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未射出，已在靶上
——“Hiroji Kubota Photographer” and Stories Behind His Photographing China
文/南无哀 摄影/久保田博二
Text by Namo Ai Photos by Hiroji Kubota
缝纫机厂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中国新疆喀什，1980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2016年1月14日，著名摄影家久保田博二为期两个月的回顾展《摄影家久保田博二》（Hiroji Kubota Photographer）在纽约闭幕，他的第一本综合性摄影集《久保田博二摄影集》同期出版。这个回顾展非常有特色，不像以往著名摄影家把回顾展做成“作品展+文献展”的模式，而是将其过去55年的摄影作品选出两部分，1963-1989年间的黑白胶片做成铂金照片，在光圈画廊展出；1978-2003年拍摄的用染印工艺制作的彩色照片在Sundaram Tagore 画廊展出（该画廊与光圈画廊有合作）。报道和纪实摄影师以这种方式来做回顾展的，久保田博二应是第一人；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其自身的摄影经历和1990年代以来整个国际上报道和纪实摄影师的转型有关，也就是与所谓的“记者—艺术家时代”的来临有关，此处不赘。摄影集收入的照片比展览更为丰富，久保田博二的往事回忆令人兴趣盎然，很多细节第一次披露，对了解其摄影路径和1980年代在中国的拍摄情况很有帮助。
——作者
为撰写《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一书，笔者认真梳理了1980年代拍摄中国的外国摄影家，一度为收入伊芙 · 阿诺德（Eve Arnold，1912-2012，美国）还是久保田博二（Hiroji Kubota，1939-，日本，下称久保田）有所踌躇。最后收入了阿诺德，这并不意味着久保田不重要：恰恰相反，久保田乃是1980年代最轰动的拍中国的外国摄影师之一，颇具传奇。
久保田的启蒙老师埃利奥特 · 厄威特（Elliott Erwitt，1928-，美国）曾说玛格南摄影师是一群旅行家，久保田是其中的跑路冠军。其实还有一点他没说出来：久保田是这群旅行家中最出色的生意人，也是其中唯一的有东方意味的摄影禅师。
三个国家，三个师傅，三堂课
久保田生于东京，是家里的次子，所以名字中有一个“二”。老爸经营一家鱼店，日子小康。当时日本传统是老大继承家业，老二读书谋生，久保田得以入读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1960年，他选了“偏远地区人们的宪法意识”为题目做毕业论文，不同季节去了三次罗臼（Rausu，日本小岛，位于冲绳略北），调查了那里人们的宪法意识和宪法实施情况，还拍了很多照片回来。他拿着照片去向当时享有盛誉的日本摄影家滨谷浩（Hiroshi Hamaya，1915-1999）请教，后者推荐到《文艺春秋》（Bungei-shunju）杂志发了16页。此后久保田成为滨谷浩的助手：开着老爸的车拉着滨谷浩外出拍摄。
滨谷浩算是久保田的第一位师傅，久保田羞羞答答不承认。一方面因为滨谷浩主要是带久保田旅行，摄影方面指导不多，虽然他们夫妇对久保田非常好，他们没有孩子，母爱泛滥的滨谷浩夫人视久保田为养子，未经久保田同意就为他找了个媳妇儿，吓得久保田落荒而逃。另一点是，当时滨谷浩主要拍报纸杂志委派的活儿，久保田不喜欢。
但久保田摄影生涯的第一个关键机会正来自于滨谷浩。1961年是日本—美国新安保条约签订一周年，日本各地举行了众多抗议活动，东京各高校示威尤烈，玛格南摄影师何奈 · 布里（Rene Burri，1933-2014，瑞士）、埃利奥特 · 厄威特和伯特 · 格林（Burt Glinn，1925-2008，美国）前来采访报道。滨谷浩（当时他的照片由玛格南代理）将久保田介绍给他们做向导和司机：三人对社会的评论、对摄影的理解、他们的轻松幽默和极端好奇心等等，让久保田一见倾情。告别时，何奈 · 布里将用了多年的一台徕卡M3机身送给久保田做纪念；厄威特回纽约后寄来了第二服摄影毒药：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久保田被彻底洗脑—摄影师居然能拍出如此不可思议的照片！这才叫照相啊！
半年后，拿着厄威特的担保信、家里凑的500美元现金、一张单程机票，久保田飞往纽约。
那时的日本和1970年代的中国差不多，申请护照和换美元非常困难，出国只是外交人员和外贸公司的事儿，和普通人没关系。而久保田居然要跑到美国去玩照相，太不靠谱了！可是，那些不可思议的照片在招手，怎能不去呢？
纽约的摄影课堂很精彩，但久保田首先要吃饭。他的玛格南师傅们照片拍得好，做人更是杠杠的。伯特 · 格林雇久保田当司机（平时他是自己开），每天给他25美元；科奈尔 · 卡帕（Cornell Capa，1918-2008，美国）喜欢日本菜，每当有重要客人来访，他就喊：“久保田，弄点儿有趣的吃吃！”时不时的给他50美元；其他玛格南摄影师也经常派零活儿给他。结果是：久保田不是玛格南的雇员，却天天都在玛格南办公室准时出现。有时间他就细读《决定性瞬间》，找出卡蒂埃-布勒松、布鲁斯 · 戴维逊（Bruce Davidson，1933-，美国，那时正拍《纽约东100街》）等人的印片小样认真琢磨，他看出了一个秘密：摄影师在不接受委托任务、拍摄自己内心想拍的东西时，照片更出色。久保田将之视为自己的摄影信条，后来他说“从未要求玛格南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为我寻找委托拍摄任务，但如果有，哪怕只付一便士，也不拒绝”。
闲话一句，当时经常到玛格南纽约办公室消磨时间的还有安德烈 · 柯特兹（Andre Kertesz，1894-1985），久保田与柯特兹成为忘年交，尊他为“兄弟、父亲、祖父和导师”。1985年8月的一天，久保田到柯特兹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公寓去拜访，却发现柯特兹已经去世—久保田是第一个发现这位大师离世的人。
196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正经历变革时刻，民权运动、摇滚乐、嬉皮士、性解放、反战示威等一浪接一浪。厄威特告诉久保田到纽约之外走走，结果是他有机会拍摄了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马丁 · 路德 · 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在华盛顿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还在芝加哥开了一段时间照相馆：第一单是给史密斯太太拍肖像，拍完之后人家付了250美元；照片冲出来，久保田羞愧难当，拍得太差了！他说一直在打听史密斯太太的地址，好把那250美元退回去。
1967年，久保田发现同居女友（美国白人）另有所爱，转身回了日本。次年，在东京筹集20000美元，将科奈尔 · 卡帕在纽约办的《关心人的摄影师》（Concerned Photographer）展览请到了东京，展览结束盈利3000美元。“怎么感谢你呢？”科奈尔 · 卡帕电话里问，“我想要一张环球旅行机票”，久保田说。那时一张环球机票1000美元，这张机票让久保田认识到“世界”远远不是美国，更不是日本。那时的世界不是今天的世界，那时还没“全球化”，世界也没变成托马斯 · 弗里德曼所说的“平的”，很多地方还看不到麦当劳、玻璃墙、摩天大楼，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座岛屿、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传统和风情—这种源自历史地理的差异，让世界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整体感，而不是今天表面上全球化，实际上却碎片化、虚拟化、空心化、美国化。久保田们生逢其时，在世界消失之前，他们看到了，拍过了！
1972年，继东京、纽约之后，他在越南西贡上了第三堂摄影课：这是一堂战地摄影课，师傅是当时已经出名的玛格南摄影师堂 · 麦卡林（Don McCullin，1935-）。
久保田和麦卡林住在西贡法国人开的一家小旅店。“你到过前线吗？”麦卡林问。“没有，”久保田说，“对战地摄影，我是菜鸟。”一个月中，久保田跟着麦卡林采访了两处前线阵地。“一定要相信直觉”，麦卡林一再告诫久保田，“直觉到有危险，就一定有危险，这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跳进最近的散兵坑，不管里面挤了多少人。”对战地拍摄，久保田根本找不着北，而麦卡林却对所有的事情都门儿清，该拍的时候拍，该躲的时候躲，听声音就知道是炮弹出膛还是即将砸到头上—“当时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向导了”，久保田感叹。
战地摄影课久保田没交出像样的作业，却理清了自己的未来：当时战地摄影很热，很容易出名，但那不是自己的菜。他不喜欢战争。
三年之后，西贡即将落入越共之手，玛格南摄影师格里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 1936-2008，英国）、麦卡林等都被南越政府列上黑名单无法入境，时在缅甸的久保田受玛格南派遣再次到西贡，拍摄了《西贡的陷落》（Fall of Saigon），摄影署名：久保田博二／玛格南图片社。
清明节人们前往寺庙祭拜逝去的先人，中国浙江杭州，1983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公园中玩牌的老人，中国广东广州，1993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缅甸吉谛瑜佛塔，1978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拍摄中国，最厉害的介绍信是西园寺公一与周恩来的交情
久保田将自己55年摄影生涯的三个节点称为ABC，A是美国（America），B是缅甸（Burma），C是中国（China）；拍摄中国，让久保田声名鹊起，由一名普通摄影师一跃成为国际知名摄影家，并成为玛格南的正式成员。
久保田拍摄中国，有一个大背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民间外交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西园寺公一（1906-1993）先生。
西园寺公一生于日本名门望族，祖父西园寺公望（1849-1940）曾辅弼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被称为“最后一位元老”（“元老”称号始于明治中期，是天皇的最高顾问，有随时拜见天皇的特权，并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时，有向天皇提名内阁总理人选之权力）；父亲西园寺八郎任职宫内省，与裕仁天皇关系密切。西园寺公一青年时留学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并游历欧美，受到当时流行的左翼思潮影响，“二战”期间在东京卷入著名的“红色间谍佐尔格案”并被逮捕，战后当选日本国会议员。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1958年西园寺公一秘密加入日本共产党，并率全家从日本移居北京12年，推动中日政治、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日关系的“民间大使”，他则谦虚地说自己是“小使”。西园寺公一与陈毅、郭沫若、廖承志等交情深厚，在中国高层人脉极广，是1960年代最著名的国际友好人士之一。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际，西园寺公一要将留居中国的照片精心制作成礼品赠送，有人推荐了久保田，就此久保田与西园寺公一相识，与西园寺公一的助手南村志郎成为好友。1978年9月，南村志郎打电话给久保田：“你不是一直想拍中国吗？现在是时候了！”
南村志郎所谓的“是时候了！”是指当年10月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访问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标志着中日关系将进入新阶段。这时候，西园寺公一先生向中国有关方面推荐日本著名摄影家久保田，受到中方高度重视，因为推荐人面子极大，久保田某种程度上享受了“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一般的隆重接待。此后到1985年底，久保田造访中国47次，拍摄时间共计1050天，拍摄底片超过20万幅（少数用宽画幅相机和配200mm镜头的尼康相机拍摄，绝大多数用配35mm镜头的同一台徕卡相机完成），中方提供的便利之多、配合程度之高，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
日本歌山县高野山上的学徒，2001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把拍摄中国做成了一桩大生意
初次造访北京的久保田并没急着去拍照，他想先交一批朋友。中方接待之隆重，让他意识到即使提出额外要求也不会被拒绝。“我想再呆一个礼拜，好好拍摄北京”，原定一周的访问结束时，久保田提出了要求；中方爽快同意。
有关方面安排新华社摄影部接待久保田。到新华社时，场面之大让他瞠目：新华社各级领导整整60人等着和他握手。刚上任的摄影部主任孙振将久保田介绍给每一位领导，然后详细询问了久保田的拍摄计划。这样的场面让久保田更加自信，他进一步提出要求，表示自己想把中国拍一遍，拍摄每一个省，一个省呆一个月。
这回轮到孙振瞠目了：“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拍摄！您不能快点吗？”
“不能”，久保田说，“我干活很慢，非常慢。”对于“周恩来总理的客人”，新华社全力配合。当然，久保田对新华社也投桃报李，他知道这个机构在中国的影响力。当时新华社有进口照相器材的特权，但与器材生产商不熟。久保田通过关系让柯达胶片公司邀请新华社相关负责人造访了美国总部，回程在东京停留时，又让富士胶片公司负责接待。此后这两家胶片公司有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便捷通道，久保田在中国的拍摄更是左右逢源，得到新华社以及各地摄影家协会的大力支持，在广西拍摄时两次租用飞机航拍桂林，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外国摄影师获准包机航拍的第一人。
久保田在中国享受到的待遇，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的官方大牌媒体，令很多中国摄影记者醋意满满，以至于演绎出一个传言，说他是西园寺公一的女婿—对此，久保田希望通过本刊回应关心者：“西园寺公一先生是我的恩师和好友。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再说一次，我不是他的女婿。”
1985年底，《中国》（On China，直译是《中国之上》）大型展览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开幕，同名摄影集以七种语言出版，轰动一时。当时小有名气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为摄影集写了序。坦率地说，与其说是史景迁为久保田写序，倒不如说是亟需中国经验的他将久保田的中国照片当成中国现实的替代物，抒写和印证自己的某些想象、推论。那时候史景迁还没有形成20年以后对中国的概念，也基本没有个人化的中国经验，后来他将去中国的西方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想改变中国的人，比如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美国，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另一种是去探寻中国的人，久保田属于后者。
从拍摄到展览、画册，七年间久保田花费了约50万美元，纽约的这次展览一次性地赚了回来。当时有机会拍中国的西方摄影师寥寥无几，世界急着了解宣称要改革开放的中国，现在有了久保田这么一条大鱼岂肯轻易放过？于是国际媒体争相高价购买他的各类专题的首发权；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买一张桂林航拍照片做广告，一幅就卖了20000美元。更大的赚头还在后边。美孚公司作为赞助商出席了展览开幕式。久保田想把这个展览办到中国去，并想让美孚公司赞助，于是想了一个主意：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出席开幕式，这样美孚公司高层就有机会和中国大使拉上关系，他们就有可能赞助在北京的展览。科奈尔 · 卡帕帮他搞定了一切。1987年3月3日，《“中国”—久保田博二摄影作品展览》（中国对外展览公司主办，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提供）作为中日友好的重要文化交流项目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很多高官出席了开幕式，美孚公司高管则全体到场。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会见了美孚公司董事长，科奈尔 · 卡帕和久保田都在座，美孚公司提出想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在上海建一座润滑油炼油厂，当场获许，美孚公司顺利进入中国。
会见结束后，科奈尔 · 卡帕悄悄对久保田说：“久保田啊，我们对美孚公司要的钱太少了！”
但久保田赚大了。此后20年，美孚公司对久保田有求必应，几乎赞助了他所有的拍摄项目、画册出版、展览和各类旅行的机票，多达数百万美元，其他则有富士公司赞助，久保田成为玛格南获得商业赞助最多的摄影师。
日本北海道钏路市的丹顶鹤，2002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中国广西桂林，1981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越南春禄的难民，1975年。 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日本北海道知床半岛，1961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爱尔兰阿兰群岛，1972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玛格南摄影师VS日本的摄影禅师
《中国》大型展览的举办和同名摄影集的出版，立刻改变了久保田在玛格南的地位。
展览开幕式上，人们翻着《中国》摄影集，纷纷问久保田你怎么还不是玛格南的正式成员（full member，也可译为全权成员）？
这让久保田很郁闷。早在1965年，玛格南摄影师不感兴趣的小活儿就常派久保田去拍。他为玛格南拍的第一单任务是去纽约长岛为伦敦《泰晤士报》拍摄杰克逊 · 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画家）的墓；同年玛格南还为他揽了另外一单活儿，拍摄大纽约地区的特殊教育，久保田挣了25000美元，这在当时对他是一笔巨款，是玛格南给他发的记者证。1970年久保田被批准为“提名会员”（nominee），不久升为“准会员”（associate member）。1972年马克 · 吕布担任玛格南图片社副主席，给时在东京的久保田写了封信，莫明其妙地将他从“准会员”降为“提名会员”；这还不够，格里菲斯还专为久保田造了一个称呼，称他为“通讯员”（correspondent），这有点说他连“提名会员”资格都不够的意思。久保田对此倒是安之若素，因为“通讯员”照样可以与玛格南一起工作—当时他还没认识到玛格南与任何机构一样，同样有各种算计、各种歧视、各种勾心斗角，法国人排斥英国佬，英国佬看不上比利时人，三拨人又以欧洲人的名义联合起来与美国人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江湖。
所以，1987年的年会上，时任玛格南图片社主席伯特 · 格林问久保田是否想成为正式成员，久保田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可不想从提名会员做起。”格林马上保证：“如果你同意，立即就是正式成员。”
这次久保田的东方智慧起了作用，他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用两年时间拜访了一圈玛格南的各位大腕，塞巴斯蒂奥 · 萨尔加多、布鲁诺 · 巴贝等，与他们深入交谈，看看他们对自己是否友好，然后再决定入伙儿。1989年，久保田成为玛格南正式成员。
谈起今天的玛格南，久保田有些失落；他觉得年轻摄影师对老一代不够尊重，以前那种成员之间相互关照的人情味儿淡多了。
在谈到久保田的摄影时，厄威特有个评价：久保田的照片对拍摄对象不做评判，清白如水，不需解释。与玛格南那些锋芒毕露、思想左倾、举起相机就想对世界发表演讲的队友来说，久保田的照片温和、内敛、优美，显得不够大气。他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用刺耳的语调和世界对话，他偏向卡蒂埃-布勒松的路子，习惯用35mm镜头尽量靠近拍摄（布勒松习惯用50mm镜头），有张力但不打扰。玛格南大牌摄影师的标志性照片常有强大的叙事性、明确的态度、极具张力的构图，对拍摄对象有一种征服感，什么样的大场面都hold 住；久保田的标志性照片则是航拍的中国桂林，优美如中国传统山水画，浓淡渲染，如梦似幻（他有桂林航拍的专门影展，就叫《梦幻桂林》）。2004年完成的《日本》，更将这种风格进一步延伸，将日本呈现为一个樱花般温和柔美的国度—“我喜欢美的东西”，久保田夫子自道。
与饱受赞誉的《中国》不同，久保田1988年完成的《朝鲜：三八线的上空》（Korea：Above the 38th Parallel）广受批评：他被认为是通过与金氏政权妥协来换取拍摄机会，拍的都是政府指定的东西，实际是对北朝鲜政府的美化，而且还接受了金日成颁发的奖章。久保田的回应是，只有与北朝鲜政府合作才会有拍摄机会，拍的确实是政府希望他拍的场景，但场景只是那个国家的“修辞”，大量的修辞堆积在一起，真相（真实）就会自动呈现出来。这样的拍摄乃是以遮蔽真实的方式来呈现真实，在西方人看来近乎于“谎言说多了就讲出真理”，很不靠谱，他们不好理解，但的确很合于日本文化之道，就像策展人、评论家艾里逊 · 诺斯拉姆（Alison Nordstrom）在《久保田博二摄影集》“导言”中所说：久保田的摄影与日本的箭术禅（kyudo）相通，所求在于心、手、技浑然一体，这一境界之下，箭未射出，已在靶上。
（鲍昆先生读过初稿后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久保田博二1987年在北京的展览日期由陈攻先生帮助查阅，谨致谢意。）
尼泊尔帕坦古城，1972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耶路撒冷老城，1970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参阅文献：
1、Hiroji Kubota Photographer，光圈（Aperture）出版社，ISBN: 9781-159711285-7，2015。
2、Magnum Stories，edited by Chris Boot，Phaidon Press，2004.
3、Magnum Contact Sheets，edited by Kristen Lubben，Thames & Hudson，2014.
4、《China》，W. W Norton & Co Inc，New York，1985.
缅甸曼德勒，1977年。摄影：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Magnum Photos）
《久保田博二摄影集》（Hiroji Kubota Photographer），光圈（Aperture）出版社，512页，ISBN: 9781-159711-285-7，2015。更多信息：Thames & Hudson 北京代表处柳小姐：13801292178 或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