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再见,中国;再见,张国荣

作者:文/尚陆 Text by Jean Loh  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Photos by Patrick Zachmann
玛格南摄影师帕特里克·扎克曼(Patrick Zachmann)拍了三十年的中国影像,2016年4月至6月,他在巴黎欧洲摄影之家做了一个主题叫《再见,中国》(So Long, China)的回顾展,展览的592页厚的画册,同年十月在法国获得了摄影丛书的最高荣誉奖,纳达尔奖 (Prix Nadar)。在这本Xavier Barral出版的摄影集上,扎克曼的自序是这样开始的:“1982年我就想通过电影去了解中国……”

扎克曼确实是这样开始拍中国的,他希望走进北京和上海的电影工厂去采访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电影复兴。但是他又说道:“如果你没有官方的邀请,就没办法接近这些电影工厂,尤其是首次由外国摄影记者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努力说服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给他签证,他特地写了一个计划,解释他的目的和动机,辛苦了几个月,最终他们同意了,可是要他全程自费:机票,翻译,住宿。这些预算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扎克曼只好再次跟他们协商,苦求他们,对他们说,“我是一个年轻的,没有多少钱的摄影师。但我可以帮你们在飞机上拍照片,这样你们可以用来做广告。”结果扎克曼获得了赞助,包括一张头等舱的机票。

扎克曼跟我讲了一件有趣的轶事:“我一上飞机就碰到了马克·吕布。他看到我在机舱里拍照,就问我:‘你是谁?你在做什么’我有点紧张,就跟他解释,毕竟马克是拍摄中国的著名摄影大师,我也挺尴尬的,因为他是一个人坐在经济舱。可是马克还是很大方地给了我很多建议,哪些东西可以拍,哪些不能拍,以及在中国要注意什么。”

1982年扎克曼还是个自由摄影记者,他胆子已经很大,自己一个人跑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去报道意大利警察打击黑手党的故事。他要等到1985年才加入玛格南。

1982年扎克曼很兴奋地来到中国,可是发现一切还不是很理想。到达北京机场,过关的时候麻烦就开始了,“他们仔细地检查了我的300卷胶卷,还好来了一个负责接待我的干部,还有一个翻译,他们帮我处理了这些问题。但是我申请拍摄的项目,一大半都给拒绝了。他们也没有给我任何理由——除了给我一张笑容。其实他们老早已经安排好我的行程,我记起了马克给过我的警告:‘第一,千万不要发脾气,不要给他们甩脸;第二,政治方面要谨慎,不然你就会被赶出来,不能再去中国了‘。”

扎克曼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香港导演、古装电影大师李翰祥在大陆拍清宫三部曲的片子之一《垂帘听政》,拍摄地点大部分在紫禁城。他们介绍了年轻美貌的演员刘晓庆给他,扎克曼对我说他们互相有过多次眼神交流。我想“浪漫的法国人”到了异乡总会有一点幻想,通过双方不流利的英语,他以为刘晓庆有意跟他出国。他跟官方讨论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可以在拍电影的剧场旁观,但是他抱怨身边24个小时都有那个干部和翻译紧紧地陪同。

我催促了扎克曼一段时间,他才找出从未发表过的刘晓庆的照片,还有一张相片是香港明星梁家辉梳着清末皇帝的辫子坐在刘晓庆面前,在斜阳的光线下,用他的手指玩出皮影戏的一幅决定性的瞬间。在一张怪异的照片里我看到刚被剃光头发(准备演清末皇帝)的梁家辉正伸着脖子给戴着解放军帽子的北京老师傅用剃刀来刮胡子,两个穿着80年代侦探风衣的客串演员在旁边围观,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另一张穿越时空的照片是刘晓庆坐在面包车里穿起古装戴着清宫贵妃的头饰被一群影迷从窗外围观,这些好奇的年轻小伙子还穿戴着文革时代的工农兵服装和帽子。李翰祥导演的电影《垂帘听政》拍摄过程中的演员刘晓庆,北京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

李翰祥导演的电影《垂帘听政》化妆中的香港明星梁家辉,北京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

李翰祥导演的电影《垂帘听政》拍摄过程中的演员刘晓庆和香港明星梁家辉,北京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

沙洁导演的电影《奇迹会发生吗》,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向梅,1982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对于围观,扎克曼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在北京马路上有一群人包围着我,他们好奇地盯着我这个‘高鼻子’,可能是首次见到一个西方人,他们靠近我一步,我往后退一步,还有人跑过来拔我手臂上的毛,有些小孩甚至被我吓哭了。”

扎克曼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是《秋瑾》,是中国第三代导演谢晋的片子,讲一个中国的女诗人反抗清朝的故事,演员是李秀明。扎克曼再次抱怨道:“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俄罗斯风格的大饭店里,可是为了不让西方的鬼佬接触中国人,他们拉了一个大屏风,把我和拍摄团队隔离了,导致最后只有我和那个干部、翻译一起吃饭,吃得我非常郁闷。”后来扎克曼为谢晋和一些剧组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拍了肖像,有一点比较亲密的接触,他说:“还是有点遗憾,因为有干部在旁边的原因,导致谢晋不能跟我好好交谈。”

扎克曼离开北京后马上去了上海。他说:“我即刻爱上了这座城市,我的新翻译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却讲得一口流利法语的中国女孩,我参加了《廖仲恺》的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叫汤晓丹,他手拿着扩音器来指挥一百多个客串演员,他们都穿着1920年代的服装。在上海码头上,主演和客串演员手提着行李从一艘大轮船上走下来。我沉醉在这个还原1920年代的时光,我多希望我真的活在那个时代中。”后来他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制片厂,去拍摄沙洁导演的《奇迹会发生吗》,这部片子好像是在歌颂当时的政策:市场开放,消费品的自由买卖。扎克曼拍了漂亮的上海演员向梅,她穿着睡衣站在一个巨大的卡带收音机前面,好像在拍广告片一样。

1990年代,扎克曼重访中国,调查移民到法国的温州人和移民到美国的台山人他们的故乡。包括跨海到台湾的闽南人,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他跑了广东福建浙江这些地方。刚好在苏州碰上中国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他正在拍巩俐和张国荣合演的清末民国背景的文艺片《风月》。我猜想这部片子特别吸引扎克曼,他可能以为这部片子是描写上海黑帮的,结果他却闯进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我很荣幸地再次帮帕特里克·扎克曼找回他已经忘记了的张国荣的剧照。因为他在法国不知道张国荣有这么多歌迷影迷,也不知道他2003年的去世让几千万粉丝哭到崩溃。这些照片都没有被他选进他在法国欧洲摄影之家的回顾展,也没有出现在他的“So Long,China”《再见,中国》画册里面,所以我觉得我的任务是要把这张罕见的张国荣的肖像呈现出来,让大家“再见”。好奇的北京人在观察我这个“高鼻子”,北京,1982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

导演陈凯歌和摄影师杜可风正在准备拍张国荣和巩俐在《风月》片子里的一场戏,苏州,1995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

电影《廖仲恺》(1877-1925,民主革命活动家)是汤晓丹执导,董行佶主演的剧情片,影片讲述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的故事,上海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通过扎克曼的见证,我们可以观察导演陈凯歌如何在镜头前耐心地指导演员们,以及看到摄影师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的工作状态。难得的是扎克曼精心复制了杜可风布置的照明:强烈的明暗灯光打在张国荣和巩俐的脸上,突出了主角内心的矛盾,民国时代一个腐朽的大家族面临最后时光的惨淡写照。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荣和巩俐的专业度,在陈凯歌用双手形成的取景框下,张国荣沉重忧郁的表情说明他已经准备好下一场戏的心情和状态。美国《时代》杂志的电影评论记者理查德·克里斯(Richard Corliss)当年在苏州采访张国荣时赞叹他的确是一个优秀的“Onetake Leslie”。他是一个不需要重复试镜的演员,导演叫“Action! Cut!” 一场戏就完成了。

扎克曼的成功之处就是他抓拍到这位偶像最独特的肖像,这个中国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眼神中流露出动人的神韵,穿着《风月》片子里最后一场分手戏的服装,张国荣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手上拿着一根香烟,冒出来的烟云好像反映着他的沉思,整个脸上就挂着沉重的矛盾和悲痛的逃避,回答着巩俐的提问:“我问你,你爱不爱我?”

责任编辑/阳丽君张国荣在拍摄《风月》中的肖像,苏州,1995年。摄影:帕特里克·扎克曼 ( © Patrick Zac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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