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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苏洵的“老泉”之号

作者:撰文/张培锋
近些年来,有多位学者为文,辨析苏洵是否“号老泉”,或者辨析“老泉”之号属苏洵还是苏轼。检索一下电子期刊网,可以发现近数十年来,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了不下十篇,其中周本淳的《苏老泉就是苏东坡》(《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 年第2 期)一文虽然很短,但应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文章。曾枣庄的《老泉非苏洵考》(《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6 期。又据曾枣庄等《嘉祐集笺注》第548页引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此说最早应出于平氏)较周文提出更多论据。这期间,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类似文章还有多篇,较晚近一些发表的则有王琳祥的《“老泉山人”是苏轼而非苏洵》(《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1 期)一文,此文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7 年第1期转载,因此影响比较大,王文也较此前文章提出了更多的论据并作出分析。尽管这些文章长短、分量不一,但所用证据和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那就是:“老泉”非苏洵之号,“老泉山人”乃苏轼晚年所用之号,父子两人不可能同号。据我考察,近年来还没有人提出过相反的意见。

因王琳祥的论文阐述较详,本文即对其《“老泉山人”是苏轼而非苏洵》一文提出的论据和观点作出辨析,分为以下三点:

其一,王文提出的“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最早将苏洵当作‘老泉’的是南宋人郎煜”,以及“苏洵死后,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司马光、韩琦、王珪、姚癖、刘攽、张商英等百馀人作文哀悼,没有一人称苏洵为‘老泉’,而大多数人称其为‘老苏’”。按,北宋人称呼苏洵为“老泉”者确实少有(其中原因后文将作出推断),但绝非到了南宋才有,最直接的论据是收入《全宋文》第 75 册第39页的蒲宗孟《祭老泉先生文》一文(《全宋文》注明之原始出处为:《老苏事实》,宋刻本;又见《嘉祐集》附录上,《宋代蜀文辑存》卷一九)蒲宗孟是四川人,其生卒年皆在北宋时期。他与苏轼有交往,《宋史》本传谓:“尝以书抵苏轼云:‘晚年学道有所得。’轼答之曰:‘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其所作《祭文》谓:“先生初时,未学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闭户读书,不知其它。……然后知蜀之褒、雄、相如者为不足贵,而千古之下,自剑以南,独有先生焉。”这里的“老泉先生”显然指苏洵而非苏轼。

其二,王文谓:“苏轼于元丰三年在黄州作《祭老泉焚黄文》,如果‘老泉’是他父亲的别号,此文则可理解成为《祭苏洵焚黄文》,在古代回避先人名讳是一般常识的情况下,苏轼敢这样作吗?此处‘老泉’显然是地名。(焚黄文,即祭告祝文,以黄纸书写,祭毕即焚之。)”按,苏轼元丰三年所作《祭老泉焚黄文》本来是苏洵有“老泉”之号的最直接证据,南宋以来人谓苏洵号“老泉”,应直接来自苏轼此文。但王文等对苏轼此文皆作出不可能“号老泉”的结论,很奇怪。苏轼文中明明说“我先君中允赠太常博士累赠都官员外郎。轼、辙当奔走兆域,以致天子之命。王事有程,不敢言私。谨遣人赍告黄二轴,集中外亲,择日焚纳,西望陨涕之至。”这篇文章是祭祀其父苏洵的,毫无疑问。因为当时苏轼和苏辙两人皆因“公务在身”——实则是被贬谪,无法亲往祭祀,故写此“黄文”,请人择日焚烧,以遥祭苏洵。这里的“老泉”可以是地名,即王文一开始所引梅尧臣《题老人泉寄苏明允》所谓“老人泉”或“老翁井”,但何以不能因此成为其号呢?古代很多人的号皆来自地名,苏轼之“东坡”不也源于地名吗?至于王文所说的避讳一说,亦属对古人名、字、号关系的不理解。古代避名讳,但字号是可以不避的,否则子孙何以称呼其父祖?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谓宋代“尽人而有号,一号不止,而且三数未已也。夫上古淳质,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于尊者,多避名而称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号,则何说也?流及近世,风俗日靡,始则去名而称字,渐则去字而称号,于是卑行之于所尊,不但讳名,且讳其字,以为触犯,岂不谄且渎乎?”(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365页)可知宋人避讳确很严格,乃至名、字皆讳,唯号是不讳的。故诚如王文所言,苏轼文题确实不会写成《祭苏洵焚黄文》,但《祭老泉焚黄文》却是完全可以的。又,“祭老泉”三字联用,若“老泉”仅为地名,能讲得通吗?至于王文等提出:苏轼曾得钟山名僧泉公一信。他在寄诗为谢时说:“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如果苏洵号“老泉”,苏轼避讳唯恐不及,他怎么敢在僧人泉公之前作诗直呼“老泉”呢?是同样的道理,可不必再辨。

其三,王文等皆引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中的一段话:“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认为这条材料“弥足珍贵”,即因为距苏轼年代不远的叶梦得指出“老泉山人”为苏轼晚年之号,应是确切的,而“父子两人不可能同号”,故证得“老泉”为苏轼之号。按,这种观点初看似有道理,但深入推究,则知此说乃仅据一般常识而言,不明苏氏父子间之特殊心态。何以言之?幸好苏轼之弟苏辙晚年留下一篇《卜居赋·并引》(曾枣庄等点校《栾城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23页),其中写道:“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即是说:苏洵当年曾有遗言,父子三人的终极归宿皆为“老泉”,虽然苏辙晚年只能“西望吾乡,山谷重阻”,而无法真正回归故乡,但内心已与故去的父兄同在。显然,苏洵是到了晚年才“号老泉”,这是具有人生终极意义的一个号,而非一般之名号,平生未曾使用过也是很自然的;苏轼也是“晚年号老泉山人”,应该正是实践“父子相从,归安老泉”的“先君遗言”。因此苏轼“晚号老泉山人”与苏洵曾号“老泉”并不矛盾。苏氏父子三人皆在其晚年心念“老泉”,正寓含《卜居赋》中所言“汝不忘我,我不忘先”之意。苏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诗中云:“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祭子瞻文》“老泉之山,归骨其傍”等,皆是此意,与所谓“避讳”毫无关系。而苏洵、苏轼之号“老泉”皆在晚年,故苏洵之号当时可能不为一般人所知,或许只有同为川人又曾在川地为官的蒲宗孟得知其详,故唯其祭文标“老泉”之号,也是可以获得解释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就目前所见文献考订,可以确认:苏洵、苏轼晚年皆曾号“老泉”,但并非一般的名号,而具有父子相约、“归骨其傍”的终极信仰意义。南宋以来,因苏轼“东坡”之号已盛行,故当时人皆以“老泉”为苏洵之号,以示区别,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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