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从韩国MBC引进版权推出的歌唱真人秀节目，由洪涛团队打造，节目每期邀请7位已经成名的歌手进行竞赛，并在之后陆续推出了踢馆制与补位制等全新赛制。《我是歌手》第一季自2013年首次播出后，就引起了热烈讨论。其新型的“明星变草根”的选拔方式、高水准的音乐制作与多元化的节目传播模式赢得了良好的播出效果。在《中国好声音》、《声动亚洲》、《激情唱响》等草根选秀类音乐节目热播的当下，《我是歌手》作为一档新型的音乐节目，带动了一种全新的综艺发展模式。到目前为止，《我是歌手》已成功举办了4季，在彰显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该节目的成功与不足，来对同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一、创新性传播模式的运用
1.主体：明星变草根
湖南卫视作为国内综艺节目的先行者，带动了“快男”、“超女”的火爆一时，在2005年《超级女声》声名大噪后，一众草根选秀类综艺节目紧随其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而《我是歌手》大胆地将参赛主体换成明星群体，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明星群体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有固定的粉丝群体，这也决定了节目在开播之初就拥有了数量庞大的观众基础。其次，明星的晋级与淘汰会引起更加热烈的讨论，而不会像普通的草根类选秀节目那样容易被人遗忘，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节目的热度，当热度维持1-2周后，下一个明星又被淘汰，从而使得节目自开播以来就有一浪接一浪的收视热潮与话题热度。
2.客体：赛制的转变与创新
作为一档竞技类音乐节目，明星的去留如何决定，是节目模式所面临的重大瓶颈。在以往的草根类选秀节目中，晋级往往由专业评委或手机平台投票这两种方式决定，而《我是歌手》对此则做出了全新的举措—结果完全由500位大众评审决定。首先，参赛明星的专业水准已经很高，专业评委若拥有“决定权”便难以服众，所以节目组只将专业评委的点评在节目中穿插播出，而不作为最终的决定；其次，明星拥有较为固定的粉丝群体，如果采用大众手机平台投票的方式则有失公允，从而降低了节目的专业性，所以节目组每期都邀请500位大众评审，在保证数量的同时又不至于为节目组带来太大的计票工作量，而每期7位明星演唱完毕后接受观众投票，这种“现场Live show”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节目的公平与公正。明星与评审之间的互动是直接的，从而保证了传播的有效性与及时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明星”身份对评审结果的影响。
3.后期：平行蒙太奇剪辑方式
学者祁林在《电视文化的观念》一书中指出，“若想有更加宏大的叙事，就必须将不同时空的画面组接在一起，让观众用自己的思维使这些画面直接产生意义，从而完成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叙事过程”。①《我是歌手》就创新性地将各位歌手赛前的准备通过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录制展现给了大众，让大众在节目之外对歌手的生活产生联想，想了解“节目之外”的明星们是什么样。“节目对歌手各个环节准备阶段的超密度剪辑，真实记录了他们最原生态的情绪反应，打破了以往选秀节目的单一叙事模式。《我是歌手》当中平行蒙太奇画面的应用让观众能够同时看到7位歌手的即时动态，将一些出人意料的画面予以多线索交叉展现，更增强了节目的紧凑感与视觉冲击力。”②
二、多元化传播策略的综合展现
1.怀旧与创新
2012年暑期的《中国好声音》将草根音乐选秀推上了巅峰，而《我是歌手》却独辟蹊径走了“专业”路线，请来参赛的歌手多是老牌实力歌手。第一季的12位歌手分别是：羽泉、黄绮珊、沙宝亮、尚雯婕、齐秦、陈明、黄贯中、杨宗纬、林志炫、周晓鸥、辛晓琪与彭佳慧。可以看出，歌手阵容的专业性毋庸置疑，当彭佳慧演唱经典曲目《走在红毯那一天》时，便激起了许多观众的“怀旧情怀”。音乐伴随着人成长，也承载着人们成长的记忆，当老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映射到记忆中时，现场的许多观众不禁泪流满面。《我是歌手》运用了音乐的媒介性，在一个特殊的媒介语境下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而除了怀旧之外，《我是歌手》还拥有着专业的音乐团队，对歌曲进行了各种风格与类型的改编，令人耳目一新。第三季的歌手胡彦斌更是被称为“音乐魔术师”，他所带来的《你的背包》、《味道》等改编歌曲，不但引发了“老歌新唱”的热潮，也为音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对热爱音乐的普通观众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歌手》不仅仅是为了博大众一笑，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传播性能，对国内音乐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电视媒介作为“传递资讯、提供娱乐”的主要传播手段，已经融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而《我是歌手》作为一档高水准的音乐节目，已自动承担起了“传承文化”的责任，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大众的音乐审美能力。
从第二季开始，《我是歌手》逐渐吸纳了音乐的新生代力量，如第二季的邓紫棋、周笔畅，第三季的张靓颖、黄丽玲，更有韩国《我是歌手》“歌王”郑淳元的加入，为节目提供了更多的看点与可能性。《我是歌手》尽可能地扩大节目受众，没有限定传播的指向性，通过对老牌歌手、新生代歌手、国外优秀歌手的纳入，将观众群体覆盖到了各个年龄层，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节目的广泛传播。
2.新媒体支持
据悉，2013年《我是歌手》首播就夺得了收视率1.06，份额6.07%的好成绩，在同时段节目中位居第一，同时在湖南卫视全天、晚间和黄金档收视均排名第一。而在接下来的节目进程中，收视率更是一路高升，如此稳定的收视率背后，除了节目制作的精良外，新媒体的支持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每一期的《我是歌手》节目在微博、论坛与搜索引擎中都会成为热点话题，歌手与节目的关注度也在一路飙升，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具体来说，首先，每期的微博话题量都超过了百万次，各行各业人士都来发表对节目的看法，其中以赞赏居多。其次，在各个网络播放器的音乐排行榜中，歌手改编的新曲都名列前茅。例如在第四季的比赛中，歌手徐佳莹改编的来自宋冬野的《莉莉安》、来自张惠妹的《相爱后动物感伤》等歌曲，都长期“霸占”了QQ音乐下载排行榜的前列。
《我是歌手》紧随时代的潮流，运用新媒体传播媒介，将自己的节目理念在网络平台上广泛推广，从而成为了大众的焦点。新媒体传播媒介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等特点，而其即时性与共享性无疑为节目的造势提供了理想平台。
三、传播机构的理想与现实隐忧
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成员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其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③换言之，观众尤其是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往往会选择最能满足其心理需求的音乐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激昂的“大歌”更能煽动观众情绪，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下，大多数媒介都认同“受众即市场”这一基本观点，在媒介与受众双向互动的时代，电视节目都倾力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诉求，而音乐作为主观能动性很强的情感载体，在迎合观众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改变其本来的性质。对于受众情感的满足与音乐理想的坚守，不但是节目组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一位参赛歌手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今，《我是歌手》已经成功举办了4季，邀请了数十位歌坛老牌唱将与颇具实力的歌坛新秀，“参赛歌手资源稀缺”这个问题开始逐渐的扩大化，合适的人选愈来愈少，而愿意参赛的歌手理念与节目组的制作理念也常常会发生摩擦与碰撞。节目该如何可持续发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是眼下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此外，节目的大热必然伴随着各种利益链的复杂化，在利益的考量下，音乐是否会继续作为一种单纯的情感载体与传播媒介，将真诚的歌声带给受众？在种种现实的隐忧下，《我是歌手》要走的路还很长。
注释：
①祁林：《电视文化的观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②李琦、陈倩怡：我是歌手的传播学解读，《传媒观察》，2013年第8期，第13页。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学院艺术学院/责编：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