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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康·财智》记者 刘源隆

《小八路》创作于1976年，并于1983年荣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由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曾经·永远——孙滋溪艺术展”于2016年4月6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启幕。展览是“2016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也是“中国美术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作品系列展”的首展，展览后，主办方还举行了“孙滋溪艺术研讨会”。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美术馆还是美院、美协，对于这次展览都极为重视。

说起孙滋溪，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油画家中的一员，可是大部分普通民众对于“孙滋溪”这个名字感觉是陌生的。在他之前的一批画家，如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王式廓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泰斗级人物，和他同一批的詹建俊、闻立鹏、侯一民、靳尚谊等画家的名气也比他要响亮得多。可是当提起孙滋溪的代表画作《小八路》、《当代英雄》、《天安门前》、《母亲》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发出恍然大悟般的长叹。

孙滋溪就是这样一个画家，深居简出、低调朴素，而他的作品影响深刻、广为流传。

《小八路》

《小八路》创作于1976年，并于1983年荣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经《人民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后编入了中小学美术和语文课本，成了几代人的记忆。

全国政协委员、国画家王成喜说：“在这幅作品中，他巧妙地描绘了小八路顽强地担水过门，人小水桶大，被门坎磕住，招致了房东大娘会心的怜爱，这种动人情节的精心描绘，孙滋溪在后来创作的总结中称之为‘形象之核’。由于这类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孙滋溪亲身体验的生活，所以这个‘形象之核’被他运用得十分得体和自如，看不到强致和造作的痕迹。”

1941年的一天，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黄县山村的一座古庙里，人们正叽叽喳喳地围着看新来的小学老师教书。这位老师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满脸稚气，头上的灰布军帽，是唯一可以识别他是“公家人”的标志。人们不大相信这位小得和学生分不出高矮来的老师的教学能力，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位以善画闻名乡里，当过儿童团长的小老师的教书特点，是他在黑板上连说带写带画，画得往往比写得还多。正因为他把形象和概念同时注入到孩子们的心灵里，所以教学效果很好。

这位小老师就是孙滋溪。孙滋溪1929年3月生于山东龙口一个农民家庭。1927—1929年正赶上山东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爆发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张学良放弃抵抗，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并于1932年登陆青岛……孙滋溪没有经历过幸福的童年，战火始终在他的家乡燃烧。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年，时年9岁的孙滋溪跟着参加了八路军的哥哥、姐姐一起加入了“抗日民族少年先锋队”，正式踏上革命的道路。他当过儿童团长、游击队小勤务员，他特别喜欢别人叫他“小八路”。

日本投降那年，孙滋溪被选送“抗大”山东一分校，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并于第二年入党，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八路”。解放战争期间，他跟随部队曾先后参加过“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两广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等。

“我从小喜欢画画，小时候常光着屁股，拿着木棍、石子在地上画。6岁时我开始画《小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故事，那会儿画得很稚嫩。”虽然16岁就扛着枪打日本鬼子，干革命，但是孙滋溪心里明白他最趁手的武器还是画笔，虽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但是从小内心对于绘画质朴的热爱却从未减淡。

1947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宣教干事的孙滋溪画了一幅漫画，题目叫《蒋介石的宝座》。画中蒋介石的座椅是用三颗炸弹支撑的，这三颗炸弹上分别写着“军事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寓意蒋介石的宝座坐不稳了。作品寄到当时的东北画报社，不久就刊登了，这给了孙滋溪极大的鼓励。

很快他被调到纵队政治宣传队任政治指导员，他再接再厉，又根据战地故事创作了连环画《一个大鸡蛋》，也被刊发在了《东北画报》上。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孙滋溪看来，是他的起步期。虽然是简单的漫画、连环画，但是一起步就从创作入手，而且题材源于生活，他的美术天赋不得不令人信服。1952年，孙滋溪被调往中南军区“战士读物社”任美术组长，从事编辑工作，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一些素描、插画和连环画作品。

石版画《小八路》成稿于1976年，但孙滋溪对它的构思始于60年代初。当时，孙滋溪想画一套表现部队“小鬼”生活的组画。先完成了一幅《同学》后，不料接连的政治运动和十年动乱把孙滋溪的计划冲垮了，70年代中期，从农场下放回来后，他才重新拾起画笔，继续创作。

“在农场下放劳动期间，我看到军民关系不像战争年代那样亲密，很是感慨！更激起了我对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怀念，这是我决定画《小八路》的重要原因。我想通过这幅画来赞美战争年代军民间那种令人怀念的鱼水之情，赞美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赞美人民战士的子弟兵本色，赞美小战士的顽强性格和透过这性格洋溢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也是孙滋溪军旅题材作品的一大特点。在这些作品中，没有出现过敌人，没有出现过战争的怖骇，有的只是人性的温暖。

《天安门前》

《天安门前》创作于1964年，在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之际，被列为“中国革命峥嵘岁月八十年十部红色美术经典”第三位，和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冯法祀的《刘胡兰》并称为“油画三大经典”。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孙滋溪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干部，被授予大尉军衔，本来他可以享受着军队较高的待遇仍旧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不满足了，他“画痴”般地决定在绘画道路上继续深造。

“我当时只想抓紧学习的机会，尽量充实自己。”孙滋溪对于待遇、荣誉看得很淡，而对于他痴迷的绘画却执着不已。而正是这个决定，让中国的画坛诞生了一位重量级的画家。1955年秋，他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调干班。

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创作院副院长、工笔画家林凡回忆：“当他的那些佩戴着金色肩章的战友们望着这位本该是领取一百多元薪俸的大尉，竟穿着旧军衣，瑟缩在学生集体宿舍里，靠着二十几元的菲薄的助学金，过着清贫的生活在进修时，真感到无从索解！但在艺术上奋力进取的孙滋溪，却安之若素，一往无前。”

孙滋溪的班上，学生的年龄都偏大，都具有一定创作实践，但是基本功相对差一点。他还记得，王式廓给他们上创作课时，对他们很尊重，以“同志”相称。孙滋溪在画《牧童参军》时，在几次观摩中没有得到认可，王式廓认为他画的只是表象，没有体现出事物的本质。后来他反复修改，逐步得到了王式廓的认可，认为他的画开始富有了诗意。“这幅画的构图我花了很多心思，对后来创作《小八路》、《同学》有直接的影响。”

1958年毕业后的孙滋溪因为成绩优异，留校在美院附中任教，并担任教研组长，后又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60年代，孙滋溪被选派到苏联留学，但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留学计划被取消。孙滋溪对此很遗憾，但是学校又派他跟随罗工柳读在职研究生，又让他很是兴奋。“虽然时间短，不到一年，但我在油画用色技巧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我的素描造型能力也显著增强。”

孙滋溪通过刻苦学习，终于迎来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当代英雄》、《山呼海啸》、《同学》、《天安门前》，无论是构思的深度和画面构成的形式感，都达到了全新的境界。从1964年起，孙滋溪的作品参加了历届全国美展，得到了作为画家的至高殊荣。

20世纪60年代初，孙滋溪一家搬进南池子南街的公安部宿舍大院，家离天安门很近，经常去天安门广场散步，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手提行囊，排着长队等着摄影师拍张纪念照，在那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人们兴奋、紧张、又开心的情绪深深地感动了孙滋溪。“我理解人们到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下留影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体验，我第一次到北京时还在部队当指导员，来解放军总政治部报到，参加‘中国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的布展工作，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和战友到天安门前留影。”因此，《天安门前》这一题材，在孙滋溪的心里生了根。

油画《天安门前-五十年代》，1964年。“1963年春天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通讯，报道一个东北的林业工人渴望到天安门门前照相，但是却没有机会来，就把自己的照片寄到天安门摄影服务部，请摄影服务部在照片上加洗一个天安门的背景，我看了报道很受感动，画画的愿望更强烈了。”

油画《天安门前》在1964年完成，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新世纪之初，年过花甲的孙滋溪，在京郊昌平有了自己的画室，以前想画大画没地方，还要借房子，这时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孙滋溪的创作激情像熔岩一样向外流淌，他决定延续创作《天安门前》合影的主题。纪念碑式的永恒画面，很自然地有感而生，想法是再完成两幅作品，《天安门前》由三幅系列作品组合而成。

美术馆收藏的第一幅刻画的是上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的农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第二幅展现70年代“文革”期间，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画面核心人物，他们在离别北京，告别家，出征北大荒插队前，一起到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第三幅是90年代，主体是一组生动朴实强悍的农民工组合，后面一组描绘了远道而来的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另一组是国外旅游团。几组群体人物只有在中国那个时代所特有，刻画了改革开放后，我们祖国正在融入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国际交流的新时代。

三幅画描绘的时代跨越近半个世纪，想表现的深邃内涵用三句短语就全部涵盖其中，“时已变迁，人也换代，但景色依旧”。虽然三幅画面表现的时代不同，但开心，兴奋与自信，始终是画面所要传递给观者的信息。

《母亲》

八十年代初创作的油画《母亲》是孙滋溪先生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1981年，应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之邀，我为大型文献纪录片《先驱者之歌》画了两幅表现赵云霄烈士在狱中给婴儿写遗书的银幕素描，我的油画《母亲》就是在这两幅银幕素描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孙滋溪回忆说道。

赵云霄同志20年代投入革命，与丈夫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在长沙从事革命斗争，双双被捕，先后英勇就义。赵云霄因身怀有孕，缓期赴刑。半年后她生下一女，孩子满月时她就被杀害了。临刑前两天，她给女儿“启明”用血泪写下了一封遗书，当时她只有23岁。

读完遗书后，孙滋溪深受感动，他很快画出：烈士身带刑具，怀抱婴儿，伏身膝上，吃力地写着，泪洒在纸上。画完，总觉得这个形象难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感动人的力量。经过反复、痛苦的思索，他又把思路集中在烈士诀别时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的情景上，要以赵云霄为生活依据，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典型：既是一位坚贞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慈爱的母亲。要在这幅画里表现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精神，但又不想重复那些常见的刑场就义的画面；要在画面里表现母爱，而且是特定时代内容和阶级内容的母爱；不但要表现“胜利是由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常见的主题，而且要揭示“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这个更深刻的主题；要用画面的悲剧效果打动观众，又要人们在悲痛中看到未来和希望。

将这样完美的构思体现到纸上，就是构图。好的构图能最恰当地体现艺术构思、最充分地展示视觉形象并具有形式美感。对于《母亲》的构图，孙滋溪反复推敲，主人翁是坐着还是站着？全身还是半身？正面还是侧面？以及人物周围空间的大小，画幅的横竖，画面上是否出现敌人等，他都经过多次的试验、对比，还做出泥塑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

最后，他采用“删繁就简”的方法，突出了烈士喂婴儿吃奶的情景，删去了原来画在四周的敌人，只用母亲身上的镣铐和背后的铁窗来作为反面形象和险恶环境的标志。把母亲画得顶天立地，站在中央。创作过程中，孙滋溪对烈士的遗书反反复复读了千百次，越读越被它感动。一个念头产生了：为什么不让看我画的人，也像我自己一样，同时读到这封信呢？对，就这样！可是，这信用什么形式出现呢？抄写在画面之中吗？不行！那一大篇文字，必将破坏画面的完整。

油画《母亲》，1981年。斟酌再三，孙滋溪将遗书一劈为二，分置画面两旁，使之在构图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那歪歪斜斜的字迹，仿佛是烈士那激烈跳动的心波；那时轻时重的点划，仿佛是烈士滴滴晶莹的泪花；那时浓时淡的墨色，仿佛是烈士鲜血浸染的痕迹。烈士血泪凝成的遗书本身，不正是一个动人的艺术形象吗？林凡对此评论说：“孙滋溪在这幅画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语言，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形象，最大限度地发现了自我！”

1981年《红旗》杂志刊登了这幅杰作，收到了大量读者的来信，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到：这幅画让他们看哭了。画家周宗岱观画后，将这幅画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做比较，写下评论：“圣母”其实就是人类理想之中的至善至美的母亲，这是幸福的母亲，是理当如此的母亲。可是，现实世界的母亲，都如此幸福吗？孙滋溪的《母亲》叙说着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

看看信，又看看画；看看画，再看看信，信和画面交相为用，撕去了时间空间的隔膜，混同了现实与艺术的界限，使我们不知不觉进入那阴暗的牢房，听见那婴儿轻微的吮乳声，看见那年轻的母亲一颗又一颗泪珠，滚过面颊，滴到胸前，滴到婴儿脸上。

《母亲》是孙滋溪艺术的巅峰，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停步。2000年后，年逾古稀的孙滋溪相继创作《鼓浪屿》、《牧羊女》等多幅探索不同形式的画作。近两年，孙滋溪患上了肾脏衰竭，身体每况愈下，直到今年他盼到了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实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在美术馆开展之前，他还强打精神，让家人准备好衣服，说是要参加开幕式。他的女儿孙路告诉记者：“就在开幕式前两天，父亲又突然因为肺部感染引起发烧，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也因此他未能出现在开幕现场。

这是孙滋溪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我的平辈甚至我的后辈，都有很多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办过展览，来的人比孙先生这次展览多得多；甚至开展时我都进不来，因为外面全是车。”孙滋溪的学生、中央美院教授孙景波在发言时数度哽咽，“当前艺术评论界对孙滋溪艺术成就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学术界的悲哀。”

就在记者即将截稿之时，6月1日早上，孙先生的儿子孙飞发来消息：孙先生于前一日晚在医院去世了。他说，父亲一生低调平和，淡泊名利，“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展，也把作品捐给了国家，父亲已经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他很平静地离开了。”

责编：刘彦华