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摄影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大不列颠在香港建立远东据点,同时亦带来摄影这门新玩意儿。19世纪80年代香港的照相馆十分兴盛,摄影师大多是外籍人士,由于当年的摄影光化技术极为复杂,难以操弄,故业余摄影爱好者并不普及。“香港摄影学会”成立于1937年,至今已近80年历史,影艺活动开展了组织性的推动;然而当时“香港摄影学会”是英式权贵阶级的小圈子活动,会务活动以英语为主,华人鲜能参与。
1949年大量人口从内陆迁移香港,当中不乏精英人士及富裕阶层,这样的人口流徙,让香港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姿。当年滞港人士,不少是以香港作为暂居地,假以时日便会返回大陆老家,在精神文化上他们依恋着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及创作定向,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并未直接动摇他们的审美思维(也许何藩是例外的一位);非现实的审美情结干扰着他们影像中的视觉取向,传统的湖光山色花鸟鱼虫以寄托内心情怀,脱离现实的审美情结干扰影响着他们影像中的视觉取向,附庸风雅再下三档的是春光乍泄、荷花美人,被约定俗成为当年沙龙摄影的不二法门。
自50年代晚期,新的变化开始出现,其时一批年轻的摄影师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情,以纯真朴实的影像话语,通过镜头诠释自身所处的境遇。
昨晚长风,这些摄影家留下一批诚恳的影像,成为港人今天存在的引索。通过这些图片,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当年香港繁华社会的另一面;符号化的大英帝国殖民主义建筑的屋檐下,辛勤而沉默的草根大众,绝不是“马照跑,舞照跳”(香港回归前有关一国两制的制定上,有关方面曾提出香港可以“马照跑、舞照跳”等谬误解读)的浮光世界。
去年大理国际摄影节所展出的“香港60年代的写实风格”展览,特别推选了当年较具代表性的六位摄影前辈,分别是邱良、颜震东、麦烽、刘冠腾、翟伟良及张焯,今天再次辑录其中作品以飨读者,让我们分享这一时代的影像盛宴。
此外,1960年代有代表性的摄影师前辈还有钟文略、蒙敏生及何藩等。钟文略年轻时投身于电影宣传画技师,工余参加工会摄影班学习摄影,60年代是钟文略摄影作品的成熟期,他以娴熟的摄影基础拍下处身的环境,背着部6×6相机徘徊于香港的大街小巷,镜头聚焦于这个城市的草根生活,纯朴的影像风格记录着低下阶层的生活点滴。
蒙敏生今天被定性为香港的红色摄影师,这当中有商榷的空间,他的视觉观点折射着60年代中国大陆激烈的政治运动的伸延:跳忠字舞、唱语录歌;蒙敏生的图像,让我们感受到文革期间香港传统左派的生活及文化形态。自晚清的积弱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受尽种种折腾屈辱。新中国建立,召唤起广大群众对新时代的憧憬,爱国主义情绪在不少人心中翻腾起来,处身在英殖民政权下的香港,蒙敏生以最大耐力表达对新中国的支持,甚至义无反顾地把子女送返内地读书生活,这片爱国之情不难让人理解,但这样的“红色”与“左派”谈不上意识形态的深度,在图片当中我读不出宽阔的批判性思维,只能反映这个特定时代的爱国情怀中某种单向性而已。
行文至此,便收到何藩先生病逝的噩耗,终年84岁。特此深切哀悼!
土法即影即有快照——今天被称为阿富汗照相机,早年见于街头。木头相机内分别载有显影剂及定影液,拍摄时直接曝光于相纸上,结像成负像,再把负像照片翻转为正像,一切冲洗工序都在木头相机内完成。邱良 摄何藩晚年定居美国,他是当年香港摄影圈内形式主义的先锋人物。何藩出身富裕家庭,自小接触摄影,1949年随家人留居香港。他大学时就读于新亚书院文学系,60年代中期全身投入电影创作,执导电影多次获奖。何藩的影像风格承接了固有的沙龙唯美手法,作品带有华丽色调和优雅品位。但何的创作方向并未止于风光画意,他把镜头摆放在城市主题之上,大量采用侧光、背光及漫射光等营造画面气氛,以几何抽象构成打造视觉经验,这也是何藩作品中独特之处。尽管主题上同是街头摄影,但他不着墨于影像中的实质内涵,而是追求画面上的美感层次,调子上离不开沙龙风尚的都市闲情、渔舟晚唱等诗情画意的唯美调调,这当然与他身处的文化背景有所关联,优裕阶层背景圈划了何藩本人审美维度的局限性。今天有个别人士把何藩吹嘘为东方的布列松,这多少有些穿凿附会!严格说,何的作品局限于窄小的审美格局,欠缺布列松终生所展露的“人类的境遇”与“大历史”的广阔视野。
年前何返港举办个人展览,大会安排了我及香港浸会大学李泳麒兄与何先生茶聚,那是个十分怡人的下午,我们谈的都是一些轻松事情,话题自然是环绕他的创作经验,席间谈及他从事摄影创作转至电影导演创作,何细述当年深受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风格影响,故他的电影创作路向以文艺情欲为主轴,但片商及观众有兴趣的都是片中的“情欲”镜头,对文艺方面就不甚了了,坊间更冠以咸片(色情)导演之名。作为艺术家的何藩于此一生耿耿于怀,这是香港缺乏文化氛围,只重视商业效益的一面。
香港的60年代,是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而又疏远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反殖民主义运动形成一股浪潮,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落,印度、缅甸及马来西亚等地相继独立,英国人在亚洲的影响力已从此不再,能盘据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多少抱有侥幸心理,并不打算长治久安。中国新政权自从1949年成立以后,国本未定,内部政治及经济政策多番失误,导致不少大陆沿岸居民避居香港。连番的人口暴增,积聚成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但普遍工人生活于贫困线下,劳工全无保障,童工问题严峻,不少失学的儿童流落街头。当年港英政府权力集中,管治手法拙劣,贪污腐败严重,百姓生活艰难。
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审美维度及风格的形成,需掌握其历史发展线索,包括社会因素、文化构成、以及创作者的个人生活取向等,透过综合多元的背景资料,我们才能明白,这段时期所产生写实风格的成因及线索;创作动机源自于内在的感受及生活的体验,观乎这批摄影家所处的生活及文化背景,他们聚焦于拍摄社会民生的写实题材,若说是为求奖项(经济目的),又或是意识形态(政治立场)那就未免以偏概全,两点因素虽不排斥,但单以此立据则难以还原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摄影从50年代富裕阶层的休闲玩意发展至60年代大众文化生活,印证着香港经济的转变;当年香港摄影活动甚为活跃,大小摄影会相继成立,后期更举办大型沙龙活动。邱良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