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我的父亲李井泉和母亲肖里是在延安相识、结婚的。当时，父亲在杨家坪中央党校学习，母亲在枣园中央社会部工作，他们不能见面时，就把心里话写在一个香烟盒大小的本子里，托通讯员来回捎带。这个红色封皮的小本子经历了战火硝烟的岁月，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并传到了我的手中，我称之为“延安两地书”。家书抵万金，本子里的十多封信不仅记录了父母献身革命的理想抱负，也真实记载了他们在延安的生活。这本“活”的革命家训，我常读常新。

我们兄妹几人里，其中五个男孩相继出生于战争年代，父母给每个孩子的取名均来自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行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在“新年祝词”中所言“胜利在望”，后来我自己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寓意经历“文革”后，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课”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严父，讲话的习惯像下命令，令行禁止，这或许和他几十年的军队生涯有关。他经常出差在外，回家的时间不多，同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说话，但对我们的革命教育却从不松懈。1966年春，他要我和妹妹去爬西昌市附近的螺髻山，红军长征时，他曾翻过这座高山。不久到了会理县，他又让我们去看保存在老乡家里的红军标语，当年他曾率部在那一带写标语，号召青年参加红军。

每逢有革命题材的演出剧目，父亲都要带我和妹妹去看。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他带我们至少看过三遍。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话剧《战地黄花》，歌颂了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我军黄继光式的英雄烈士，他对这部戏非常重视，要我们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此外还有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歌剧《红珊瑚》等。看完之后，他总要问我们有什么感想，就像上政治课。

父亲从不带我们到公园游玩，却常带我们到工厂、农村，向工人、农民学习。成都的132厂，他带我们去参观过好几次，还看过飞机试飞。德阳的第二重型机器厂刚建好，他就带我们去参观，我生平也第一次看到了万吨水压机，很壮观。父亲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出力。”三线建设时，父亲多次带我们去工地，从成昆铁路的天险地段——关村坝隧道，到攀枝花的弄弄坪、大水井，他带我们进到高温、潮湿、空气呛人的隧道里，住进干打垒的房子，体会施工环境的艰苦，学习工人阶级的奉献精神。

父亲在北京观看“大比武”训练回来后，多次带我们去打靶场练习射击，还领了一支步枪放在家里，让我们有空就练习瞄准。那年春节，他听说我们要学雷锋——到人民商场帮助售货员卖糖果，非常高兴，赞扬我们做得对。除夕那天，他还亲自到商场柜台去看我们。

“文革”结束后，我曾陪父亲到四川一些地方视察工作。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我们一行吃饭、睡觉都在火车上。那次我们参观了很多三线工厂，最大的厂在万源县的深山中。当时我已经入党，父亲一路上与各地干部谈话时都要我旁听，他说，这样你可以学习如何作调查研究。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一辈子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平日粗茶淡饭，从不讲究吃什么，穿衣也如此。晚年他住在花园村，冬天来了，仍然是一身布棉袄、一双棉布鞋，看上去土里土气的。父亲的做法对我们影响很深。我们读书时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到学校去，一点儿也不觉得丢人。

母亲生前最喜欢踩缝纫机为我们兄妹做衣服，缝缝补补是她的拿手活儿。一件厚实的大衣，哥哥穿了弟弟穿，弟弟穿了妹妹穿……衣服破了，母亲就一针一线给补上，她的口头禅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家庭里的“小南泥湾”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紧缺，城市实行定量供应，我们家也不例外。家里孩子多，每顿饭都按照各人不同的标准量米蒸饭，一人一碗，谁也不能超过。我那时读小学，每月定量只有21斤，根本吃不饱。虽然母亲定量也不多，却总是把她的饭省下一些给我。

当时我们家和杜心源（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家同住在成都市东二巷一个院子里，里面空地不少。经两家商量，我们开展了“农业大生产”，挖掉花园里的花草，种上红薯、南瓜、玉米、青菜，不仅养了鸡，还在公共厕所里养了猪。那几年，父亲一年到头在外奔波，母亲在家带领我们挖地、松土、浇水、施肥，给我们讲延安精神，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还教我们唱《南泥湾》。

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花吗？许多人对此心存疑虑。父亲为了作试验，首先就从自家院子里动土。我们全家上阵，几乎一夜之间大院里所有的花草都被拔掉种上了棉苗。父亲还把简阳县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请到家里当“座上客”，让他指点我们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

父亲对种棉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休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我们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棉花地劳动。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我们就会躲远一点，生怕他朝我们发脾气。

那年我就读的中学响应省委号召开始种棉，足球场边的空地全都变成了棉田。父亲得知后，非要我抱两盆棉苗送到学校去，说是推广新品种。我不太情愿，他发了好大一通火，说我不爱劳动，还叫人通知学校不许我参加“五四”青年节入团宣誓，我的宣誓只好延期到六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说法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

20世纪70年代初，李井泉（中）在峨眉机械厂视察一切都要靠自己

“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是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不要经商。“文革”前，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1973年，我进了西南大学学英语，大妹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进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英语，弟弟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我三哥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父亲闻知命令他回国，于是三哥很快就回来了。李井泉与农民交谈十年动乱，我们一家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地或被关进牛棚“强制劳改”，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尽管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种种折磨，但我们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终会迎来胜利的一天，期待到那时还能报效祖国。这样的信念，来自父母的教诲。

我曾数次提议为父亲录音，把他的亲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他一生只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是纪念牺牲的战友古柏。

母亲的“伴读”

母亲喜欢读书，受她影响我从小也喜欢读书，于是她经常买书给我，并教我理解书中的意思。《毛泽东诗词》刚出版，她就买了一本给我。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好些意思不明白，她就一句句解释给我听，还让我把整本诗词都背下来。当我最后终于全部背下来后，她非常高兴，夸我是李家的“秀才”。

她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几乎都会带书给我，有《唐诗三百首》《清诗选》《宋词选》，还有外国古典名著，像《易卜生集》《安娜·卡列尼娜》等，并给我讲娜拉、安娜的故事。她还买了《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苏联现代小说，她先看，然后再给我看，说：“苏联已经出现修正主义了，这些书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有一次，郭沫若的夫人余立群送给我母亲一幅字，上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她非常喜欢，叫我和妹妹过来欣赏，说：“百年树人不容易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为了培养我们对艺术的爱好，她鼓励我们学习书法和国画，买了不少字帖和画谱，还请四川著名的花鸟画家朱佩君来教我们。

母亲的字流畅、大气，很漂亮。经历“文革”抄家和焚书，我们家藏书几乎一扫而空，仅有一本有母亲题字的书，我想方设法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欧阳海之歌》。妈妈在书的扉页写道：“在望儿存 妈妈 肖里”。母亲当年亲手为我做过一个小枕头套，上面也有她的笔迹。20世纪50年代我上幼儿园之前，母亲上街买了几尺白布，踏着缝纫机为我赶制了这个枕套。她用毛笔蘸了红漆在枕套上写下“申在望活泼，勇敢，直爽，爱劳动，爱集体。一九五五、九”。此外还有一个俄文单词“早安”，又画了一个兔妈妈提着小篮子回家，我记得这是一本俄文童话书里的插图。慈母之心，舐犊之情，跃然布上。

父母一生革命，忠诚于党，躬身为民。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做儿女的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