方法。这些形成了“第二历史”的“历史”照片的“创作”手法，如美术史家巫鸿在本展览图录中所归纳的，基本有七。“（1）取消照片中的特定人物；（2）置换照片中的人物；（3）框定局部，取消形象的上下文；（4）改变背景，突出中心人物或主题；（5）增设或取消道具和细节；（6）对中心形象加以‘提高’和润色；（7）改换或增加照片中的文字部分，给予画面以不同的或加强了的主题。”（P7）巫鸿同时指出，“这些方法常常结合使用，其目的有多种，有时是直截了当的政治性的，有时则是带有‘艺术性’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理想的画面。”（P7）
张大力所谓“第二历史”，是指摄影者拍摄到的影像（此为“第一历史”）在某种明确意图的指导下，经过特殊的加工编辑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历史样貌”。这种“历史样貌”经过宣传媒介的传播而植入人们的视网膜与头脑，形成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的一种官方版本的叙述。这种历史叙述，往往夸张、扭曲甚至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的、美学的目的而不惜篡改事实。而张大力的工作，则是要通过一种追根溯源的、具有视觉谱系整理性质的工作，还原“第二历史”如何成为“第二历史”的来龙去脉，解开这个“第二历史”的形成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张大力对于“第二历史”的破案而展开的一系列侦破，使我们获得了有关“第二历史”的真相，同时还多出了一份可称之为“第三历史”的有关“第二历史”的历史资料。
1860年，林肯和南方政治家约翰·卡恩换头的图片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左图）《雷锋精神永放光芒》，宣传画册，无出版日期。（右图）《学习雷锋好榜样》，新闻展览照片普及版，新华通讯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编号：5007，每套9张，定价：四角五分，一九六五年六月出版。
1939年，英国女王和加拿大总理麦肯斯，在阿尔伯塔省班菲镇
这些图像与档案的关系至少具有两重关联。一是从已经成为了档案对象的报刊中梳理一个寄身于这些报刊中的某个单独图像的变迁史；二是从成为了图像档案之一部分的某个特定图像着手，从它被如何剪裁、拼接开始去考察其在图像编码中的前世今生。张大力对于这些历史照片所做的辛苦繁重的“考据”工作，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对于历史照片的发掘而蓄意引发无批判的历史乡愁，更不是进而推动对历史影像的商业消费。他的影像实践活动，是对于历史影像所做的一种“去魅”努力。而这种努力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更是张大力本人对于中国现代史的一种态度与立场。这种“去魅”努力，同时也是对于摄影这个媒介本身的。由于包括张大力在内的不懈地破解摄影的表面真实性的努力，我想，人们对于如今流通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像的警惕性也会不断提高。揭发图像生产中的各种手法与惯习，是提升公民破解媒介编造的各种神话的能力、改善自身的媒介素养能力的重要方面。
张大力的图像排查工作，暴露了出于各种目的对图像的放肆篡改，以此揭发图像生产与流通的机制、惯习以及思想操控的意图，清晰地呈现了“新闻”生产中的复杂的力量关系。这个工作当然触及了过去中国的新闻实践与伦理，同时涉及今天的新闻实践与伦理，再次提出了至今仍然必须正视的报道底线何在的问题，这当然也包含了摄影家本人对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反思与批判。
张大力的排查工作现在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的类似作为，这当中也包括了台湾的类似作为。而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如下问题：改篡图像或许是一种全人类的习惯性行为，但是它与一个政权与政体的开放程度成某种正比关系。越是开放的政权与政体，其对于图像的管控可能就较为放松，因为它对于自身的合法性比较的自信，而越是威权的政权与政体，越是希图“极”其“权”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部分，图像当然也不可幸免。
在2006年于德国的柏林世界文化宫的发言中，张大力说：“这些图片只不过是可视物体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以及主观愿望和美学观，当你仔细的欣赏和凝视这些图片时，你会感觉到人们对每一张图片的苦心经营，你能摸到历史的脉搏，感觉到他们心脏的跳动。”（P11）
1865年，马修·玻拉蒂拍照的美国内战时的将军们
1927年10月4日鲁迅在上海（上图）《鲁迅1881-1936》，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北京五四大街29号）北京新华印刷厂-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1977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787×1092 1/12 开，印张：152/3，书号：7068.541，定价：3.50元。
《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Lu Xun》，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85E—179P，中国国际书店发行，中国北京，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除了在国外的一些展览之外，《第二历史》也曾经在2010年在广东美术馆以个展形式展出过，后来又在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上展出了包括更多新作在内的部分作品。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历史》至今还没有以正式出版物的方式在中国出版发行过。
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档案热：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印象》（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n）中指出：“对档案的处理不是一个关于如何应对过去的概念。它是一个抛向未来的问题，一个关于未来自身的问题，一个对明天反馈、承诺和担负责任的问题。”张大力至今仍在继续的工作，其指向就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不仅是指向过去，更是指向未来的。他提出的所有有关改篡图像的指控，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更为诚实的、因此也是内心更为踏实的时代的到来所开路的。可惜的是，他的良苦用心经常被理解成是不怀好意，有意发难。
责任编辑／阳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