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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在有一个假象，中国人非常富裕，购买力很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有一亿人很富裕这个比例就不小，如果有三千万人到国外疯狂购物，也会表现得很有钱，但这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我讲的是全体居民。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一半人口甚至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在贫困线以下的，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有饭吃、有衣穿，基本生活没问题，但没有多大消费能力。

目前，由于城镇居民中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预期不断下。减税清费仍需加码，把政府拿走的税收比例减下去，让居民家庭拿到的收入比例提升，并且让全体居民家庭感觉到这个增长不是暂时的，而有一个长久的预期，这样整体的消费能力就出来了。大规模减税会让老百姓高兴，一边是国民高兴，另一边又让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政府的税收也随之上升了。

最近三年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但是三年的上升相对过去20年的下降，远远不够。政府如果非常关心长远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更大幅度的减税清费，而且重要的是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比如给从事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减税免税，让企业普遍恢复活力。

2017年以来民间投资下滑特别严重，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内需不足，因为严重产能过剩。当市场上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民企面对的是硬预算约束，民企需要生存，如果乱投资造成资不抵债，要破产的。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市场上没有需求的时候，那么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面，如果还要用刺激方式顶住经济增长，民企很难参与其中。其结果就是变成了你提到的，让国企为主力投资，而国企靠的是借债，这个债往往是要变成坏债。当整个市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更容易导致国进民退。人们讲国进民退已经很多年了。国企改革、内需不足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民企更没有兴趣去投资，更没有机会去投资。

产能过剩与杠杆率猛增。这两个并行的问题都是软预算约束问题驱动的。国企、国有部门面对软预算约束，导致投资过多，由于不需要顾忌后果，也不怕破产，国有部门的过度投资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当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就把经济增长的下一步可能性给搞掉了。所以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措施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刺激一下投资，用什么办法刺激一点消费，都是“补丁式”的。

中国经济面对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另一个是稳定问题。刚才基本上集中讨论的是经济增长。其实稳定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搞不好可能很危险。实际上去年的股灾就是一个典型的稳定性问题。去年的股灾由于爆发快速，所以泡沫没有那么大，如果股灾没有很快爆发，假定决策者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维持股市泡沫继续膨胀，涨到了今年再破的话，那很可能引发全面的灾难，就不仅仅是金融市场层面了。

大家一直在谈国企改革再出发，但是混合所有制如果作为过渡的一步没有错误，但关键在于控制权，无论是从《公司法》的角度，还是从宪法的角度，都强调保护产权，无论谁的产权都要保护，当民间资本进入国企的时候，民间资本一定关心的是自己的产权怎么保护，民企有没有控制权，如果控制权由政府或者国企掌握，让民间资产进来，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定会失败，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民营企业不信任这些国企，它不愿意再进来。

因此，国企改革必须在所有制上放开，这才叫改革，而且这才和公司法是一致的，否则根本上违反了公司法，《公司法》制定中就强调产权保护，作为股东是有权利的，股东有权利来任命经理，股东在大事情上有投票权，所以混改后，所有的股东权利都是平等的，国有股和私人股的权利都是一样的，如果国有股占10%，民间股占90%，那一定是民间控股；民间如果占51%，国有占49%，也是民间控股，而且真正的决定权在最后的投票，投票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说谁控股，而是集体投票的结果。所以国企改革需要服从《公司法》，违反了《公司法》谈不上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