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写我有才能，写我有趣”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Magnum Photos Photographer Hiroji Kubota
采访／李德林 摄影/久保田博二
Interview by Li Delin Photos by Hiroji Kubota
久保田博二在内蒙古拍摄，2012年。摄影：米沙 · 厄威特（© Misha Erwitt）久保田博二：我的染印作品是在德国汉堡与尼诺 · 蒙德（Nino Mondhe）先生一起制作的，他是这方面最好的专家，是唯一使用6—12种天然染料制作染印照片的人。这些作品大部分是用6—9种颜色制作完成的。铂金印相作品是日本东京Amanasalto公司（致力于生产、推广、发行高质量的，能长久保存的，限量版的摄影作品，书刊和艺术家作品集，铂金印相技术尤为出色—编者）的库伯先生制作的。我喜欢铂金印相作品，它们非常经典。我认为这两种作品的组合是可行的，这种组合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展出，也是最后一次，因为蒙德先生在10年前就因病关闭了他的工作室，所有材料也都用完了，那是染印工艺的终结。但铂金印相工艺却被大多数摄影师广泛使用。
久保田博二，1939年生于东京，1962年移居美国，定居芝加哥，靠在一家日本餐馆工作的收入维持拍摄。1965年久保田博二成为自由摄影师，1989年被玛格南图片社吸收为正式成员，是该组织中唯一的日本摄影师。1968年，他进入跨越国界的主题创作阶段。1975年赴菲律宾、越南，并由此开始了对亚洲的拍摄计划。从1978年起之后的20多年中，他先后50多次访问中国，并先后出版了《梦幻桂林》和《黄山仙境》等中国摄影专集。他多次参与《中国摄影家》杂志组织的摄影活动，并积极推荐玛格南其他摄影师参加在中国的拍摄活动。2016年4月，笔者在北京对他进行了采访，谈起摄影，他滔滔不绝，甚至手舞足蹈，完全不像77岁的老人。
李德林（以下简称李）：今年10月，《摄影家久保田博二》展览将在中国中央美院举办，这次影展较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久保田博二（以下简称久保田）：这次展览是美国《光圈》杂志策展，之前在法国巴黎欧洲摄影之家和维也纳都展出过。我和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先生，还有蔡萌先生谈得很投机，他们很有想法，又很专业。这次展览不同以往的是，一部分作品是“染印法”制作的，另一部分是铂金照片。“染印法”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工艺，现在只有少部分专家掌握它，制作后的效果非常迷人，我邀请你去参观，真的非常好。
李：世界的热点地区都活跃着玛格南摄影师的身影。按我的理解，玛格南摄影师以新闻照片见长，你为什么给这些照片“涂”上一层色彩，“穿”上一层外衣呢？
久保田：首先，我不是一名新闻摄影师，我的照片很少以事件引起反响；再者，玛格南也并不意味着战地或者惨烈。比如布勒松的照片，安静状态的也比较多。这次展览之所以不用传统意义上的彩色或者黑白来呈现，是想有所创新。况且，这些“外衣”并不破坏作品的内涵。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创新者，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些作品。
缅甸曼德勒，1978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李：表面上看，你是一个守规矩的老头，就像在东京大街上引导过马路的爷爷，甚至看不出你是一位名扬世界的摄影家。
久保田：不要写我有才能，写我有趣；也不要说我是什么大师，我是一个“年金生活者”—一个拿退休金摄影的老头。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没有长大，像个孩子，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只要让我天天拍照，我就非常高兴。
我曾有个奇怪的想法，估计也不可能实现，就是在我死亡的一瞬间怎么才可以按下快门为自己拍张照片。哈哈，我经常这样想，到现在也没想出好的办法来。录像没有意思，录像没有“瞬间”。
李：可以说日本籍的摄影家你最有名吗？
久保田：我没有听说更有名的（笑），我在中国拍照，不少人就指着我说：这是久保田。
李：你的中国影像，以玛格南式的摄影风格对变革中的中国进行了比较全方位的观看，你在中国拍照的时间很长，你喜欢中国吗？
久保田：我是一名摄影师，世界乃至亚洲都是我的拍摄对象。同时我也是亚洲人，我一直想有机会应该拍拍亚洲，拍拍中国。1978至1984年，我在中国的拍摄长达1000多天，积累下超过20万张照片，最终在1985年完成了一本记录中国的摄影画册—《中国》（On China）。1978年到现在30多年了，中国的变化很大。我现在主要想拍两个部分，一是发生巨大变化的部分，二是没有变化的部分。我觉得在中国拍照收获很大，也很愉快。
李：在内蒙古响沙湾，你参加了《中国摄影家》杂志的活动，我感觉你拍照是不挑什么地方的。
久保田：我从没见过那样的沙漠，那次看见了挺吃惊。你们杂志邀我一起策划跟玛格南摄影师的PK。开始我不知道PK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对抗赛。但这种PK不好向西方人解释，我就对其他摄影师说，就是在沙漠中的迪斯尼拍照。他们是走遍世界的摄影师，到了响沙湾拍得很认真，视野也不一样。虽然PK结果不重要，但我觉得起码别输了，平局比较好。（笑）
李：你多次去朝鲜拍摄，他们会干涉吗？
久保田：我去北朝鲜17次，拍了很多照片—那里是“活着的传说”。前两代领导人对我比较照顾，现任领导人也给些面子。有时他们指定我拍一些东西，有时我也告诉他们，外国人不喜欢这些，然后趁机拍点自己有感觉的东西。
李：我们一般将玛格南摄影师定义为纪实摄影师。而你在中国拍了桂林，办了影展。这属于风光吗？
久保田：我会拍些“改变世界观的风景”—能反映心中的世界观。1980年秋和1981年春，我两次航拍桂林，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桂林摄影展览，引起不小的轰动。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有人说我航拍桂林时使用无数胶卷，拍摄时像机关枪一样狂扫，引起很多中国摄影人的反感。我是一名职业摄影师，这是我的工作方式，尤其航拍。后来很多中国摄影师也不再吝啬胶卷。我是一个不安分者，我还一直想拍人体呢。
李：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拍了吗？
久保田：估计很难拍了。我很想拍超越年龄、超脱庸俗，“知性的人体”—女性要有教养、能放下、能舍得……总之，要“知性”，还要有好的身体。爱德华 · 韦斯顿、安德烈 · 科特兹镜头下的人体是我欣赏的。人体是跟青春有关系的，最近我和夫人去泡温泉，我觉得她做不了我的模特了。（笑）
李：你的拍摄风格是什么？
久保田：我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我觉得我有双重人格，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准确—看到一个现场，非常想拍下来，又怕干扰别人的生活；本来在人家背后走着，感觉有画面，赶紧蹿到前面；有时拍到一张好照片窃窃自喜。
好的摄影师是一个观察家，要盯着普通人的瞬间。摄影没有尽头，要永远做学徒。每经历一个阶段我都会思考怎么超越自己。我一直想要变化。我告诉比较崇拜的前辈自己的想法，那些前辈说，你现在的状况很好，不用去转变。我还要更正一下，有人说我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其实我不是，东京大学是出政治家的地方，氛围不利于艺术生长；很多艺术家是哈佛毕业的，哈佛让人释放才能。
李：如果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摄影师，你觉得该怎么努力？
久保田：要充满好奇心。好奇心能够产生一种学习的动力，比如当今世界发生了什么，社会朝哪个方向转化。还有运气，我就是运气比较好，一下遇到六七位这方面的贵人。直到现在我都很努力，我每天都要按快门。
李：你对中国摄影师了解吗？你比较欣赏谁的作品？
久保田：能说上名字的是吕楠，他算是我的学生。李：玛格南新入会的年轻摄影师和老一代有什么不同？久保田：大部分年轻摄影师都很努力，但也有不怎么样的。有一次一位年轻摄影师拿给我看他在泰国曼谷拍的照片，哎呀，太烂了。我很气愤，真想扔掉。明年是玛格南成立70周年，和我的岁数差不多，新老之间肯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拍摄方法，我建议分成两组：老玛格南和小玛格南，这又是异想天开。
（图片提供／东方IC）
责任编辑／段琳琳
缅甸长颈部落，1997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朝鲜平壤，1978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