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诗与远方
十月下旬的河北威县，已有一丝寒。赵庄村就在离县城20里地的乡野中，村头有一片棉花地。这是我二访赵庄村，因为那里有一所据说被十余万人次参观学习的乡村学校。
这所位于冀南平原乡野的学校，地理位置尚属不错，在穿越威县的106国道东侧，一条村道的尽头。去年来的时候，村道泥泞坑洼，如今成8米宽的水泥路，而两边依旧是正在绽放的棉花。村民小春说，很多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种棉花不用怎么打理，留守家里的老人可以应付。路的深处，是村庄。村民的房屋大多是独门独院，厚实的围墙，高耸的门楼，紧闭的大铁门，肃穆而寂寥。偶尔大门下的三分之一小门敞开二分之一，进出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小孩。终于是路的尽头，一扇偌大的密封的铁门紧闭，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威县人才学校，到了。
这里有朗朗读书声
不起眼的校门，甚至有些颓废，很难想象这就是十余万人次的同行慕名学习的名校，竟然如此低调。低调的还有看守大门的大爷和大妈，从偏门探出头来，小春打了个招呼，铁门缓缓地拉开。
碰巧是上课时间，只有几个人来往于空荡荡的校园，而校园的硬件设施一如传统的北方乡村学校，简陋朴素，有几栋校舍斑驳的墙体如年轮般的皱纹老态尽显。据说，威县人才学校所在的这片土地，是1950年创建的威县赵庄师范旧址。1988年，驻赵庄三十八年的威县赵庄师范迁往县城，有部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被保存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村长杨海亮找了几个合伙人，雇了三支建筑队对旧校舍进行了维修、改造和重建，几经周折，威县人才学校于1996年开张。
1996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达30.48%，乡村劳动力外流、空巢化、土地荒废等社会问题已浮现，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也曾使建校之初的威县人才学校“缺”学生。
肩挑校长重担的杨海亮说：“办学之初原定招收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一的学生，却只招来了17名年龄不等的学生。”5位校长、20余名老师、17个学生，威县人才学校也遭遇到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的挑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发布过一篇《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以致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
是什么，让艰难启程的威县人才学校坚持到了今天？威县人才学校抓住了两个关键要素：留住好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充分发挥民办教育的灵活性和优越性，筹借民间资本，确保老师的收入高出当地公办学校老师的一倍，稳住“军心”。收入有了保障，老师的干劲自然高涨，教学质量自然跟着提升。
终究，威县人才学校破釜沉舟的勇气得到了回报，到了第三个招生季，报读的学生已突破了500人。随着不断的教学方式优化改革，从模仿的“衡水模式”到自主研发的“3331模式”，威县人才学校趟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教育道路，蜚声燕赵。
“那是新建的综合楼，”小春指着正前方一栋五层新楼，近年来学校生源井喷式增长，旧校舍已不够用。
新旧两栋教学楼之间，朗朗读书声此起彼伏，带着朝气，荡漾于赵庄村。
乡村教育不是一道是非题
中国有句老话：严师出高徒。对于孩子教育的选择，也许无分城市或乡村的家长，大部分都希望能遇上“严师”“严校”或“名师”“名校”。尤其对乡村家长来说，读书几乎是鱼跃龙门唯一的途径，一所名校一位严师，俨然筹码增加不少；同时他们还寄望于学校和老师扮演家庭和父母的角色，管束好留守家中的孩子的德育品行。
面对乡村家长为生计背井离乡的无奈和乡村教育自身资源匮乏，又被寄予除教学外的教育重任，乡村教育只有且行且探索。
曾闻名全国的“衡水模式”，教育界有过趋之若鹜之态。如果不是那名不堪重负的学生纵身一跳，也许还没能唤醒社会对的如斯极致的应试教育模式的反思。
威县人才学校也曾效仿过近水楼台的“衡水模式”，在短时间内学生的成绩普遍提高，在2002年的中考，有23个学生名列全县前100名，并在连续5年内中学升学率居全县第一。这不菲的成绩，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学生人数猛然增至2000余人，生源不仅于威县，还有别的县城，甚至邢台市区、邯郸市区、石家庄等地。
现供职于某公安局的陈警官，毕业于威县人才学校，当年也接受过“衡水模式”的洗礼。对于我提问的“衡水模式”好还是坏？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跟我讲了这样一番话：“当时父母送我入读威县人才学校是因为它管理严格，教育抓得紧，出成绩。有人在某些不严格的学校，不但没学好，还常逃学打游戏机，甚至交了坏朋友，学坏了。”
威县人才学校的某位老师也曾跟我说过，父母大都希望老师和学校严格点，看管好孩子，因为他们忙于五斗米劳碌而没有时间管教。据悉，威县人才学校的留守儿童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非本村学生基本住校，每连续上11天课放假3天。
因此，教育不是一道是非题，尤其是乡村教育，有着无限的变数。
2006年，施行约5年多“衡水模式”教育的威县人才学校，遭遇滑铁卢。“学生招进来的人数多了，但是流失的也多了，每个学期的流失学生达到100人、200人、甚至300人。”杨海亮纳闷，“我们的成绩这么好，管理这么严格，学生为什么还要走？”几番调查之下，才得知学生受不了这高压式的军事化教学。“上学读书就像掉在了一眼枯井里，淹不死也爬不上来，半死不活地受罪。”有些离开的学生如是说。
掌握了问题所在，威县人才学校开始探索如何让学生快乐主动学习起来，于是创新出“3331”模式。所谓“3331”，是基于时间和知识的分配。即：课堂知识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解决30%、小组交流解决30%、提问展示解决30%，最后由老师点评精讲解决10%。每节课上，老师连续讲解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整节课讲授时间不超过8分钟。目前，“3331”模式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普遍欢迎，且让威县人才学校的成就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乡村教育，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在遵守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乡村教育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他们的诗和远方
然而，对于学生分数的重视，大部分乡村学校还是摆在第一位的。
驻扎威县人才学校几天，我发现其校内校外大大小小的宣传窗口，几乎全是学生的分数排行榜以及考上重点学府的荣誉榜。这对学生来说，是表彰，也是鞭策，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学校对分数的“迷恋”。
除了追求高分考大学，乡村教育的未来应该走向何方？
四川阆中几所乡村学校这些年所作的乡村教育尝试——做朴素而幸福的教育，也许是一种探索。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远离他们曾经安身立命的土地后，在地方政策的支持下，阆中的学校却领着孩子们走了进去。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向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惟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也惟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阆中乡村学校的尝试正是“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劳动教育”，他们带着孩子们亲近乡土文化，开辟菜园，播种种地，学习当地手工艺，开展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如今，阆中乡村学校的尝试颇有成效，几所乡村学校以及办得美丽且富有活力，让我们看到教育对于乡村的价值所在，不仅仅是考大学进城这一个功能。
其实，早在1926年，陶行知就曾尖锐地抨击当时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而今日的乡村教育，这种情形依然存在。乡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使乡村本土知识和乡土文化逐渐萎缩，失去了生存空间，也淡出了乡村学生的视野，割裂了乡村学生对乡村的情感，削弱了乡村学生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以致丢失了宝贵的精神之根。
少一些功利，多一份思考，也许我们就能够发现，在数百幅庆祝威县人才学校20周年庆的师生作品那一幅用谷物粘贴而成的画，虽显粗糙，却有着深深的诗意——
乡村教育还有诗和远方，请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