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旅行家

据说在1976年的墨西哥城做一个诗人，必须在两大对立阵营中选择其一：一派以诗人埃弗拉因·韦尔塔（Efraín Huerta）为精神领袖，另一派是围绕在帕斯（Octavio Paz）主编的杂志《复数》周边的诗人群体。韦尔塔和帕斯都生于1914年，与半神级的小说家胡安·鲁尔福是同一代人，有着同样的文学偶像，比如智利诗人文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他们之间的巨大分歧或许更多出于文学之外的原因，比如对斯大林和古巴革命的态度。但根据亲历者诗人卡门·布略萨的描述，两大阵营的成员似乎并不像表面那样水火不相容：

“年轻的埃弗拉因派诗人上街走路或坐公车，蔑视旧传统，参加创作班、朗诵，在书店里潜心读书及偷书，背背包、留长发、穿平底皮凉鞋、到处发表作品、整天泡在市中心的咖啡馆（特别是哈瓦那咖啡馆）和糟糕的小酒吧。而年轻的帕斯派诗人就在埃弗拉因派咖啡馆附近的咖啡馆里彼此猛烈攻击对方的诗歌，在书店里买书或者偷书，背背包、留长发，几乎都穿皮凉鞋，上街走路或坐公车或开自己的车，在帕斯派杂志或增刊上发表作品。”

从埃弗拉因派中又分出一个在外人眼中更激进好斗的小团体，“下现实主义者”（这里把infrarrealismo译作“下现实主义”是为了与超现实主义对称），墨西哥版本的达达主义者，一切首发、揭幕、朗诵会及其他文学艺术集会上的混世魔王。这一名称来自罗伯托·波拉尼奥起草的同名宣言，其中夸张地痛斥帕斯“为国际法西斯效劳的罪行，把劣质的词语堆积可笑地命名为诗歌，一意孤行地向拉美知识界挑衅，以及他乏味至极的所谓文学杂志、令人作呕的什么《复数》”。在一次公众活动中，诗人帕斯衣着光鲜，风度翩翩地登场，突然一个下现实主义者把整整一杯酒泼在他身上。而帕斯，这位不久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只是抖了下领带上的水珠，依然谈笑自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时的墨西哥城在亲历者的描述和追忆中令人无比神往。你有机会与帕斯交谈，或者和韦尔塔辩论，还可能在咖啡馆里遇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阿尔瓦罗·穆蒂斯。日后文学史上光芒万丈的星辰，在彼时彼处都触手可及。不过波拉尼奥选择离开。1977年，他用两篇文章的稿费买了机票，离开他在其中已经声名鹊起的世界，就像他在《下现实主义第一宣言》中用大写字母写就的结束语：

再一次，丢下一切奔向条条道路

因为要“活在文学之外”。他在访谈里是这样说的：“我在墨西哥的生活与文学紧密相连。我生活在作家之间，我的世界里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到了巴塞罗那我开始在一个没有作家的世界里活动。我有作家朋友，但慢慢地也开始有其他的朋友……感觉好极了。”波拉尼奥来到另一片大陆另一个城市，做过洗碗工、服务员、守夜人、卸货工、清洁工……他还以“头皮猎手”自诩，四处参加文学竞赛，劫掠各种中小型文学奖项，偶有斩获就能在一段时间内极大改善个人生活水平。

多年以后的某次访谈中记者问他来世最想变成什么，他首先选择了蜂鸟：“那是世界上最小的鸟，最轻的种类只有两克。”他没有继续解释，但我们知道蜂鸟也是惟一能靠翅膀的高速振动在空中停留的鸟：以极速运动达到瞬间静止。在拉美古文明的各种传说中，是蜂鸟引导托尔特克人走过朝向图拉圣城的漫长朝圣路，是蜂鸟为阿兹特克人带去太阳的光热，也是蜂鸟用纤长的喙衔起盛放灵魂的花朵杯盏，将瓜拉尼人夭折的婴儿送往“无玷乐土”。

2003年7月2日，卡门因迟迟没有收到波拉尼奥的回信又写信抱怨，第二天收到波拉尼奥妻子的回复：“亲爱的卡门：波拉尼奥托我写信告诉您他已住院……他很快就要去键盘的另一边了。卡洛琳娜”。十余天后，《2666》的作者“再一次丢下一切”上路，去了他的2666，或“键盘的另一边”。他有两句诗很适合印在《2666》的扉页，可以成为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对研究自己作品的学者们的留言，也可以当作波拉尼奥向我们这些出于各种动机翻开《2666》的人所传递的信息：

La aventura no termina jamás

Y tus ojos me buscan.

冒险永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