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王森浩，曾任山西省省长、煤炭工业部部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我1983年开始担任山西省省长，1992年离任。这期间的山西省，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经济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也是人民生活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十年的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同时路上也充满着荆棘和坎坷，经历了风雨和艰难。我和当年一起奋战在山西省的同志们一路走来，并尽了一些微薄的努力。现对这十年与煤炭有关的一点情况作些简单的回顾，以借鉴于既往，开拓于未来。

我调任前山西煤炭情况

1956年，我从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同矿务局，工作了15年。1970年到潞安，在那儿待了12年。1982年，我被调到煤炭工业部任总工程师，第二年赴任山西省省长。我一共下了27年的矿，卸任省长后还是在煤矿。而在山西这样的煤炭大省当省长，跟煤炭打交道自然也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就开始酝酿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1979年8月，薄一波同志来山西调研后，向国务院提出了“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建议。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把山西建设成为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支持。1980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尽快把山西建成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指出，“大规模地开发山西煤炭，这是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同年7月，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送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纲要（草案）》。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具体帮助下，在各方面专家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编制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此后，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山西调查研究。1982年，国家作出了建设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战略决策。

我就是在这之后被调往山西的。1983年正是我国“六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很快，年增速高于10%，所以急需能源。而煤炭占到了我国能源结构的70%，石油占20%，其他的还有如煤层气等。石油少，所以主要就靠煤。较之需求，当时煤炭生产严重不足，国家煤炭能源相当紧张。山西煤多，有2000亿吨储量，全国70%的煤靠山西，可以说，山西煤炭上不去，全国煤炭就上不去，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影响。

我提出“大中小并举”

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作调研。带着省政府厅局长下基层，了解各地的基本情况：班子情况、工人生产情况……以及一些存在的问题，这样走了一个多月。当时的山西，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下游。从农村来说，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旱能力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老百姓就是种点粮食，没有什么别的收入。时间长一点我也感受到，山西主要靠煤，想还是在煤上做文章，多出煤吧。199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平朔矿区视察工作

1983年，山西省煤炭产量已达到1.59亿吨，但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山西确定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之后，按照初步规划，国家要求山西原煤产量1990年达到2.3亿吨至2.5亿吨；到2000年，产量要达到3.6亿吨至4亿吨，外调2.7亿吨至3亿吨。所以，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建设，走什么路子。我下去走了一个月，调查了一个月，一直思考煤炭产量怎么能上去。

当时，由于受单一所有制结构思想的束缚，我国几十年来发展煤炭工业主要靠建设国营大中型煤矿。“六五”计划期间，国家安排在山西开工兴建的40项大中型项目中，煤炭建设项目有10项，其中包括扩建改建八大矿区（大同煤矿、轩岗煤矿、西山煤矿、汾西煤矿、阳泉煤矿、霍州煤矿、潞安煤矿、晋城煤矿）和新建古交、平朔两大矿区。

山西是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有条件、也应该建设一批大型骨干煤矿，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决定着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是不行的。但是，单靠发展大中型煤矿无法适应国家建设对煤炭的需要。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国家建设急需煤炭，但建设大中型煤矿周期长，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远水不解近渴，且改建、扩建的投资大，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没有那么多钱，另外，到2000年，这些统配矿的产量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达到2亿吨，缺口还很大；另一方面，山西煤炭资源分布广，全省80%的县（区）地下有煤，老百姓有挖煤的传统和经验，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村也有剩余劳力，可以从事煤炭开发。

依据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1984年上半年，我提出“大中小并举”，即在搞好国营煤矿的技术改造和重点矿井建设的同时，由地方和社队办一批中小型煤矿，作为统配煤矿的补充，这既可以加快能源基地的建设，也可以使山西农民很快富起来。

那么，怎样发展地方和社队煤矿？我当时提出了十条措施：

（一）大中小一起上，原则上国家办大矿，地方、社队办中小型矿。

（二）统一规划煤炭资源，有计划地给地方和社队小矿足够的煤炭储量，不仅仅是边角煤、风化煤。小矿的资源要有保证。

（三）多方面开辟办矿的资金渠道：一是群众集资办矿，个人、集体办可以，联营也行，山西农民存款有13亿元，拿出一部分就很可观；二是国家、地方借给社队发展基金，免收利息；三是国家投资，包干给地方建矿。

（四）社队借款办矿，在还清贷款前免交税利。还清后所得利润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全部是自己的。

（五）煤炭运输允许国家、集体、专业户、联营户一起上。允许社队矿自产自销，价格不受限制，国家不干预，由双方自行商定；也可以和国家签订合同交售给国家。

（六）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小煤矿、大电站”，即大电站用小煤矿的煤，煤价和补贴均按国家统配煤的规定办。

（七）一部分机械工业要转向为中小型煤矿服务，生产风机、水泵、溜子、绞车、煤电钻、矿灯等专用设备。改造中小矿，保证安全生产。

（八）建立地方矿的地质勘探和设计队伍，使地方和农民办矿不再为这些事犯难。

（九）采取各种形式、多种渠道为地方矿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从老矿抽调一部分技术工人到小矿工作。

（十）制定地方和社队矿的管理条例，保证安全生产，防止乱采乱掘，逐步实行正规生产。

省政府讨论方案时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后来还是定了下来，否则产量上不去，满足不了国家需要。省委通过后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

煤炭带动了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投资省、见效快、效益好的路子。

乡镇办矿很简单，由于山西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好，有的地区浅层煤离地面只有几十米，挖个洞就出煤，很快就能采上来。在这些地方建设矿井投资省，一般小型煤矿当时吨煤投资20元左右，生产成本低，只要有政策，农民积极性很高。很快，老百姓富了，国家煤炭满足了。到1989年，全省乡镇煤矿由1980年的3000多个发展到6000多个，煤炭产量由3000万吨增加到1.13亿吨，超过了国家在山西的统配煤矿的产量。1990年乡镇煤矿已占到全省煤炭产量的41%，成为山西煤炭工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山西乡镇煤矿生产能力由3000万吨扩展到1.13亿吨，只用了国家几亿元贷款，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和煤矿自身的积累。

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全省煤炭一度大量积压。运不出去就在当地卖，可即便价格很低也难卖掉，农民要求修路的呼声强烈。

所以，当时除了搞煤矿以外，第一就是发展交通，搞铁路、公路。在积极配合国家建设大秦线，改造南北同蒲线、石太线、太焦线等六条铁路干线的同时，山西兴建了五条地方铁路。公路也修了不少。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最好的叫二级公路，各地市间都修通了，从地市到县、县与县间也都通了公路，农村到城市很方便。现在山西交通很不错，这也是煤矿发展有了钱才可以办，没钱办不了。

在产业结构方面，能源基地建设初期，由于当时全国能源供应紧张，急需山西多生产煤炭，所以山西在基地建设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增产煤炭上。那几年煤炭产量上得很快，但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农业基础薄弱、轻纺工业落后、日用消费品供应不足等矛盾日益突出，制约着煤炭的开发。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个省，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应有全面的产业政策，形成合理的地区经济结构，山西不能光出煤，其他产业也得发展。我当时就开始调整投资比例，煤矿少投一点，其他包括农业以及钢铁、化工等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增加。从1980年以来的十来年间，特别是“七五”以来，省级用于农、林、水基本建设的投资共10.6亿元，其中来自煤炭所累积的资金为5.06亿元，占47.7%。影响比较大的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多，对职工子女就业有好处，老百姓上市场买东西也都方便了。

小煤窑的问题

乡镇煤矿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上得很快，缺乏经验，管理跟不上，逐渐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资源损失浪费太大是主要问题。小煤矿的设备简陋，采煤方法落后，没有机械化，都靠人工采，资源回收率很低，1万吨的储量顶多采出3000吨。相比之下，国有煤矿机械化程度高，1万吨储量可以拿回7000吨，资源回收多。这在小煤矿发展初期是难免的，但长期这样下去不行。对此，起初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一说，也没有什么好的措施，因为只要是用手工挖煤，回采率就没有办法提高。另外有些地方采完以后地表就塌陷了，农田被破坏，省里都给补贴，让农民不种地了，转移搞乡镇企业。

到90年代，煤炭产量不再十分紧张，山西开始逐步对小煤矿进行改造。好多小煤矿都合并了，改造成正规的大煤矿，搞机械化采煤。还有的关掉，由省里给经济补贴。另外对乡镇的小煤矿审批变得严格了，少批或者不再继续批了。这样，用了一两年时间改造完成。

大力发展乡镇小煤矿，这只是一段历史，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这样做，否则煤炭的产量就上不去，国家经济发展就快不了。后来不能这样做了，当然也不需要这样做了。

再多困难也要坚定地往前走

其间也有很多曲折。当时存在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多出煤炭是把山西资源给了别人，是“出卖山西资源”，山西煤炭大量调出，是吃了大亏。实事求是地讲，从总体上看，在煤炭生产上，山西是受益者，绝非受害者，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山西多出煤，多为国家作贡献，不是出卖山西的利益，山西是全国的一部分，山西的煤炭资源是属于国家的，建设山西能源基地是国家的决策，山西这个局部和全国大局是统一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当时十来年间，山西外调煤炭获得的各种价外补贴总共有几十亿元，这成为山西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些煤炭补贴除一部分用于能源、交通建设外，大部分用于发展其他方面的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如果没有煤炭价外补贴这笔资金，仅靠财政收入，是办不了这么多事情的。山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同能源基地建设分不开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产煤县经济发展快，人均收入高，多数产煤村都较快地富了起来，大大超过了无煤的地方。

这十年，我个人认为得的多，失的少

我刚上任那年是49岁，在当时是最年轻的省长了。我刚去的时候，山西有的老同志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我不是山西人，对我有排外情绪。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我这十年，山西比较稳定。发挥山西煤炭优势，多出煤对国家有好处，对山西老百姓也有好处。煤炭好了，经济就好了，经济好了别的工业也可以上去。一般我做事比较实事求是，感到怎么有利就采取什么办法，好多官员都是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行。做什么事情都得有自己的想法，要去思考、动脑筋。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人反对，可是要突破了也就突破了，突不破就完了，需要有勇气。我那个时候没想一心当官，不叫我干我就不干，还搞技术就是了。

我总是这样想，总归要服从大局。国家需要煤炭，不能说为了地方利益不管国家。但是，山西人民的利益我也得维护，两头都得做工作。“大中小一起抓”这个方针现在可能不合适了，但应该可以说，山西发展最快的时候就是“六五” “七五”这十年。

回顾我主政山西这十年，我个人认为得的多，失的少。山西煤炭储量多，还是要靠多出煤才能富起来。别的没什么优势，地处黄土高原，不靠煤还能靠什么，富起来有钱了才有条件搞别的。这个方针，要是放到现在肯定要修正，但在那时候是对的。必须在当时的情况下看问题，这是关键。

1983年6月，省长王森浩（右）在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井下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