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旅行家

诗人，曾从事地理杂志工作，2011年发起并创立了青年项目“各种未来”。希望借《旅行家》专栏“大地报告”重写另一种中国行纪。

我在夜间进入山西，由于汽车行驶在能见度极低的空间里，速度缓慢。纯出于身体本能，虽然看不见周围的环境，但可以感受到正在穿越一个庞大而特殊的山地空间，直到我看到车窗外飘动的雾气并非河北的雾霾，而是山间的烟云时，我才意识到，我正在翻越太行山。过娘子关后，再经阳泉煤矿、介休、昔阳、长治、太原武宿，沿途地名渐与大都直白粗俗的风格迥异。

政治思想史学者E.沃格林创造了“脐点地区”这一词语，命名某一地区文化的集中发源地。在《城邦与秩序》中，他使用该词阐释希腊克里特岛等地的中心位置。过去，我曾在西藏冈仁波切—玛旁雍错地区联想到过这一命名。那段时期，长时间在阿里高原的奔波颠沛常常使我希望返回内地山川，并且，像理解分布在犍陀罗通道的那些伟大而破碎的凤毛麟角——壁画、雕塑、断壁残垣——那样，理解汉语诸子的中原，那里存留着同样伟大而又羸弱的碎片。

进入临汾地区后，尧、卫青、霍去病这些名字逐一出现在沿途的地标之中，地貌的展开仿佛也启动了内在的记忆。由临汾至吉县沿途，黄土高原断面明晰，冬天使之更显古老。这也是谢阁兰、奥登、泰戈尔阅历过的大地，今天，我们这些沉浮在时代中的名实不辨的人，距离它们并不比外来者更近，且往往需要通过理解自己国家深处的事物才能理解这些外来者。如果日本人未犯山西，泰戈尔的晚年可能会在晋祠附近度过。泰戈尔在《中国讲演录》的第一讲中——具有自我介绍性质——提到的第一位欧洲作者是海涅，其次是歌德《浮士德》。这段文字可以读作他对印度年轻一代反对者的回应：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女传教士，便请求她帮助。我勤奋学习了好几个月，但是由于我的头脑相当灵活，而这并非什么好的品质，我能持之以恒。我具有那种危险的敏捷头脑，它只能助长人们过于轻易地猜测意思。我的老师认为我几乎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但这并不是真的。不过，我成功达到了目的，了解了海涅，犹如一个梦游者，轻而易举穿越着一条条未知的路。……然后我又尝试歌德，但那未免有些过于雄心勃勃。借助于我所学的一点点德文，我确实在通读《浮士德》。”

“我具有那种危险的敏捷头脑，它只能助长人们过于轻易地猜测意思”，可以作为持久有效的警句。在《中国讲演录》第一讲中，他向中国人揶揄自己的外貌：“你们之所以确信我是诗人，是因为我生有一嘴灰白的美髯。”但中国听众没有准备好的是，泰戈尔是携带着沉重的被反对来到中国，这也是《中国讲演录》第一讲中自我解释性的表达的背景，他希望我们对他所受到的争议具有一种前提性的了解——他之所以受到争议，是因为他来自一个正在发生宗教、文学和政治的三重变革的国度。这几乎是一个君主的告白——他告诉我们：他，产生自三大时代运动。很难想象萧伯纳（不到10年后受邀访问中国）会这样介绍自己。我们对他所负载的来自三种力量的反对也毫无准备，我们主观认为，他要在我们这里卸下一种新鸦片。泰戈尔携带着年轻人的反对、以及与激进民族主义者不一致的观点来到中国人面前，却正好遭遇了中国大地上的一轮祛魅浪潮：新文化运动。于是在中国，他又经历了一次残酷的被反对。鲁迅和闻一多——我们的左派领袖——近乎癫狂地抵制了他。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对儿话题男女（徐志摩与林徽因）也给了左派攻击者漫画化的理由，两个阵营展开芜杂并时而低俗的争吵。闻一多——英诗崇拜者和形式主义者——亟须为中文诗寻找新的格律，对散文化的泰戈尔在汉语里下达逐客令。有些奇特的是，只有军阀阎锡山感念这个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印度克莱门。

当时，耄耋之年的泰戈尔对中国之旅感到疲惫和失望，逗留在北京，准备稍事休整之后由大连出海，前往日本，继续寻求关于“亚洲共同体”的对话者。身旁的人告诉他，也许他可以去山西，建议者认为山西尚能看到中国文化在本土生活中的存续。于是诗人动身，翻越太行山，进入晋地，阎锡山执弟子礼迎接了他。泰戈尔提到，是否可以在山西寻求一个地方，作为他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基地，阎锡山当即应允，许诺给泰戈尔晋祠附近的一块区域。于是泰戈尔放弃了去日本的计划，返回印度，准备筹款实施他在山西的乡村建设实践。但随即，日本人的战火已至，一切计划尽作泡影。在今天，中国南方的社会工作实践者——民间公益组织或各种“乡土合作社”的工作者——正在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实现泰戈尔的设想。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极少有当代中文诗人讨论和引用罗宾徳拉纳特·泰戈尔，但一些南方民间公益实践者会提到他。

日军入山西后，兵锋西进，停在吉县的黄河边，再未渡河入陕。如今，依然作为界河，陕西和山西平分壶口瀑布两岸的旅游生意。虽属冬季枯水期，壶口瀑布景观的说服力仍然绝对。郦道元称这来自洪荒的大河“以通中国污垢”。在我们的传统中，见识黄河，是一种精神的成人礼。我们的前人通过面对这条真实的大河而非书卷，理解“君子”这一精神类型所应具备的智识、人格与能力要求——这是一种古典教育，因为，理解黄河，意味着理解中国的秩序史，意味着理解由它而分布的形势与力量格局，以及“中国空间”是一个怎样的地理构造与力量事实。黄河一直是一条地缘政治的河流。在中国历史中，“过河”与“过江”有着不同的意义，相比之下，长江主要与不同时期的内战和知识分子的放逐生涯有关。

过去，我在沱沱河（长江上游）边的一个夜里，去听摩擦拥挤的满江浮冰，忽然想起并理解了曼德斯坦姆的诗句“我听见那最初的冰”。我也愿意去看看黄河的上游和发源地。在《战地行纪》中，诗人奥登与作家衣修伍德沿黄河旅行，衣修伍德写道，奥登对黄河边测量水文线的铜牛仪器兴趣浓厚。这种传统的但并没有多少当地人理解的尺度工具，使奥登形成对中原传统地理秩序的理解，以后，这一空间认识出现在他的长诗《诗解释》中。在这次中原之旅的过程中，由于各色人等纷纷撤离战区，能够接待奥登一行人的惟有留守在黄土地上的传教士们，也正是他们，逐渐否定和纠正着奥登“过于轻易地猜测意思”的“那种危险的敏捷头脑”，使他意识到这条“未知之路”既非他这样的外来者，也非中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越，同时他也看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然往往“犹如一个梦游者”。

经舜陵和盐湖区，过运城关二哥故居，未及拜谒。运城盐湖是地球上的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正是这座盐湖的生产力，吸引了尧舜禹三代君主在此建都。现实并不像历史修辞中那样，这一带显得萧条沉寂，坚硬灰暗的工业地貌使人很难想起矗立在这座大地上的庞大历史，像一些被遗忘的巨人的幽灵，而与之对话者，却往往是那些外来者们。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幅谢阁兰进入中原时拍摄的银盐纸基照片，他所望见的天际线与如今不同，大地还保留着最初的起伏，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后，人造地平的现代空间建设使大地的曲线消失。同时，仿佛有一个疯子用巨锤把大地砸了一遍，文明破碎溃散，仅仅留下只言片语的碎片残留在各个角落。尽管如此，密集的历史材料仍然使我感到窒息——荀况出生在这里，我曾在诗剧《韩非与李斯》中写下他的两个学生关于他的对话；由此往西的永济，是王维家族的故地，往南不远即龙门石窟。陕晋豫三省交界又使我油然想起E.沃格林所称的“脐点地区”。

有的作家会在晚年，逆反自己过去的追求。这仿佛是一种具有自我拯救性质的平衡，尽管作者的形象已经定格于过去的成就。这种反转现象有时因为愧疚，有时因为——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定义——“作者之谎言”还缺乏一次必要的真实性的深化，或两者皆有。由于《碑》、《勒内·莱斯》的影响，中国读者一般认为，谢阁兰对中国意象做了最诗意的再升华。“进入内亚”曾是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克洛岱尔（他的主要作品写于河北渤海湾、福州、以及由武汉北上前往北京的旅途中）、谢阁兰、圣·琼·佩斯（也曾在中原漫游）都为这一主题添砖加瓦。在晚年的书《出征》中，谢阁兰以完全现实主义的笔调记录了他最初进入中国——以及中原大地的旅途，在其中写下他初次接触东方时的不适与畏惧，这是谢阁兰晚年所写的一本反谢阁兰的书，一本充斥着种种不适应和毫无诗情画意的书。其中一些情节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写到对乘坐轿子旅行的不适，认为这种中国式的运动方式和平衡感的享受，是建立在物化了的半赤裸人体的苦役之上，因此一个长期乘坐轿子的人，会因为习惯这种舒适而不道德的平衡感而逐渐变得平庸。

这首诗迟迟没有完成，而这次陕晋豫三省交界的旅行使我重新得到一些思路。过去，我从未想过我会写一首有关黄河的诗。在临汾的一个夜晚，我决定写一首这样的诗，虚构在黄河边与谢阁兰鬼魂的对话。我模仿了谢阁兰在《碑》中的散文诗文体，他的鬼魂对我如是说——

你们的仙人喜欢活动在一个数百里长的天台范围，猴子、凤凰和桂树陪伴他们。他们是一些衣裳如绿色波纹的隐士。（在你们的南方，我嗅闻过桂树的气味。）

他们越过中国，沿一条直线飞上天堂。那是一个常常举行首脑会议的天堂，那里的领袖，是所有云彩的皇后。
你们那座伟大的山，泰山，是你们的男性高度。你们最出格的行为，也就是在山顶观望所有鳞次栉比的社会领域，好比抽大麻。

你们的雷神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阴影，像乌云的影子。你们的河流是灵魂的灵魂，是一个长长的叹息。河流，难道不是一种始终带给你们快乐的方式吗？你们的一万件事，不是都很喜欢抛掷给东流水吗？

你们的诗人喜欢说：“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认真点头哈腰的人？”他们的内心是迷失的烟霞。

你们的老师一脑子战国意识。流寇在运动。绅士政治家在写他们的书。那一座座包围你们的山峰，你们的屏障，像十数万个患有白内障的人。

由于时间有限，我没有自壶口北上，穿越晋陕峡谷进入内蒙古，我希望这是以后的旅程。我按照原计划南下，到达芮县，去看永乐宫壁画。永乐宫新址在大禹渡与风陵渡之间，遥瞰三门峡和洛阳，壁画衰褪，色彩暗淡，如同一个虚弱的镜像，神气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