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创作中，电视编导和历史研究者（顾问），谁应该是主动的一方？应该是谁推动另一方向前走？这个似乎不言而喻、只有一解的问题，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传媒环境和学术环境下，有了多种可能性和解决方案。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杭州电视台创作了《烽火钱江桥》，首次尝试了一种历史纪录片的新模式，就是以解密特定历史事件为目标，来推动历史研究者对抗战历史事件进行专项挖掘和电视表现。这是一种颠覆传统方式中研究者与电视编导的主次关系、反客为主的创作模式，也对传统专题型纪录片和纪实型纪录片进行了新的诠释。
一、对专题片与纪录片的重新观照
在我国电视界，电视纪录片一般被分为专题片和纪录片，或者说是专题型纪录片和纪实型纪录片，而在欧美则统称为纪录片。这两者在美学思想、叙事形态和镜语方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专题片注重主题先行，综合地运用各种电视元素论证事实，叙事形态更多的是“现在完成时”，镜头上较多地运用蒙太奇手法来阐述主题。
纪录片则注重记录生活现实，发现生活之美，叙事形态更多的是“现在进行时”，多运用长镜头、实时记录的手法来记录反映主题。①
历史题材电视片大都以专题片形式出现，编导根据创作主题，搜集相关的文字、图像等资料，找到该主题内容的研究专家进行采访、实地拍摄，以电视的形式把历史呈现给观众。
在这个过程中，编导依据的是历史资料和专家研究结果，对主题进行深化和细化，对内容进行取舍和重组。因此，编导的工作类似于“厨师”，主要根据现有的菜蔬原料，进行配菜、烹制。
这种创作模式是基于历史题材内容在学界都已研究完成且有定论的，是以专家和编导已知，而观众未知的形式呈现。
现实题材纪录片则反映的大多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通过对事实的选取和记录、组合来反映主题，拍摄对象的活动也都是正在进行中的，呈现在摄像机画面中的下一秒钟内容，编导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或不可控的，而只能根据故事的走向来确定片子的最终结构，这种不确定性对创作者有着很大的挑战和诱惑，它也是这类纪录片的魅力所在。
是根据既成的史实来编织故事，还是根据现实情节来记录故事？这本来是泾渭分明的专题片和纪录片手法，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时常发生交集或者混搭，因为在某些题材中，有很多历史真相尚属未知，没有人把它挖掘出来，这时就需要编导不仅用电视手法再现历史面貌，还要去主动挖掘历史的真相。
二、特定的题材引发新模式
杭州电视台选择的抗战中炸钱塘江大桥的事件，是杭州抗战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此前已有很多相关的纪录片，因此编导希望这次在介绍炸桥时，着重挖掘抗战期间另外的一次炸桥，这就是历史上记载极少的1945年初的第二次炸桥。
此次编导邀请了两位历史学教授来加盟创作队伍，他们既作为节目的历史顾问，又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着手挖掘“第二次炸桥”这一历史事件，去搞清楚历史真相、过程、人物、细节等，并且以他们两人的挖掘研究过程去串联起整个节目，使得历史真相在寻找中逐渐展开，这样就使得片子有了很强的纪实性，形成了该片特有的现在进行时态、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魅力。
三、编导和学者的不同视角
虽然同是反映历史，编导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观察角度和关注重点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历史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比如在抗战史研究中，学者感兴趣的是“浙赣战役”、“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和事件，或者是某些重要人物如蒋介石、史迪威等，希望去研究这些事件和人物对中国抗战带来的影响等，并以此作为选题，整体的立意高、容量大、开掘面广，更容易得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解决一些历史上的未解之谜，比如搞清楚一座桥在当时是如何被炸的，关注普通人在抗战时期的命运，研究他们在战争中的生存状况，则往往由于题材局限性大、影响面小、典型性弱，很难成为目前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兴趣点和选题的重点。
1945年“钱塘江大桥二度被炸”这一事件，在国内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纪录片编导当然比历史学者有更大的动力，期望能解开其中之谜，去揭示这些史实细节和相关人物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纪录片编导来组织和推动历史研究者，去不断挖掘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四、强势媒体推动悬疑揭秘
类似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运作形式，在国际上也并不鲜见，如美国的探索发现频道，就多次运用商业化运作，去推动他们感兴趣的历史事件的发掘和报道。
2003年，美国探索发现频道播出的《再现埃及王后—纳芙蒂蒂》，是一部精采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片中，考古学家从博物馆里发现一把埃及木乃伊的头发，并追踪到头发的发现地—埃及帝王谷洞窟里三个不知名的木乃伊，最终推测木乃伊中很可能就有埃及王后纳芙蒂蒂。
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考古纪录片播出后，产生了轰动性的收视效果。从节目后半段我们可以看到，也正是在美国探索发现频道的资金支持和影响力推动下，一批世界顶尖的考古学者组成研究小组，对那个木乃伊进行了探测，大型扫描仪器被骆驼队伍运到了埃及帝王谷狭小的墓室里，专家们对这个木乃伊进行了扫描检测，对照历史文献后，最终得出了结论：这个木乃伊就是3000多年前的埃及王后纳芙蒂蒂，解开了这个从节目一开始就提出的谜团。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这种揭秘类型的历史纪录片就是在强势媒体的推动下，在考古人员的挖掘研究中全面展开的，媒体得到了第一手电视素材，考古人员也由此获得了极高的曝光度和知名度，这是双赢的结果。
在这次《烽火钱江桥》的创作中，两位历史学教授对钱塘江大桥的第二次被炸在专业层面上进行了挖掘，从浙江的地方文史资料、国家档案馆、台湾国史馆以及网络等渠道找到了大量详实的资料，全面掌握了这次炸桥的人物、过程、历史背景等内容，使得这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有了一个独家、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五、历史题材的“非上帝视角”
历史学者实地实时介入并推进纪录片的创作进程，也给历史题材电视片带来了创作构架上的新手法，即可以用第一人称的“非上帝视角”来观照历史事件，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来推进节目的进展。
传统历史类纪录片的叙事大多采用的是“上帝视角”，这种叙述方式对于整个节目的结构和谋篇布局、素材资料的调动和历史资料的运用极为便利，但在现场感和带入感上则会比较弱，会让观众有时间和空间都相对遥远的距离感。
而“非上帝视角”的叙述方式，较多用于纪实型纪录片创作，着重于表现纪录片编导自身对所反映事件的“未知”状态，也就是用“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去展现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
《烽火钱江桥》的整个节目中，编导设置了历史和现实两条主线，来对整个节目进行逐步推进。
其中，历史主线是以抗战历史的时间进程为线索，涉及了从卢沟桥事件、淞沪抗战、日军进杭、中国军队炸桥、日军修桥、中国军队再次策划实施炸桥计划的过程，时间跨度上从粗到细，从年、月、日最后细化到炸桥那天的晚上，以小时、分钟为计量的单位。
现实主线则是两位学者的寻访挖掘过程，摄像机始终跟随着学者的行为，叙述着他们所看到和获取的东西，从课题研究开始，到档案馆查茅以升的回忆录，从中发现了第二次炸桥的记载，然后找到上海铁路局档案馆，从历史文献和网络信息查到了这次炸桥参与者的回忆录，去浙江缙云、萧山、安徽歙县等地实地调查，逐渐展开了这次炸桥的具体细节。
在整个结构中，两条线互相穿插、互为显隐。前期是以历史主线为主，当展示了“第一次炸桥”后，研究者的现实线逐渐占据了主导，之后，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分别在两条线中延伸，提出悬疑，诠释悬疑，互为印证，共同推动了事件的发展，使得整个节目进程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在这种由电视台发起推动历史研究的模式中，纪录片创作已不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在实际推动着事件本身的进展，来同步展示事件；摄像机不仅是记录者，更是报道事件的深度介入者和推进者；纪录片导演不仅在执导着纪录片的摄制过程，也在导演着这一历史事件的挖掘过程，担负着历史记录者和研究推动者的双重角色。
注释：
①梁林梅、李忠信：电视专题片与纪录片之异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8年第5期，第39-40页。
（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责编：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