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电视综艺节目的平民化趋势
2015年12月2日，台湾著名电视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在进行了最后一场录像后，打开了两年来从没对外开放的摄影棚，供媒体采访留念，并于2016年1月14日播出最后一集后停播。至此，这档风靡两岸三地的电视谈话类综艺节目宣告寿终正寝。它的停播标志着与之相似的《鲁豫有约》、《艺术人生》等电视访谈类综艺节目时代的谢幕，也代表了我国电视观众从“看电视”到“参与节目”的需求嬗变。
《康熙来了》原名为《奇怪十点钟》，后来分别取两位主持人姓名的第二个字改为《康熙来了》，节目以两位主持人对明星嘉宾的访谈为主，嬉笑逗侃，活泼轻松，不少当红艺人以能够成为该节目嘉宾为荣，甚至连马英九、吕秀莲等政治人物也曾选择参加这档节目的录制以博取人气，节目受欢迎之程度，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更早面世的香港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鲁豫有约》虽然没有走到停播的地步，仍在使用安徽卫视的平台继续播出，却也已经是江河日下，与当年的无限风光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代表最具权威性的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则已经走过巅峰，少人问津。各家电视机构纷纷改弦易辙，投向新的形式和平台。
在笔者看来，上面所谈到的三档综艺访谈节目堪称电视综艺访谈时期华人节目之翘楚，尤其以《康熙来了》为典型。从节目制作方面来看，它没有明显的硬伤，而其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显得更富有行业潮涌的特征，殊少旁支缘由的干扰。以实验者的用语调侃一句，就是样本比较清洁。那么我们就以这个节目为例来略作分析。
以往，我们认为，电视娱乐节目的勃兴完全是受众不断提升和电视制作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即从早年间限于技术条件，唱歌、游戏、竞赛、戏剧等单一娱乐要素各自为战的节目呈现形式向游戏、竞赛、猜谜、益智、短剧等各种因素混合与拼盘式的电视娱乐节目形态转变。①但我们一直忽略社会文化更迭以及社会人文需求的变化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的影响。以《康熙来了》为代表的名人综艺访谈之所以取得成功，源自观众对于“名人”的猎奇。在《康熙来了》的节目中，各路红人（包括政坛明星）纷至沓来、放下身段、供人娱乐，嬉笑之间，观众假借主持人之力，与这些平日地位悬殊的名人仿佛有了交流的可能，不必仰头观望，可以满足一点好奇心。而如今，从硬件上看，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摄制技术的进步，摄制的门槛降低，周期缩短，传输便捷，大范围监控式的节目摄制已经成为可能。从社会心理需求上看，全球电视市场进入了一个“秀自己”的时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追求个性与“存在感”到了钜细靡遗的地步。电视观众已经不满足于通过别人进行沟通交流，特别是与“明星”们的交流，而希望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让自己就成为所谓的“明星”，“娱乐秀”更成为几乎是唯一的表现自我的渠道，这就诞生了平民化的真人秀一类的节目。
真人秀泛指由电视节目制作者制定规则，由社会成员以普通人身份参与，并全程录制播出，从而获得商业性收益的电视节目。真人秀是一种貌似“平等”的“竞争游戏”，在这种游戏里，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似乎被边缘化了，参与者回归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纵情才艺，或者完成任务。特别是在“完成任务型”的真人秀节目中，社会各阶层宛如褪去外衣、剥去面具。参与者们回到童年嬉戏的状态，原本的社会阶层也似乎在此坍塌，迎来一个短暂、虚幻、人造的“平等”的小型社会。从本质上来说，电视文化中的平民主义精神才是“快乐”得以产生的基础。②在这些节目里，明星不再被当作“明星”来对待，而是被当作“平民”对待，既满足了观众的窥私欲，也满足了“平民”的“平等心”，虽然他们每个人获得的酬劳远远高于普通人，这也是他们“放下身份”抛头露脸的回报。如此看来，需要借他人之口来旁述过去式故事的综艺访谈怎么能如自己亲眼看着即时进行中的这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特殊平民”的生活玩乐来得真切、细腻、痛快呢。因此，电视明星类真人秀淘汰一部分明星综艺访谈节目不但是节目拓展、进化的需要，更是社会平民文化发展的需要。在这个事实上无法一起“愉快地玩耍”的阶级社会里，“艺术的社会作用是通过人的意识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的，艺术先影响人们的意识而后影响实际社会生活”。③真人秀的兴起不仅仅表现在作为大型节目的电视台里，也表现在作为“微型节目”的自媒体网络传播中，它们集中表达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倾诉、表现的欲望，并且，这往往是一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尚未成功实现的诉求。在这些真人秀节目中，“营养”显然不如以往的综艺访谈，但它却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窥私与视觉快感，以及心理层面的极大满足。而这一切，是《康熙来了》等节目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它们逐渐被平民化的真人秀节目取代也不足为奇了。
以湖北电视台制作的明星户外探险真人秀节目《一起出发》为例，节目以“寻宝探秘”为主题，不能免俗地以明星为看点，邀请了当红明星李易峰跨界出任制片人，知名网络小说作者南派三叔担任节目策划并全程友情出演。在节目中，这些已经具备知名度的参与者和打算通过节目提高知名度的演艺新人一起旅行、穿越、竞技、闯关，既有风光，又有历险，观众很容易在观看的过程中将自己代入到他们的任务中去，仿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个节目中，游戏是否真的好玩已经退居其次，参与并“友好”地与“明星朋友”共同经历成为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这种情感体验指向的娱乐内涵可以追溯到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作为一种在社会关系中的与身份、认同等相关的复杂的情感体验。④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策划就会缺少独特性，与其它电视台的明星真人秀没有区分度，《一起出发》设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由高颜值新人组成的“兄弟团”固定班底，由他们对每次任务进行评判、评选，在他们指点每一次旅程是否精彩的同时，观众仿佛也获得了指点江山的快感。何况，这几位“兄弟团”成员非常“养眼”，不太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他们是刚开始奋斗的艺人，还没有达到最大收视群体“眼熟”的境地，距离真正的普通人如此之近，以至于观众愿意忽略他们也是正在努力脱离“普通人”身份的演艺新人的身份。这些“美少年”为电视观众带来的“心理需求”是卓有成效的。节目播出不过一年，就获得了“中国电视满意度博雅榜”的“卫星频道娱乐类栏目十强”。奖项不能说明节目质量真的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但对于创新那么“一点点”的尝试无疑是一种肯定。这“一点点”的尝试证明，离开全明星阵容和大规模海选的模式，走少量明星带队的“伪平民化”道路，也是可以成功的，这类真人秀节目正是代表了娱乐电视节目发展的平民化趋势。
其实，作为大众消费产品的电视节目天生就具有平民化的色彩。从事新闻工作的电视人从来都知道要在镜头上“平等”对待达官贵人以及“平民百姓”的道理，以至于拥有了一个雅号“无冕之王”。只不过，随着电视业门槛的降低，这种色彩变得更加浓郁、更加强烈了。在这个“看别人不如看自己”的个性化时代，精英文化在大众传媒的娱乐场里走向式微，迈向另一个小众化、封闭化的平台，而作为大众的电视观众势必“将娱乐进行到底”，以实现自我意识的彻底释放。在这一点上，电视综艺节目的媚俗、浅层次化也日益凸显，使未成年人习惯于接受从而放弃了思考和追问本质的思维能力，电视的形象化倾向会诱导青少年用“看”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习惯于生理感官上浅层次的满足，而排斥精神层面上深层次的思考。⑤这也是电视节目在抛弃“文化精英”们对内容进行“反刍”、读解、引导，把现象直接放到公众面前提供“赤裸裸的阅览”的后果。尽管如此，随着由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对称以及现代政治文明带来的社会进步的不断延伸，电视节目平民化是大势所趋，无论是依托于常规电视机构还是新兴的媒体平台进行播出，它的制作方式将钟情于越来越趋向把电视本体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注释：
①段鹏：《社会化的狂欢—台湾电视娱乐节目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②郑欣：《平民偶像崇拜—电视选秀节目的传播社会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③孙朝阳：电视记录时代的脉搏，《南方都市报》（网络版），1999年5月27日。
④殷乐：《电视娱乐：传播形态及社会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⑤胡申生：《当代电视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作者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总编室/责编：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