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京剧之三 王瑶 摄无论是富丽的牡丹还是洁傲的玉兰，它们最美的瞬间似乎不是摇曳于春天的枝头，而是飘落于京剧女旦的衣袖，被王瑶怜惜地捡起。

《京剧》是王瑶《当代中国》系列著作中的一部（共四部），但不是一部专注于京剧服饰、扮相、表演及场景之美的摄影集。摄影家的意思，在于呈现当代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之际，虚拟、动漫、廉价的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流行之时，作为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之代表的京剧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重状态，由此探讨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价值生产、修复、自新和重建，指向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与文化建设—这使《京剧》有一种导向未来的维度。摄影家的镜头中，京剧是美轮美奂的舞台艺术，也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蟒袍玉带的帝王将相在台上行云流水，绝不“洒狗血”、“炒鸡毛”，但卸妆后照样愁对孩子入学房价上涨，无法回避现实中的迷失与痛感（品味一下盛装的演员踟蹰于饭局之间的照片）。这样的眼光，使《京剧》带出几分当下现实的冷调与冷峻，超越了花枝招展的形式主义美学，体现出观察者的理性力量。

作为对社会文化有独特思考的摄影家，王瑶选《京剧》来叙述当代中国，还另有原因：对吾国吾民人伦教化影响之广，莫过于戏曲；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纠缠之深，莫过于京剧（在国际上，京剧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换言之，京剧别有一种导向历史、面向世界的维度。

按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的说法，中国戏曲源于春秋时代的优孟衣冠和俳巫当行，前者是宫廷权贵蓄养口齿伶俐之人（多是侏儒）在酒宴时以插科打诨的表演娱客，后者是巫师祭神时以歌舞娱神自娱。此后两千余年，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忠孝节义的立身之道，怀春钟情的缠绵相思，天下兴亡的感慨叹惋，这些事与理的知晓，不是通过读圣贤书，而是来自戏曲—戏曲是黎民的教堂，是历史与故事、艺术与生活、欲望与梦想的汇聚之所，也是国人审美的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养成之地。清初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明朝）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讲的就是这个理儿。京剧自18世纪末兴起，经数代名家千锤百炼，唱念做打舞、腔韵字气声，一招一式无不臻于完美，并以“程式”固化。

正因戏曲是最具人民性的文艺形式，共产党在建政过程中和建政之后都格外重视。1944年，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平剧系当时京剧之别称）演出的《逼上梁山》大为高兴，认为一扫太太小姐统治舞台的旧风气，恢复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真面目。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尤其是京剧，成为毛泽东最重视的艺术形式之一，其关于文艺发展的多次重要批示，着落点均在戏曲（特别是京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长期以来是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当初是1951年毛泽东为刚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所（时任所长为梅兰芳先生）的题词。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两次批示，对当时的文艺工作表示不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而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没有同步形成，文艺领域问题很多，戏曲问题更大，舞台主角依旧是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看不到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历史，看不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看不到工农兵，“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①为此他亲自推动了京剧改革（当时称“京剧革命”），促成了“样板戏”的产生。②其后文革中八亿人民看了十年的八个样板戏，五个是京剧—中国人提那段时间，只说“样板戏的年代”。

这样的时间积淀与政治风云，让京剧在当代语境下的自新成为一次历史的跋涉，也让王瑶的拍摄成为一次与中国艺术温馨悠长的对话。

《京剧》表现出王瑶摄影的一个重要特征：她不是以花样翻新为标准去定义“新事物”，而是更偏爱那种从“旧”中长出来的“新”，这种“新”体现于事件或人物身上，往往是自身有一段曲折得要命的经历，“新”的过程是一次有痛感、有心灵经验的再生。这样的“新”，有人性，有历史感，有文学感。十余年前初遇她的成名作《60岁的舞蹈家重返舞台》，对这点就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再读《当代中国》系列，印象愈加鲜明。

如果说《京剧》指向了文化传承与创新，那么《当代中国》的另一部作品《哈尔滨之春》则指向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国有企业改革，同时深度触及了当代文化的重要命题：日常生活。

自1990年代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大力启动国企改革，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转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受市场经济冲击（同时也有工业发展周期之影响），许多国企破产，工人下岗生活艰难。纪录片《铁西区》（导演王兵，2003）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大雪覆盖着了无生气的工业区，高大破败的厂房玻璃全碎，昏暗车间内上班的工人百无聊赖，喝酒抽烟打架爆粗口赌小钱看黄片……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经历着改革的阵痛，也让一向以工业骄傲的东北人困惑不已。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解放前就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工业区，新中国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三分之一落地东北；这儿不仅有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最大的油田、最大的汽车厂……，还是“鞍钢宪法”、“铁人精神”的发源地，为共和国做出重大贡献。可以说，东北工业基地从日本占领、苏联援建到独立自强的历史，凝结着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史。2003年，中央正式出台“振兴东北”的决策，使东北工业再展雄风，社会发展也日新月异—《哈尔滨之春》正是对应着这一艰辛的转变。王瑶选择东北大国企的代表、建厂于1951年的哈尔滨电机厂作为拍摄基地，她避开高度自动化的车间，也回避了一般工业报道摄影将工人肖像或劳动作为重点的拍摄方式；镜头循着历史感的指引，越过质感强烈的工件和具体的劳动场景，指向工业史的人文内涵：埋头工作的工人与他的工厂的关系（老师傅专注的态度和斑白的头发可以想见他对工厂的感情），如此辉煌历史的企业与它的国家的关系，这个国家与她的理想的关系，这个理想与她的人民的关系—这正是东北工业基地建立、发展、波折、振兴背后的历史意蕴。这组工业照片磅礴大气、优美自由，“影像所呈现的构图、色调和光影，美得让人屏气，美得让人叹息”（李从军：《当代中国》总序），完美呼应了这种潜于深处的历史意蕴。

京剧之四 王瑶 摄这样的摄影，超越了单纯的记录，成为一种照亮。

在《哈尔滨之春》中，市民的日常生活占了突出篇幅，显而易见，在“当代中国”的宏大主题下，王瑶要给日常生活一次演主角的机会。新中国长时间提倡抓革命促生产，日常生活搞极简主义，大跃进时有地方甚至提倡“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这哪儿还谈得上生活啊？记得1958年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访问中国，他看到的问题之一便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哪里去了？”1954年访问苏联时他已发现同样问题：苏联工人穿着工装，脸上带着油泥，在车间休息时跳跳舞，而不是像西欧人那样梳妆打扮再上场。③在西方的摄影视野中，社会主义国家大致是没有日常生活的。新中国前30年，日常生活的单调内在呼应着严格的政治纪律与窘迫的经济现实，国人习以为常。改革开放之初，当爱美的姑娘去割双眼皮、教堂重启大门倾听教徒的忏悔、青年人在冰场上忘情地旋转，摄影家刘香成正是从日常生活的变化，捕捉到中国变革的信息。当代摄影实践对日常生活频频触及，但失之于观念化，偏向于强调人的孤独与疏离。唯有吕楠，他的《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超越细节堆积，深度挖掘了人类劳动的意义和日常生活的美感，被誉为“日常生活的史诗”。中国摄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日常生活仍然期待深度探索。

在西方，“日常生活”作为一个重要命题进入当代文化视野，首先来自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法国）、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 1929-，匈牙利）等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哲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反思。在哲学惯常思维中，思想和创新才是最重要的，是所谓的人的本质；重复、单调、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被定义为无关紧要，是皮毛和表象，被长期遮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阴影中。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当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等著作中对日常生活做了深度分析，他指出，日常生活具有自身的重要性，是独立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第三平台，是人的本能欲望的汇聚之地；当代社会的快节奏和细分工，造就了“单向度的人”，是日常生活对之补救；马克思所谓“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日常生活场域内最终完成。列斐伏尔更进一步指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控制已从早前的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并通过媒体、广告控制日常生活，对于社会批判者（知识分子、艺术家等）来说，日常生活是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的新天地。由此，日常生活成为与景观社会、消费社会、仿真社会等相提并论的话题。

王瑶突出日常生活，追求的不是照片哲学化，也不是艺术化，而是拓展了一个新的维度：让摄影如哲学思考一样，揭示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度关联，以之考量人的自由状态。《哈尔滨之春》通过丰富多彩的哈尔滨味儿的日常生活—松花江边的健身族、集体入水的冬泳队员、天鹅雕像下的游戏、索菲亚大教堂前的婚纱秀、拎着几根哈红肠的行走……呈现出北国名城的独特风韵和工业基地振兴带来的生命活力。在这儿，“哈尔滨之春”既是现实的，也是一个精神意象。日常生活让宏大叙事归于简单的真理：社会发展的使命就是让生活更为美好；社会文化变革的节点，很多时候正在于日常生活的崛起。

家园·秘鲁 王瑶 摄过去十年，王瑶从一名出色的摄影记者成长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但她的勤奋平和一如往昔。协会的不少同事都见过她放假时拎着摄影包急匆匆地赶往机场的样子，现在看到了结结实实的成果：《当代中国》系列都是她牺牲五一、十一、春节假期完成的！从北京到四川，从东北到海南，从内蒙古沙漠到安徽宣城和天津老街……她看到了辉煌的成就和厚重的历史，更没有回避艰辛的生活，表现出一种鲁迅先生倡导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现实主义勇气；她没有奉承这个时代。她深知，一个古老国家的转型，一个吃过大苦的民族的复兴，不会是一台轻歌曼舞的晚会，只能是一次艰难的起飞。

《当代中国》之外，王瑶的另一部精彩作品《家园》，则是她在美国、伊朗、摩洛哥、古巴、朝鲜、意大利等国学习、工作、访问之余所得，表现出把瞬间、叙事与影像的优美平衡融为一体的杰出能力，与《当代中国》系列一起，构成高度国际化、具有“记者—艺术家”（reporter-artist）时代特征的力作。“记者—艺术家”这个概念由法国著名图片编辑、摄影评论家、VU图片社创建人克里斯蒂安·考约尔（Christian Caujolle）提出，用来描述1990年代之后国际报道摄影的转向：摄影记者不仅要拍得快，还要拍得优美；他（她）既是报道者，又是艺术家；塞巴斯蒂奥 · 萨尔加多（S. Salgado）、詹姆斯·纳切威( J. Natchwey)等都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2005年，在编辑世界新闻摄影比赛50周年纪念特辑《1955年以来的报道摄影语境》（Things as They Are: Photojournalism in Context Since 1955）时，他正式将这一概念作为报道摄影的分期特征来使用，成为指称高水平当代报道（纪实）摄影的关键词。

“与祖国和人民相守，记录她，讴歌她，无疑是生命一种至高的价值追求”，在《当代中国》总序中，李从军先生如此写到。王瑶的作品让人们强烈感受到这种追求，感受到一名摄影家对国家、对时代、对摄影的责任和情怀。未来的人们将为这种责任和情怀感动，通过这些作品，他们看见曾经的生活，历史呈现出自己的样貌。

家园·以色列 王瑶 摄注释：

①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88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批示全文是：“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②参阅陈晋：《毛泽东与京剧改革》,《党史天地》杂志，1997年第6 期。

③苏联社会个人生活极为缺乏，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详见《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 · 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卡蒂埃-布列松1954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刚刚去世一年，他见证了这一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